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民先治吏

【前言】纵观事物的兴亡，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兴起、发展、高潮、衰败、落幕。

以西汉来看，陈王奋起挥黄钺，秦灭，汉兴，这期间天下沸腾，战争不止，高祖以合伙人制度起于民间，汉朝建立以后，高祖吕后时期一直在在解决合伙人问题，即解决异姓王问题。

权力的接力棒传到了文帝手上，此时天下刚刚从糜烂状态恢复统一没多久，国力虚弱，无为既是有为，只要不去干扰百姓，百姓就能自己发展。

到了景帝时期，同姓王开始做大，开始反噬中央，严重压迫了国力的发展空间，天下复苏而中央汲取不到养分，财政部搞不到钱，这是个问题，所以景帝朝又在解决同姓王问题，最终睢阳一战，重创七国，解决了同姓王问题最关键的一步。

权力传承到武帝手上，顺势就以推恩令解决了同姓诸侯问题，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但此时一直压着的外部问题又开始凸显出来，即匈奴问题。解决匈奴问题要打仗，打仗要钱要资源，要钱要资源就要权力高度集中，因此在武帝朝，集权、搞钱、打匈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因此创造性的迸发出高效的搞钱手段。

紧接着到了宣帝朝，此时，异姓王、同姓王、匈奴问题都已经基本解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所有的强大对手都被踩在脚下，刀光剑影和鼓角争鸣统统远去，在这个时候，社会各阶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空前热烈，治国富民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逢汉宣，汉朝迎来了综合国力的巅峰，史称孝宣中兴。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先治吏，治民先治官，我们来看看汉宣帝是如何治国的。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宣皇帝 地节二年 前68年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

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

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必然。

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

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译文】皇上生长于民间，了解老百姓的艰难困苦。霍光死后，皇上开始亲政，励精图治，每五天就要上朝。

【评注】汉制惯例五日一朝，但上朝很累，很多皇帝并不这么干，比如说汉武帝就经常住在城外的甘露宫，不怎么上朝，政事决于一身，所以五日一朝算是很勤快的

群臣自丞相以下都要各自奏报自己负责的事务，再将他们的解决方案下达有关部门试行，考察验证其效果。

无为而无不为，人主切忌替什么都自己决定，如果什么都自己决定，坏处有很多。

一是不能验证下属的忠奸，什么都自己拍板了看不到下属的态度，容易被附和；

二是不能分辨下属的能力，什么都自己决定，看不到下属的想法，无法评判下属的能力；

三是事必躬亲折寿，诸葛亮了解一下；

四是下属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得不到锻炼。培养不出有能力的下属，容易造成人才断层；

五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人主精力有限，也不可能什么都懂，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六是让属下自己提解决方案，不会损害人主权威，有功领导占大头，有过下属自己背锅。

凡是担任侍中、尚书的官员，有功劳应当升迁的，或有特殊才能的，往往厚加赏赐，甚至赏及他们的子孙，始终不变动他们的职位。对各项朝政大事的决策，周密详备；君臣上下关系融洽，没有人抱着混吃等死的态度办事。

侍中是加官，表示有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的权限，是皇帝的随身参谋，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侍中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宰相的权力；

尚书是处理文书奏章的职位，所有的文书出入都要经过尚书，西汉时期尚书令位低权重，到了隋唐时期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即后世三省六部的尚书省，最高长官尚书令，比如说李世民就曾担任尚书令。

担任侍中、尚书的官员，也有升迁需求，汉宣帝之所以要减少这两个职位的人员流动，是因为这两个职位都是经常跟皇帝打交道的职位，接触的都是国家机密，所以知情人越少越好。

知情人多了，容易泄露国家机密，对皇帝不利，对国家也不利。所以这两个位置一般犯错不会被处理，但一旦被处理，那就是九死一生，因为皇帝要保密，要灭口。

至于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封国丞相等高级地方官，皇上总是亲自召见，详加询问，了解他的抱负和打算，再考察他赴任后的行为，看是否和他当初说的一样，凡是发现言行不一致的，一定要追究原因何在。

作为管理者，一个人能管理的人是有限的，因为精力是有限的，管理在精不再多，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强行管理，容易造成流于形式，沦为表面工作。

在有限的精力下，抓住主要矛盾就显得尤其重要，微操是要不得的，只会因小失大。

皇上常常念叨：“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怨恨政府的人，主要是因为当政者公平清明，立法、司法和执法合乎情理。能和我共建和谐社会的，正是这些高级地方官！”

为官一方，任何一个举动，都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因此地方主官的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政治主官没有选对，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是致命的，造成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同时，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中央政策的第一手受众正是这些官员，如果主政者没有选对，或者选对了而缺乏监督，再好的干部也要变质，再好的制度也要变味。

皇上认为郡太守是治理百姓的关键，如变换频繁则易引起百姓不安；只有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将长期留任，便不会生出蒙蔽欺罔的侥幸心理，这样才能使得他们服从教化，安于本分。

未必是这样，要不要频繁更换政治主官，还是要看政治诉求，以及时代的主要矛盾。

频繁更换主官有利于防止出现地方割据，频繁的调动有利于防止出现地方性利益集团，更有利于中央权力的集中；

而不频繁更换主官则有利于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果惯例是待几年就走，官员为了刷政绩，谋取政治前途，极容易萌生杀鸡取卵的想法，透支地方的发展潜力，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哪管走后一片狼藉，洪水滔天。

所以凡是地方高级官员政绩突出的，皇上总是正式颁布诏书加以勉励，增加他的官阶，俸禄，赏赐黄金，或赐予关内侯爵位；

遇有公卿职位有空缺的，则按照他们平时所受到奖励的先后、多少，依次挑选补任。因此，汉朝的良吏，在这时最盛，史称孝宣中兴。

治国无外乎赏罚二柄，赏罚不行，就算是管仲、诸葛亮在世，也治理不好国家，把这两样权力抓在手上，是搞团队的根本。

汉宣帝把赏罚和升迁挂钩，把赏罚标准量化了，官员的升迁看所得赏罚的先后和多少，容易激发官僚集团的积极性，同时避免拉帮结派和圈子文化，不失为一桩创举。

但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长此以往，地方官员会盼着中央官员下台。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中央官员下台，地方官才有上位的机会。这样就容易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立，地方官员仇视中央官员，中央官员防着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