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强村名考

伯强村名考

文/李剑柔

伯强村位于忻州市繁峙县东南部，距离华北屋脊五台山北台顶叶斗峰不足十公里，是北线进入五台山的必经之地，这里素有“佛国北门”“避暑圣地”的美称！

伯强村在明代万历以前没有建村记载（查明万历《繁峙县志·乡村》知）。我李家先人于明代万历22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居到繁峙香坪村，到清顺治年间，家族人丁兴旺后（五世15人13子、六世20子），看到此地四面环山，林木茂盛，一支小溪穿中间而过，实为风水宝地，于是派六世子弟李永国、李永泰兄弟两人举家迁居，强行占据，依山筑舍，逐渐繁衍成一个一家村，起名“霸强”。后来村名几经变更，有据可考的有“伯墙”、“坝墙”、“坝强”、“霸强”、“伯强”等，但都读“bà qiáng”。

村名之经常变更，不外乎有几个原因，一是避讳皇帝或地方长官名号，二是无家族年谱传世，三是长时间无显官大员或科举士子，四是因村里有特殊的标识或发生特殊的事件，而代之以习惯性称呼。除第一种外，其他几种情况都有可能成为我村村名更改的原因。村无显贵，志传无载，所以后人修史作志，村名叫什么，怎么写，都是根据民间口头流传的读音记的。甚至本村人图书写省事，也有意简化，便发生变动。

从乾隆46年（1781年）一份手写的地契看，村名是“壩墙”。这是目前能看到的现存最早的村名资料。

查清道光16年《山西府县志辑（15）·道光繁峙县志》（繁峙知县吴其均编修，此志是依据明万历15年繁峙知县涂云路编修的繁峙县志，并经康熙、道光年间又三度修编的第五个版本了），伯强村名是“伯墙子”，繁体字写作“伯牆子”，“壩”字变成了“伯”，而且“子”这一后缀字的出现，就有了口语的嫌疑，也许当时主修人员没有拿到有据可考的文字材料，仅仅凭借口传做了记载。至于这个“伯”字则可能参考的是明万历至康熙之间的版本。

其实，伯有三个音“ bó”“bǎi ”“bà ”，从历史上村名的几番变更都是读“bà ”音来看，可以排除前面两个读音，而“伯”通“霸”，都读“bà”音，原指春秋时诸侯的首领。（见《康熙字典》《辞海》《新华词典》）比如：

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五伯,即五个盟主,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荀子·成相》 ；又如:伯气(霸气) 。

“伯”当动词用时，也读bà，有“强行占据”之意。如：一朝而伯（称霸）。——《荀子·儒效》

无论是当名词“诸侯盟主”，还是当动词“称霸、霸占”都读“bà”音，都与“墙”没有联系，所以“霸强”这个村名是可靠的，至少是有依据的。

查光绪7年《山西府县志辑（15）·光绪繁峙县志》（知县何才价总修、举人杨笃任主编），伯强村名是“坝墙子”，繁体字写作“壩牆子”，概因伯强村民原本依南山而居，山底即羊眼河，连年河水暴虐，冲毁房屋，筑坝难御，遂年年加固，如同城墙，河坝成了村里一道标志性建筑，古时候识字人不多，所以地方上老百姓顾名思意习惯性地传成了“坝墙子”。这两部县志都出现了“墙”字，因其出于同一个版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此后多少年，以至解放后，后峪一带下来的洪水依旧常常冲毁村子，村民们把砌坝戗水当成了一件大事、常事。

据《李家族继历代家谱》（1981年编写）记载，清代后期，朝廷昏庸无道，本族有显官在朝，贪污腐败，我李氏家族不愿与之攀认，怕有辱族节，遂焚烧族谱，自保自洁，或由此修改了村名，也未可知。

又据我石曼哥（李石曼，1946年生）和保廷哥（李保廷，1945年生）回忆，小时候曾听我爷爷说过，民国时候，繁峙县长熊山介在收缴税款时因村名比较霸道，由“霸强”改为“伯强”。据考证，《民国初期山西县知事名录》记载熊山介（其实是熊玠）民国七年（1918年）十一月一日由阎锡山委任担任繁峙县知事，即县长，在任9年。又据1995版《繁峙县志》，县长为熊砎（熊山介）湖北省天门县人，民国6年(1917)任繁峙县知事，民国9年(1920) 离任。改名一事，现在也没有官方资料，无据可考，但当时老百姓仍旧沿用的是“霸强”两个字。

现在村民姓氏较杂，除民国时期有少数外姓人迁居过来外，抗战时期八路军也选派了好多思想进步的异姓青年居此，为宣传、组织抗战力量，扩大边区服务。何时由“坝墙子”改为“坝强”，以至于沿用“霸强”，或后来改的“伯强”，均无实证材料。

民国以来，李氏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人物，只在清末我九世先祖李伟是贡生功名，十一世我老爷爷李珰是监生功名，到十二世我爷爷那一代，全村仅仅我爷爷和李芹两人识文断字，能拿得起毛笔。加上“文革”时期破“四旧”，祖传书籍、地契、牌楼、匾额等有文字的资料几乎尽毁。

后曾在一些资料上看到说1948年毛主席路居时，当时就叫“伯强”，这应该是不确切的。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几篇参观伯强路居馆的文章，演绎说是毛主席亲自把“霸强”改为了“伯强”，那更是没有的事。据本村村民李媚喜（1943年生，现居位庄村）讲，当时，毛主席路居时部队番号是秘密的，在一个月前后，就有侦查人员先期作过考察，老百姓只知道是八路军部队，并不知道是毛主席一行，后来，村里也没有流传毛主席改村名这个说法。

对于这个村名，解放前后究竟是哪两个字，我多次问过我父亲（李金安，1943年生，现居砂河镇）、我媚喜哥和我保廷哥，三位老人都讲他们小时候看到过解放前的许多印刷体表单文件等资料都是“霸强”二字。“伯强”这个村名应该是建国以后的事。

现在通用的“伯强”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天问》“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注解为“伯强，大历疫鬼也，所至伤人。”《辞海》解释为“古代传说中的疫鬼名”。其实，大历鬼是凶鬼，疫鬼是传播瘟疫的恶鬼，二者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十二鬼之一。显然，作为有一定文化根底的李姓一家村，按情理，村名应该不会用“伯强”，当用“霸强”二字，这也印证了我父亲和我媚喜、保廷哥的说法。之所以改为现在的“伯强”，推测其原因有二，一是1950年，国家汉字简化运动搞得比较成功，“伯”和“霸”是通假字，改为“伯”是当时的大趋势；二是解放初期，许多县政府派驻干部和民间人士为了书写方便，随手简化而成。现在一般人不知道“伯”还有“bà”这个音，就连好多新闻媒体都把“伯强”读成“ bó qiáng”，这是极不正确，极不负责任的。自古以来所有知道伯强村的人，都念“bà”，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李剑柔,男,1966年11月生,伯强村人，中共党员,原平农校教师、高级讲师、山西省骨干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原平市新闻文化学会会员。)

文字编辑：康所平     图文编辑：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