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风光在险峰 ——访摄影家孙成毅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无限风光在险峰
— 访摄影家孙成毅
摄影/孙成毅 采访/阳丽君
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毕业于汕头大学医学院，你是怎么走上摄影之路的呢?
孙成毅(以下简称孙):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77届。当时，我正在东莞东城街道(原名附城公社)插队做知青。恢复高考后，我回到自己原来的中学补习、考试。达到分数线后就可以报志愿了，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报，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最后，汕头大学医学院录取了我。那时我在农村已经干了几年，能够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所以说我的志愿并不是要去做医生，当时最大的愿望其实是要考上大学。
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摄影，会拍一些风景、花卉这类比较唯美的东西。因为当时我是在汕头读书，就加入了蔡焕松老师的汕头青年摄影学会和汕头市摄影家协会。当时，汕头很多摄影师都还在拍黑白，我就已经开始用彩色胶卷了，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拍彩色的人还不多，占了这个优势，所以经常有作品入选当地的摄影展览。那时候，学校宿舍与汕头日报社只隔了一堵墙，所以就经常去报社的摄影部玩，借用他们的暗房，自己冲印照片。汕头有个公元感光材料厂，那时候相纸是论斤卖的，好像是一两块钱一斤，很便宜。汕头市文化馆的陈树荣老师也有暗房，经常会让我免费使用。
大二的时候，我们家举家搬到了深圳。当时深圳摄影家学会会长何煌友在全国很有名，他不仅与港、澳、台的摄影界建立了联系，做了很多大型摄影活动，还举办了全国性摄影赛事，甚至自筹资金建起了全国第一栋摄影大厦。因为对他的崇拜，我寒暑假回深圳的时候就以摄影发烧友的身份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跟着搞创作。当年举办深圳十青年摄影展览，我是其中一个，这对当时还没毕业的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阳:你后来一直在文化馆从事摄影专职工作。
孙:最初回深圳的时候，我是分配在罗湖区卫生防疫站工作，大概一年多后，我从卫生防疫站调到罗湖区文化馆，从事摄影相关工作。当时，深圳市只有一个罗湖区，一个宝安县，深圳市内都叫罗湖区。罗湖区文化馆有相机有暗房，觉得文化馆的工作挺好，就萌生了改行的念头。当时，卫生局局长说每年分配到卫生局的医学本科生本身就很少，坚决不同意。为此，我还特意找到了我们的区委书记，他看我调动的意念坚决，就亲自给卫生局局长打电话，我这才调到文化馆，一干就干到了退休，干了一辈子。
1984年，第十三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征稿的时候，深圳市摄影学会组织投稿，当时，我的投稿作品拿了铜牌奖。当时的投稿作品叫《蓝天的诗行》，在画面上方，一片很纯的蓝天上飘着一丝白云，下方是很漂亮的一个脚手架剪影，画面中的人物很小很小，很干净很简洁很诗情画意，把热火朝天的工地拍得很唯美。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国展就拿大奖，觉得自己运气很好。之后，第十四届至十八届国展，只要我投稿，作品都能入选，当时就觉得搞摄影很有趣，也不是很难。有了这份激励，我就彻底投入到摄影创作中。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阳:20世纪80年代深圳摄影是非常活跃的。
孙:是的。1987年，深圳摄影学会发起了“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全国很多摄影人都投稿。深圳的摄影人在全国各类摄影比赛中频频拿奖。此外，深圳摄影学会还做了一件在中国摄影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那就是创办了《现代摄影》杂志。创刊者有5位，分别是苗小康、伍时雄，刘学文、黄志平(香港)和我。后来，苗小康在贵州参加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的时候结识了李媚，于是邀请她到深圳当《现代摄影》杂志的执行主编，她把杂志做得非常有影响力。当时，摄影类的专业杂志很少，可以说，《现代摄影》同深圳的改革开放一样，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狂欢的年代，加之摄影在当时还属于一张白纸，而摄影人对前沿、最新的摄影信息又有着强烈的需求。可以说，《现代摄影》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兴起的，开创了摄影发展的一个新局面，在当时中国摄影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现在很多国内的摄影大咖在当时都是这本杂志的撰稿人或投稿者。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我觉得西藏特殊的人文景观和苍茫的地理景观特别吸引我
阳:你后期的作品转向了西部风光，已经看不到沙龙摄影的影子，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孙: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摄影受香港沙龙摄影影响很大。当时，我们会参加很多香港的摄影沙龙比赛，深圳也借鉴这种模式，搞月赛、搞年赛、参加国际摄影沙龙，这种气氛在广东尤为热烈，大家也都喜欢。
沙龙摄影是我接触摄影的初步阶段，之后，我也在不自觉地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拍摄方向和路径。1987年，我跟随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组织的创作团第一次去西藏，待了一个月，从此迷上了西藏。我觉得西藏特殊的人文景观和苍茫的地理景观特别吸引我，之后便每年都去。后来，我就把西藏作为我比较重要的创作选题，并于2002年在关山月美术馆做了一个纯粹的风光展览—西藏风光，并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展览同名画册。因为我当时用的是6×17的胶片，因此，便选择用超宽开本去展现这些作品，从设计到排版，画册都是我自己一手完成的，展开将近一米的大开本画册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出版没几年就脱销了，这说明很多人喜欢西藏，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是较早一批去西藏拍摄，并把西藏风光向外界展示的。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阳:1997年，你在中国美术馆做了”阿里神韵“摄影展，当时去阿里的人应该很少。
孙:是的。1987年，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我就想去阿里。但是，那时候阿里是荒原，没有补给，没有汽油，什么都没有。你要去，得租两辆车，一辆四驱越野车，后面还得有一辆专门负责拉汽油装备的大卡车，费用大概要8万块钱。那时候，8万块钱可以在深圳买一套别墅了，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直到1995年，我才有了一个去阿里的机会。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叫张超音，他在兰州政府里租了一台车，很便宜，约我和兰州的另一个人去阿里，我觉得这简直太棒了，终于可以圆我的阿里之梦了。他们从兰州开车到新疆的叶城，我直接飞到叶城跟他们会合。就这样，三个人，一部车，我们从新疆新藏公路进入了阿里。没有补给车，我们沿途就用军区的油票在兵站加油;没有餐馆，我们就自带大米、腊肠、炊具，用汽油喷枪高压锅来煮;没有招待所，我们就在兵站借宿或者直接自己扎营，一待就是一个多月。那年，我38岁，差点把命丢在阿里。
阿里回来后，朱宪民老师看了我的照片说:这么棒的片子应该搞个展览。于是，1997年5月，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在中国美术馆完成了我的个展—阿里神韵。从前期找材料到亲自装裱，最终在美术馆展出大约40幅，两三米的巨幅作品效果还是很震撼的。当时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的外地摄影家屈指可数，展览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之后，这组作品还在柯达公司的赞助下做成巨幅照片，成为关山月美术馆的年度资助项目。关山月美术馆用了首层全部四个展厅做我的展览，全部都是彩色巨幅照片。最大的一幅为10米×3米。关山月美术馆柴馆长对我说:如此巨大的照片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阳:你怎么看待沙龙摄影?你拍西部风光的时候，是不是也曾有意识避免沙龙摄影对你的影响?
孙:一个人的风格形成其实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此外，并不是沙龙摄影就不好，中国的摄影师几乎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当然，中国的摄影师很多，摄影类别也很多，我只能是分享一些我的拍摄经历，陈述我这几年走过的一些路，就我们这些拍风光的摄影师做一些浅表的探讨。
其实我拍摄的选题也是很多的，比如世界遗产，因为拍风光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接触很多自然遗产，拍得量大了，就很容易把它归纳成自己的一个选题。我在深圳、广州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做过“世界遗产在中国”的展览，我也拍中国的客家民居的专题。中国的西部风光是一早就涉猎的。你只要拍得多了，就会有意识地把它变成自己的选题，然后慢慢进行归纳整理，并不断地去丰富它、完善它，最终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呈现它，这就是我们摄影师最大的愿望。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阳:你拿金像奖的作品是西藏风光吗?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以喜马拉雅为选题进行拍摄的呢?
孙:准确地说是西部风光，以西藏为主，因为我主要以拍风光为主。第四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奖的时候，我就拿了个提名奖。因此，就想着下一届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第五届投稿的时候因为没人通知，差点误了报名。结果很意外，第二次投稿就获了金像奖。所以，我觉得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
以喜马拉雅为选题进行拍摄应该是获了金像奖以后。之前去了那么多次西藏拍了许多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山，我就想要把喜马拉雅全部10座超过8000米的雪山作为系列都拍下来，所以，就有意识地去走这个山脉。2000年以后，我每年去西藏、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就是为了去拍摄这个雪山系列。每次去都是徒步，有时候一个人去，有时候也会约一些朋友，每次大概是将十几天作为一个周期。尼泊尔的徒步线路沿途有村庄、小客栈，每次都是到大本营扎营，基本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相比之下，西藏的徒步线路就艰苦多了。
2013年，当我完成喜马拉雅10座高峰系列以后，又决定去拍另外一座大山系—喀喇昆仑山脉。因为全球共14座8000米以上的山脉，除了喜马拉雅的10座，还有4座在喀喇昆仑，其中包括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原来我想都不敢想走喀喇昆仑的，因为它的整条徒步线路在冰川里面，纯粹是个无人区，难度也更大，因此，我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去筹备。
喀喇昆仑 孙成毅 摄
阳:为此，你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整体拍摄情况如何?
孙:首先，我跟巴基斯坦的探险公司商讨了我的拍摄计划，完善签证，预约办理，在不断的沟通中完成了这些工作，最终，在2015年完成了喀喇昆仑之旅。
在拍摄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总共去了7个人，每一个摄影师都配有一个摄影助理，也就是向导，以防出现有人掉到冰川里面或者出现迷路的情况。进山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大约20人的探险队来协助我们。但即使我们尽可能地做了保护工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高原反应、感冒、受伤的状况，甚至我还崴了脚。
不过，相比那种特别危险的线路，我们选择的路线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一些。因为，我们不是登山家，我们是摄影家，我们的目的是拍摄，而不是登顶。所以，我们走的是一条拍摄的线路。其中，海拔最高的时候是6000多米。拍雪山冰峰，你不能离得太近，离得太近会拍不到主峰，所以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本次徒步探险之旅完成乔戈里峰、布洛阿特峰、迦舒布鲁姆1峰和迦舒布鲁姆2峰4座8000米级的高峰拍摄。最终完成了拍摄全球14座8000米高峰的终极目标。
珠峰东坡的措学仁玛 孙成毅 摄
阳:拍雪山你都会带些什么器材?
孙:早期我用的是胶片拍摄，用林哈夫4×5和6×17相机，后来，因为胶片在雪山不方便拍摄就改用数码了。这两年用的是飞思数码相机，去年去安纳普纳南坡徒步拍摄的时候用的是1亿像素的飞思数码相机。因为我们拍雪山还是力求用这种高数字的影像来表达，会把照片做得很大，为的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震撼感，放小了真的没意思，甚至，我一张图片可以通过接片的方式达到几亿像素。
阳: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你都拍完了，让人佩服!
孙:虽说这个系列我在5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但雪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因此，我还在继续拍摄、完善，去一次始终是不够的。就像珠峰，我去了十几次，有些地方已经从东面拍过了，但我觉得从西面拍可能会更好;有些照片是傍晚时候拍摄的，我觉得可能早上拍会更好一些;有些拍过的地方可能用的是以前的器材，现在有更好的器材了，我会想着再去拍一拍，希望这个系列的完成度可以更高一些。
当然，拍摄雪山对体力也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我自认为我还很年轻，5年之内我还可以再拍一拍。我在尼泊尔珠峰南坡大本营徒步的时候，在客栈里见到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人家，他说他每年都要去大本营前的冰湖里去冬泳，已经连续坚持了十几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现在，14座8000米雪山系列的展览我做了很多次了，但最终还是出一本画册。我觉得完成度不够我还能拍得更好，所以目前还在完善之中。
南极 孙成毅 摄
阳:现在拍雪山的人越来越多，你怎么看待所谓的“西藏热”和“雪山热”?
孙:这个不太好评价，因为每个人的选题、路径、拍摄方法都不一样。选择西藏拍摄，也许有些人一辈子去一次就够了，他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高原;有些人则把西藏作为他一生的终极目标，可能要去几十次才能完成他的专题。此外，专题也分为人文景观、宗教等不同类型，我是拍纯自然的、无人的风景，这是我的拍摄手法和表现路径。每个人的完成度取决于他本身的创作思路、表现手法，大家不尽相同。
当然了，现在这么多人去西藏，跟我们几十年前就开始去西藏拍摄的感受肯定不一样，因为很多东西，尤其是人文景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自然景观不会变，所以，现在拍的雪山跟我们30年前去拍的没有太多的变化，他只能是比我们拍得更好，因为他的器材比我们的更好了，所以，我甚至会鼓励大家一块儿去拍。
阳:随着冰川融化、全球变暖，你觉得西部风光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孙:变化肯定是有的，但不是太大。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光。因为你的拍摄对象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因光线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它吸引
我的地方。风景永远在那个地方，它永远不会变，但它也永远都在变。不变的是它的地理环境与地质结构，不会猛增或者猛减，更也不会猛然倒塌;但是它也永远在变，遮云蔽日或者烈日当空、旭日初升或者日暮西垂，不同时刻，它的呈现都不一样。西藏我去了25次，为什么还想去，就是因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阳光下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总是呈现出不同面貌和景观。过几天我将再次去西藏，用20天时间拍摄丙察察公路。进藏的公路分别有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川藏公路南线和川藏公路北线，还有中尼公路我都走过，唯独云南丙中洛到西藏察隅这条丙察察公路只走了一半。现在要把它拍完，也算是我的全部进藏线路专题的收官之作吧。
南极 孙成毅 摄
阳:你执着地把镜头对准西部风光，你觉得一直坚持拍摄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孙:第一是喜欢，喜欢这种纯自然的东西。见到雪山我就兴奋，对它特别地痴迷，喜欢我才会去拍它嘛。第二是到西藏拍人文、拍宗教的人太多了，我也拍不过他们。我觉得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我喜欢的题材上。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甚至不认为我是有多么崇高艺术取向的艺术家，拍的东西有什么特殊的艺术价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山岳摄影师而已，不需要过分拔高。
每个地方的人文都在随着历史不断变迁，因此，人文摄影作品具有唯一性，反之，自然景观则相对稳定。而且，随着摄影技术的变革和发展，器材也越来越好，因此，作为一个拍摄西部风光的摄影师，我才要更加努力地去拍摄。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选题。比如，拍一座或者只拍西藏的雪山还不够，必须把北坡、南坡拍全，这是有难度的。又如，喜马拉雅的一两座山你能拍得很好，而且可能比我拍得更漂亮，但是你没有按系列去拍，完整、系统地把这个选题做完，那么，作品的分量是不够的。也许，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拍得不是太好，但是我整个系列的呈现是有分量、有深度、有厚度的，可能这也是我这组照片的价值所在吧。
南极 孙成毅 摄
阳:安塞尔·亚当斯对国内很多风光摄影师的影响很大，你觉得你有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吗?
孙:我拍雪山是受安塞尔∙亚当斯和日本的白旗史郎和白川义员影响。受安塞尔∙亚当斯较大是因为中国在早期对他进行的大量介绍，使得他对中国摄影师普遍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早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白旗史郎和白川义员等著名摄影家就开始大量拍摄雪山、冰川，他们的作品对我来说有着非常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日本有一个山岳会，他们有大批拍山岳的摄影师，并很早就进入喜马拉雅、喀喇昆仑这个领域，而且拍得非常棒。他们当中有一些摄影大师早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在世界成名，并办过很多展览、出过大量画册了。
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山岳摄影师并不多。这几年，由于户外运动的兴起，涌现出来很多山岳摄影师。比如，我在2002年拍摄珠峰东坡嘎玛沟一带徒步拍摄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但是现在这条线人满为患了，尤其是五一、国庆期间，营地甚至都找不到扎营的地方。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户外运动和山岳摄影发展得非常快。
南极 孙成毅 摄
阳:作为资深山岳摄影师，你有什么经验分享?
孙:其实，真的不敢说有什么经验，尤其是新一辈的摄影师，他们对数码技术、新景观拍摄的掌握都是我很好的学习榜样，我也经常会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比如，我们以前用胶片拍摄，底片就一张，但现在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可能性变得很宽阔，可以用时间合成、焦点合成，甚至焦点合成根本不需要技术相机，我们以前用4×5的技术相机，通过镜头的移轴俯仰来达到超景深，现在用不同的数码焦段拍摄就可以合成一张全景深的照片了，比如用高感拍摄银河、用天文星轨仪拍摄星空、用无人机探求人类足迹无法到达的地方等等。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在风光摄影里不断探寻、不断继续前行的创作动力。
阳:从你个人角度而言，你觉得风光摄影应该怎么做才会有一些突破或提升?
孙:说实在的，我几乎不关注摄影媒体，甚至摄影相关的报纸、杂志我都不看，因为我关注的是无人的风景，是我的拍摄对象。
突破或提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第一，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比如，风光摄影师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和技术，一般人还真的拍不好;第二，如果风光摄影师要转换自己的拍摄方式，那么就要看摄影师本人所具备的艺术素养，具备摄影的基础技能之后，可以从题材、表现手法、材质等各个环节去寻求突破。突破，就意味着重新做一种新的尝试，去跟一些新奇的、当代的、探索的东西去比拼，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但从主观意愿上来讲，一次性抛弃自己过往几十年的所有积累，我其实还是不愿意。现在很多年轻人拍新风光、新风景，我觉得都挺好。
摄影有很多种表现形式、表现方法，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拍摄特点或者拍摄风格，最终只是怎么评价的问题。年轻摄影师有他独有的探索性，拓展的是表达的可能性，这是特别值得赞赏和鼓励的地方。我估计我们会赶不上他们，因为他们年轻，有闯劲，值得我们多去留意、关注、学习。摄影艺术就是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一辈，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才最重要。
阳:谢谢!
作者简介
*原文刊载于
《中国摄影家》杂志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