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中的民俗事象英译策略 ——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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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为英国伦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Meta、Translation Studies等学术期刊审稿人。研究领域有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等。出版专著、译著各2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
姚伟，硕士，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与传播；金倩，硕士，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与传播。
摘 要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前后，记载了北魏都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地理、历史、民俗文化信息，尤其佛教文化的兴衰，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书现有两个英译本，均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南北朝史专家王伊同的译本更为准确可靠，因而2007年被中华书局引进，作为《洛阳伽蓝记》标准英译本收入“大中华文库”出版。目前国内对《洛阳伽蓝记》英译本的研究基本上阙如。本文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重点考察王伊同对书中民俗事象——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王译本总体上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试图尽量保留和传递原作中的民俗文化意蕴，对中国民俗文化对外译介及传播具有启示意义。
据有关学者考证，《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前后，作者是北魏抚军司马杨衒之（生卒年不详）。该书记载了北魏建都洛阳40年间佛寺的兴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价值于一身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美此书“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转引自华振红 2001：18）。美籍华裔学者、南北朝史专家王伊同（1980：325）也指出：“北朝典籍，其仅存至今者，可屈指数，而《水经注》及《伽蓝记》称翘首。”该书除却记载古都洛阳的佛寺及佛教文化的兴衰，还包含丰富的民俗事象，颇受海外学者的关注，但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我国典籍对民俗事象多有记载，且大多纷繁复杂，因而对译者构成不小的挑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民俗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党争胜（2015）考察了《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针对民俗文化词语采取的翻译手法，提出应以“简释性增补”为翻译原则。《洛阳伽蓝记》现有两个英译本，但有关研究基本上阙如。目前中国知网上只有一篇期刊文章，金倩、姚伟（2016）结合方志学知识考察了王伊同英译本，初步探讨了我国古代方志的英译策略。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见对“民俗”的记载，但系统化、理论化的民俗研究起源于西方。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W. J. Thoms）首创“folklore”一词（汉译为“民俗”），“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种现象的一门学问”（钟敬文 2010：4）。英国民俗学家柏恩（C. S. Burne）将其定义为“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于较先进民族无文字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转引自黄永林、韩成艳 2011：107）。我国学者钟敬文（2010：3）将“民俗”宽泛定义为“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民俗事象”被定义为“关于生产、生活、文娱、制度、信仰等方面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总称，亦可表示单一的民俗活动”（张紫晨 1991：178）。
本文以《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英译本（简称“王译本”）为中心，对原作中的民俗事象进行考察分类，并以“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为分析工具，分析王译本处理民俗事象的手法。
《洛阳伽蓝记》大量涉及古都洛阳及周边地区的民俗事象，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民间信仰及巫术、组织、社会制度等。王伊同（1980：326）评价此书“诚善于从俗矣”，并在《译者序》中指出作者“对地方民俗也颇为重视”（Wang 1984：xiv）。美国学者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作者在该书中“最喜欢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尤其是佛教文化”。英国汉学家、翻译家詹纳尔（Jenner 1981：131）也指出，该书记载了洛阳丰富的“世俗文学文化和中国民间宗教”。一位书评作者也认为，该书“糅入了大量的中国及佛教民俗和传说（Leung 1985：103）。另一位评论人具体指出，该书记录了大量佛教仪式和迷信，涵盖建筑样式、饮食习惯、民俗等（Holmgren 1985：118）。我国学者曹虹（2007：17）指出，该书中“具有民俗史史料价值的内容可谓俯拾即是”。《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因而也可归入民俗文化类典籍。
《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民俗事象纷繁复杂，有必要进行归类整理。钟敬文（2010：6）把民俗事象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并阐明了各类民俗事象的基本特征。笔者发现，这种分类法大致上覆盖了《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大多数民俗事象。以下依据钟敬文（2010）列出四类民俗事象的定义，并举出书中若干实例：
（1）物质民俗，指人民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带有模式性的活动，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等，如“漏刻”、“骑驴酒”、“合欢”、“里坊”、“花药”等。
（2）社会民俗，指人们特定条件下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岁时节日和民间娱乐习俗等，如“太子”、“白服”、“挽歌”、“龙舟”、“六斋”、“击鼓”等。
（3）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艺术等，如“洛神”、“追福”、“鬼乡”、“咒语”、“吉凶”、“方术”、“阴阳”、“桃人”等。
（4）语言民俗，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民俗语言指在一个民族或地区中流行的具有特定含义、反复出现的套语（如俗语、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指由人民集体创作和流传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说唱等，如“人皆贵远贱近”、“白马甜榴，一实值牛”、“二韭一十八”、“三三橫，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等。
20世纪60年代，詹纳尔在杰出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 Hawkes）的指导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洛阳伽蓝记》，其博士论文第2部分即为全书的英译。这篇论文后经修订，于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追忆洛阳：杨衒之与失落的古都》，《洛阳伽蓝记》英译编入书中第2部分。1978年，王伊同在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的资助下，着手翻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 2006：135），终于在1984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重版的汉英对照版，即杨衒之 2007）。王伊同1914年生于江苏江阴，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留学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被公认为南北朝史专家（参见沈俊鸿 2012）。
这两种译本出版时间仅相隔3年，但翻译质量和风格却颇为不同。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詹纳尔的译文质量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译本中有相当数量的误读和缺陷”，“詹纳尔时常采用缩写、重组等压缩式翻译的手法”，“因而译文失去了很多原作的味道”。美国汉学家鲍菊隐（J. M. Boltz）指出，王译本“注释细致”，“总体上比詹纳尔的译本更倾向于直译，但笨拙的译文和有问题的注释却不多”，因此“这两个译本是互补的”（Boltz 1986：411-412）。曹虹（2007：21）也指出，詹纳尔译本仅仅“施以简注”，而王译本对书中的专有名词“除了音译、意译，并附加中文以便对照”，且“注释也详于詹纳尔的译本”，还吸取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在传递原书结构与意蕴上也更趋精细”。以下举例说明两者在翻译质量和风格上的差异。
原文：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杨衒之 2007：14）
詹译：South again was the Imperial Academy whose hall contained a picture of Confucius flanked by Yen Yuan asking about goodness and Tzu-lu inquiring about government.（Jenner 1981: 147）
王译：South of the Si-tu fu was 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 (Guo-zi xue-tang), which contained [three] statues -- Confucius in the center, flanked on one side by Yan-yuan [514-483 B.C., 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551-479 B.C.], inquir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good-heartedness, and on the other side by Zi-lu [543-480 B.C., another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asking about government.（Yang 2007：15）
由上例可见，与詹译本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译本有注重音译法、注释力求细致详尽、译文力求完整精确三个特点，如把“司徒府”音译为“Si-tu fu”，把“国子学”意译为“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回译：“贵族子弟学堂”），并辅以音译“Guo-zi xue-tang”；对颜渊和子路的身份即“孔子爱徒”（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生卒年加注说明，充分顾及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力。王伊同（Wang 1984: xiv）在“译者序”中指出，他在翻译《洛阳伽蓝记》时充分汲取了陈寅恪、范祥雍、周祖谟、周一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助于确保译文的准确。例如，鉴于南北朝时期文庙供奉的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画像，把“孔丘像”准确译为“statue”，而詹译“a picture of Confucius”则为误译。鲍菊隐（Boltz 1986：412）指出，王译本是在“参考了当时译者能找到的所有的《洛阳伽蓝记》评注版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译文准确性远胜詹译本。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 Brook）也认为，王译本“细致严密，令人钦佩，其体现的译者的学术水平可与作者比肩”，“尽管它也有局限性”，如“偶尔出现误读误译”，但因其“细致详尽的注释”，王译本应被视为《洛阳伽蓝记》的“标准英译本”；詹纳尔注重的是“历史问题”，王伊同关注的则是“文本本身及其语言的问题”，因此詹译本“对南北朝史研究者更有用”，王译本“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可或缺”（Brook 1985：835-836）。一位匿名评论人也认为，王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所做的“详尽无遗的细致研究，必将成为《洛阳伽蓝记》的一项权威研究”（Anonymous 1986：165）。
综上，与“施以简注”、译文不很充分准确的詹译本相比，王译本是用于考察民俗文化英译的更准确可靠的译本。本文重点分析王译本中的民俗事象翻译策略。
归化、异化是译者用于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基本翻译策略，也是一种常用的文化翻译分析工具。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一文中提出，翻译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第一种方法被称为“alienating”（异化），第二种被称为“naturalizing”（归化）。施莱尔马赫承认两者各有优劣，但他推崇的是异化译法，并且指出译者“必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然后从一而终地走到底”（转引自Lefevere 1977：74）。美国学者韦努蒂进一步阐明了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这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充分于外国文本”，因此译者要么选用归化译法，即“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centric），让外国文本顺从于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把作者带到家里来”；要么采用异化译法，即“抱着偏离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deviant），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压力，把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表达出来，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 1995：20）。韦努蒂（Venuti 1995：20-21）进而指出：“长期以来，英美文化被提倡流畅译文的归化翻译理论所主导”，而“异化翻译力图抑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因此在今天是一种很可取的翻译方法，是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文化干预的一种策略。”
韦努蒂提倡的“阻抗式”异化翻译是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提出的，有着他自己的文化意图，即利用异化翻译去抵抗他所谓的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Venuti 1995：20）。然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目的和翻译动机，未必认同韦努蒂的文化意图，也即未必就会选择异化翻译的道路从一而终地走到底。再者，这两种翻译策略其实各有利弊：归化翻译降低了译本传播的阻力，却抹掉了原作的异域情调；异化翻译保留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却降低了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作传播受阻。汪宝荣如此阐明两者存在的一种“互补共生”关系：
归化与异化翻译途径迥异，手段不同，译本效果各有利弊，难分高下，因而在翻译过程和产品（译本）中两者总是而且也应该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确保译本的高品质；译者在同一译本中可能偏重一种翻译策略，但绝非“从一而终”，而是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所谓“互补”（complementarity），是指这两种译法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以收扬长避短之效；所谓“共生”（symbiosis），是指它们互为依存，互利互惠，犹如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利益相关，休戚与共。（汪宝荣2004：40）
本文把归化、异化概念用作译文分析工具，即是以这种“互补共生”的辩证观为原则。以下基于若干实例具体分析王译本对四类民俗事象采用的翻译策略。
（一）物质民俗
物质民俗往往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一般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而构成翻译难题。从表1可见，王伊同在处理物质民俗词语时倾向于异化翻译，即采取音译辅以文内简注的办法，如将“漏刻”、“骑驴酒”、“乌头门”、“步挽车”分别音译为“lou-ke”、“Qi-lǘ jiu”、“Wu-tou Gate”和“bu-wan”，以便保留民俗文化的原汁原味，接着用文内简注解释民俗事象的指示意义，如将“骑驴酒”和“步挽车”分别注释为“Donkey-riding wine”（一种骑在驴背上喝的酒）和“vehicle drawn manually”（一种手拉车），以便为缺乏背景知识的英语读者扫清认知道路上的障碍。此外，针对相对重要的民俗词汇，译者往往提供详尽的文外注释（尾注），如在“乌头门”译文后注明其形状为“with towers on each side”（门的两侧有高耸的立柱），其高度为“Its height varied from eight to twenty-two Chinese feet”（8—22市尺不等）（Yang 2007：308）。然而，王伊同并非不加区别、“从一而终”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如他对表1中的“香袋”、“花药”和“悬鼓击之以罢市”就采取了意译法。再者，从译者把“市尺”替换为“英尺”的实例看，王译并不排斥对归化法的运用。
（二）社会民俗
* 严格说来，六斋是制度民俗，但鉴于北魏时期佛教盛行、全民信佛，也可归入节日民俗事象。
从以上实例可见，王伊同在翻译社会民俗词汇时倾向于交替运用异化（音译或直译加注）和归化手法：如一方面直译或意译“九流百氏”、“白服”和“击鼓”，并用括号内音译（如“jiu-liu-bai-shi”）或简注（如“as an expression of sadness”）为读者进一步解释民俗事象，另一方面也采用归化法，如把佛教斋戒仪式“六斋”归化翻译为“six Fasts”。查《网上词源词典》（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fast）可知，“fast”出自古英语词“fæsten”，本义为“尤指（但不一定出于宗教义务）自愿戒饮、戒食或戒食某些食物”，可见王译实为归化翻译。“六斋”又称“六斋日”，佛教认为农历每月有六日是“恶日”，信教者应持斋修福。王译在归化之余，仍不忘为英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文内简注：“Monthly Great”向译本读者解释了这种斋戒仪式颇为“隆重”，且“每月均需进行”。不过，从本文考察的社会民俗实例看，王译本总体上仍倾向于能保留原作原汁原味的异化翻译。
（三）精神民俗
从表3可见，王伊同在处理精神民俗事象时也倾向于采取异化为主、意译或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例如，他对“桃枝”、“画卵雕薪”采用了意译法，但“桃枝”还辅以文内注释尾注，指出其在中国民间巫术中的迷信功能是“驱鬼避邪”。在处理“洛神”（神话传说中洛水的女神，据传为伏羲之女，“称宓妃，因渡水淹死，成为水神”[夏征农 1999：1391]）时将“洛河”直译（即异化翻译）为“the Luo River”，却把“神”归化翻译为“god”（西方文化中的“god”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并不完全对等），从而生成一个归化、异化杂合的译文。再者，译者把“阴阳”音译为“yin and yang”，然后提供文内注释——“指宇宙中的两种相生相克的力量，中国社会的结构、观念、体系乃至文化均根源于此”，以此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这个复杂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些译例再次表明，王译总体上倾向于异化翻译，但绝非“从一而终”、有系统地为之，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包括英语中有无大体上对应的词汇（如“神”译为“god”），意译后的译文能否达意（如“画卵”译作“painted eggs”），灵活变通地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此外，从译者为“桃枝”和“阴阳”提供的注释看，王译本确实具有“注释细致严密”的特点。
（四）语言民俗
王伊同（1980：326）指出：“《伽蓝记》载隐语，此即后世所谓谜也，唯六朝最盛行。” 可见书中收录了不少谜语、民谣、民间故事。王伊同重视保留语言民俗的固有体例，如在翻译洛阳当地的隐语“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时，采用四行的形式，并在前两句用“thrice”和“twice”押尾韵，再现了谜语中“纵”与“钟”押尾韵的审美效果。又如，他翻译的民俗流行语“不畏张飞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保留了原句的对仗体例（或谓骈体），不仅形式优美，而且读来琅琅上口。译者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忠实保留和再现原作的文学魅力。卜正民（Brook 1985：835）认为，《洛阳伽蓝记》是一部“有着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另一位评论者也指出，该书“多用骈文写成，文辞典雅”，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文学杰构”（Leung 1985：103）。译者的文化保留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阿侬”的处理上：先将其音译为“A-nong”，再加注说明这是“吴方言”称呼语。
王伊同在翻译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事象时采用的手法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倾向于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他采用的异化翻译手法以音译、音译加注、直译和直译加注居多。王译倾向于为重要的或需为英文读者补充解释的民俗文化词汇提供文内注释或文外注释，且注释大多细致详尽，可谓该译本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王译并不排斥对意译、归化法的运用，因而也体现出灵活变通地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特点。这印证了本文强调的归化、异化在翻译实践中实为“互补共生”的辩证关系这一核心观点。王伊同针对民俗事象词汇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既保证了译文的充分性和学术性，也兼顾了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有利于《洛阳伽蓝记》以及中国民俗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洛阳伽蓝记》包含丰富的民俗事象，对译者构成一大挑战。就学术性、充分性和可靠性而言，王译本比詹纳尔译本更为成功，这与他采用的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王译本为中国民俗文化外译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资仿效的范例。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学者对民俗文化翻译的更多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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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语言与翻译》2017年第3期（8月15日出版）。本公号版在原文基础上略有更新和修润。
网络编辑 / 郭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