刘亚楼给开国少将“送礼”，少将心安理得地收下，一句话都不说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被授衔上将，担任空军首任司令员，而熊伯涛只是少将，担任公安部队副参谋长，两人的地位有一定差距。

可是，有一天，刘亚楼却诚心诚意地派人给熊伯涛“送礼”——送去两瓶茅台酒。然而，面对“首长”送礼，熊伯涛表现得非常淡定，心安理得地收下了礼物，却没任何表示，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

按说，即使刘亚楼不是首长，给熊伯涛送礼，从人情世故上说，难道熊伯涛不该有所表示吗？至少应该道个谢吧！那么，熊伯涛为何没表示？堂堂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又为何要给熊伯涛送礼？

刘亚楼，福建武平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丧母，父亲无力抚养，只好把他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

刘德香对刘亚楼很好，见刘亚楼聪明伶俐，宁可委屈自己的亲生孩子，也要节衣缩食送刘亚楼读书。

就这样，在刘德香的关照下，刘亚楼成长、成才，后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并在学校校长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亚楼1929年参加红军，在队伍中，他有一个人所不及的优点，那就是胆大心细。胆大，作战勇猛；心细，善于捕捉战机，随机应变，所以刘亚楼常打胜仗，屡建奇功，体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

由于战功突出，刘亚楼的职务也越来越高，很快便升任红军王牌部队首长。

刚参加红军时，刘亚楼不过是个班长，1933年，此时距刘亚楼参加红军不过4年时间，他便已升任红二师政委。

红二师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两大主力师之一（另一个是红一师），堪称红军战斗力最强悍的师，是长征途中开山辟路的前卫部队。

刘亚楼担任红二师政委时，有一位特殊的搭档，他就是熊伯涛。

熊伯涛，湖北武汉黄陂区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比刘亚楼还早三年。

不过，虽然党内资历很高，但熊伯涛的革命生涯有些曲折，所以他红军时期的资历不如刘亚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熊伯涛一度与组织上失去联系，后进入冯玉祥部创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冯玉祥部当兵，任副连长。

虽然已经在冯部站稳脚跟，但熊伯涛并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熊伯涛最终还是联系上了党组织，并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冯部秘密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

1931年，熊伯涛跟随部队发动宁都起义，正式参加红军，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14军41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虽然起步线不是很高，但熊伯涛进步很快，起义的第二年，1932年6月，他便已升任红8军第3师参谋长，1933年更是担任红二师参谋长，与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成为搭档。

在与刘亚楼搭档期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直接影响到了熊伯涛的进步，这也正是刘亚楼建国后给熊伯涛“送礼”的原因。

一次，熊伯涛和一位战友聊到了冯玉祥。寻常聊天而已，熊伯涛也就畅所欲言，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位战友误会曲解了他的意思，事后向刘亚楼反映，说熊伯涛立场不坚定，对冯玉祥心存幻想。

当时正值长征时期，敌我斗争最激烈、最严峻的时刻，加上熊伯涛又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刘亚楼一刻也不敢疏忽，马上与师内商议此事，并向上级反映。

最后，上级对熊伯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开除党籍，并将他降为教导营军事教员。

虽然遭受不公，但难能可贵的是，熊伯涛并没有满腹牢骚，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虽然很委屈，也很伤心，但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组织，相信事情会有澄清的一天，一如既往地忠诚革命事业。

组织上没有辜负熊伯涛的信任。

抗战时期，组织上经过慎重地调查与研究，认为当初对熊伯涛的处分是错误的，因此恢复了他的党籍。

然而，党籍可以恢复，熊伯涛当初遭遇不公，所造成的革命事业上的损失，却是难以弥补了。

从红二师参谋长直接降为教导营教员，这是很严重的降职处理，必然影响到熊伯涛后来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次错误的降职处分，凭熊伯涛的资历，55年被授衔中将，也不是没有可能。

熊伯涛被错误处分，刘亚楼肯定有一定责任，所以他一直对熊伯涛心存歉意。建国后，送给熊伯涛两瓶茅台，就是向他道歉。

熊伯涛当然知道刘亚楼的用意，可是，他该说什么才好呢？千言万语，都在行动之中——默默收下礼物。熊伯涛能收下礼物，说明他已经对往事释怀。

两位开国将军，一位敢于正视错误，一位心胸宽广，大肚能容，两瓶茅台酒便化解了当年的嫌隙，这也不失为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