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猫儿 | 杨建英专栏
失落的乡村之
打猫儿
杨建英
最近看了点介绍京城满族文化的资料，从中得知，我家乡所处的京西南属于满族文化浓厚区，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可能当年在老家时，一是住的年头太短、二是年龄也太小，所以对这些事没有太多在意。现在，经它这么一提醒，忽然发现：真是这么回事！
我们大马村深受满族文化影响，记忆中，村子里许姓家族是满族人，村里称呼他们为“旗家门儿”或者简称“旗门儿”、“在旗”等等。其实，仔细观察这些人与普通村民倒是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管妈叫奶奶，管姑姑叫“孃儿”（音：娘儿）。上小学时我的同桌“许二狗子”上课捣乱，老师气急了说，叫你的家长来。二狗子说：我爸在大灰厂上班回不来，家里只有我奶奶。老师说：奶奶不行！你妈呢？。我说：他奶奶就是他妈，他管他妈叫奶奶。老师听得一头雾水，一挥手：什么论七八糟的！
再者，就是逢年过节，他们拜年请安挺有意思——男人拜年“捡砖头”（屈膝垂手）；女人拜年“肚子疼”（手捂肚子道万福）。其他的，就真的想不起什么了。
可现在，在资料中我看到，我在日常中所说的“勃棱盖儿”（膝盖）、“嘎吱窝”（腋窝）、“卡布裆”（裤裆）、 “哈喇子”（口水）、“蝲蝲蛄” （蝼蛄）、 “赤马糊”（眼屎）、“温得乎儿”(温热、发热)、“捅娄子”（闯祸）、“犄角旮旯” 、“瞎诌白咧”、“蚂螂”（蜻蜓）等等以及我在《小铺风云》一文中写到的“买个东西伍的”之中的语气助词 “伍的”都是满族词语时，着实有点惊讶了。特别是，我在资料中还看到满族人把兔子叫“猫儿”时，真是惊喜万分。因为，我一直就想写一写，我们村那些打野兔的，啊不，“打猫儿”的。
至于为什么满族人把兔子叫作“猫儿”？这一“撒吗”（满语：到处看）不要紧，原来这里边的“猫儿腻”（满语：藏有不可告人之事）还挺多呢。
据京城老人王世襄先生说：早年间，京城的旗人们言辞讲究雅致。（这一论断，在老舍先生的书中也能得到验证。比如：在《正红旗下》中，老舍就说他的大姐婆婆——一个恶俗、刁蛮的老太太，就经常喜欢说“大概其”三个字，原因就是：里边有个“其”字，透着文雅。）旗人们喜欢把许多听起来不雅的词汇，找别的词替换掉。例如：他们嫌鸡蛋中的蛋字不雅，所以就把鸡蛋称作：“鸡子儿”，“白果儿”，“木樨”（也被写作：木须）等。京城有道名菜“木须肉”说白了就是——鸡蛋炒肉。那为什么，把兔子用猫给换掉呢？是他们闲得“木樨”疼吗？非也！非也！
兔子这个词，不要说在满族文化中不咋滴，就是在世界文化中也不是好词儿。通常被用作男性的同性恋者（gay）的代名词。此外，在古诗词《木兰辞》中也有“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种不分性别的暧昧表述。
兔子这种动物不正经是有原因的。雌兔善于繁殖，它们没有月经，几乎随时都可以交配，受孕。所以，“米国”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也用“兔女郎”做代言。您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怪不得惹得文辞讲究的旗人们不待见呢。
在二月河《雍正皇帝》第二卷《雕弓天狼》里，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故事：有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看到自己的大姐十七皇姑和即将出嫁的女儿明洁公主也在，而且女儿显得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就皱眉问道：“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样子？”明洁公主憋红了脸，欲言又止，只能默默流泪。正当雍正莫名其妙的时候，热心快肠的十七皇姑站出来为侄女解释：“去年你给他指了那个武探花哈庆生，竟不是个东西——听我女婿说，姓哈的这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备，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啐！他原来是个“兔子”！我听见吓一跳，细打听，他爹，他弟弟——竟他娘一窝兔子！”
您别看满族人不喜欢兔子，在大马村，俺们汉族人可喜欢的要命。因为它确实能满足我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月里，一只野兔带给我们的享受比“哈庆生”幸福多了。
卤兔肉那叫一个香啊！
我们大马村地处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靠近山区，丘陵不少。灌木葱茏，杂草丛生，因此野兔野鸡等野味挺多。像河叉丰富的地区人们喜欢钓鱼一样，这里的人们喜欢打猎。
自古打兔子有两种方法：一是守株待兔（下套子、夹子等方法都属此类），二是猎枪捕杀。前者收获概率太低，后者融旅游、徒步、射击、娱乐于一体，备受欢迎。
虽说，那年头国家对私人猎枪管得不严，更无生态保护意识。但是村子里能玩得起的人也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在城里工作的产业工人，猎枪都是自制的“鸟铳”。他们有时间，也有闲钱。休息日，小包一挎，猎枪一抗，小烟袋一叼就出发了。
他们大多逡巡于村西边的荒丘土岭。秋后，这一带田间地头堆满了庄家杆儿，这里边会隐藏着许多“野猫儿” 一旦被惊扰奔逃，猎人们就会迅速举枪射击。有句邂逅语叫：“搂草打兔子——捎带着”说的就是这种不可期待的惊喜感。枪打出的都是铁砂、钢珠儿，成扇形发射，伤及面很广，一般很少失手。“打沙子枪”现在已成为涉及面广的代名词。野兔儿拿回家，剥皮——皮可做帽子、手套；兔肉——红烧、清炖。只是收拾起来格外麻烦，因为肉里全是铁砂。“打牙祭”是这一活动的总称，它为当年那种苦涩的生活注入了甜蜜和乐趣。虽如此，但谁都没有指望它过日子。村里有句老话：“三十儿打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正说明了这一行当的休闲性。
我们村管打猎的都叫“打猫儿”的，根本不管他们一天具体打到了什么。山鸡、野兔、獾猪或者几只斑鸠、几只“老家贼”（麻雀，那年头这些都属“四害”）都可统称为“猫儿”。总之，他们出去转一天一般不空手（不像有些钓鱼的，钓不到就到鱼市去买）。这是因为，早上出门，枪就上了膛。枪管里灌满铁砂，枪膛里塞满黑火药，这一枪必须打出去，否则容易出事，这是这一行的规矩。
我本家的一个堂叔就是位打猫儿爱好者，小时侯没少吃他家的兔肉。前两年回老家曾专门去探望他，老头八十多了精神尚可。我逗他说：还打猫儿吗？他笑了：打不动了，枪早就收了。再说，哪还有猫儿呀？现在哪哪都是人。我说：跟我到新疆去打吧，那边的“猫儿”多得是。他一听连连摆手：别打，别打，千万别打！接着，若有所思地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唉——！猫儿都打光了、死绝了，人又能好过到哪去？
杨建英，男、北京人。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散文百家》、《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老山城》、随笔集《山城密码》、报告文学集《新疆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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