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蝴蝶花 | 原乡文学奖征文(小说)

蝴蝶花

陈伟

我一直记得母亲给我讲的关于蝴蝶花的事。

蝴蝶花的事确实是真的。

这些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是一朵蝴蝶花。

白诗镇里和母亲一个年代的人都见过了,关于蝴蝶花,他们说都得都差不多。一九八六年九月,头顶像一片乌云黑压压地盖着白诗镇,人们以为是要下雨,可是抬头一看,却发现头顶是成千上万只蝴蝶,闪动着翅膀,地面上光影呈现,像是舞蹈的手,像是一场皮影戏。这成千上万只蝴蝶往白诗岩飞去,落在白诗岩后面的花海里。人们跑去欣赏蝴蝶,都大为惊叹。这是他们见过最美丽,种类最多的蝴蝶。对于一辈子生活在小镇里的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生活的惊喜。美丽的蝴蝶像是天外飞仙,像是从城市里来的紫金霓虹的灯光。这个小镇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蝴蝶变得热闹非凡,人们再也不去看那些过时的戏,那些僵化地表演,而是把眼睛擦亮,放大镜一般去观察蝴蝶。

夜里他们谈着美丽的蝴蝶,男人像诗人给自己的女人用成千上万的形容词描述着蝴蝶,女人脸蛋红得发热,好像男人赞美蝴蝶就是在赞美她。女人感谢蝴蝶地到来让自己的男人变成了诗人,让了无趣味的生活有些许诗意的浪漫。我的父亲也从务实的农民变成浪漫的诗人,摸着母亲怀孕的肚子,表面上安静自若,内心里则波涛汹涌。父亲对母亲说,我们的孩子生出来一定像蝴蝶般漂亮、灵动、飘逸,像你一样温柔贤惠。母亲被语言融化,内心温暖,身体柔软妩媚。

母亲说,明天带我去看蝴蝶。父亲说,恩。抱着母亲睡去了。

夜里三点气温突然急剧下滑,父亲起床,拿出两床被子,仍旧感觉到冷。父亲嘴里骂着真他妈见鬼,像过冬一样。次日醒来,看到山头白茫茫的一片,人们才意识到昨晚山顶下雪了。尽管天气很冷,人们还是老早的就起床,然后放下手中的活计,往白诗岩走去。然而这一次他们都很失望,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蝴蝶,白诗岩后山上全部是雪,白色的雪覆盖了整片花海,大地白茫茫的,没有蝴蝶,只有寒冷和绝望。人们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扛着工具往土地里走去,他们表情都很严肃,男人不再是个诗人了。就在那一晚,因为蝴蝶的死,父亲变得很忧伤,也是那一晚,我出生了。母亲和父亲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十分惊喜,相反他们认为我来得不合时宜,为了纪念死去的蝴蝶,他们给我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蝴蝶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半成品,是精子和卵子不情愿,不小心地结合。过了两天,天气回到了正常的状态,炎热的夏天,知了叫得不停,太阳把大地往死里烤。白诗岩上的雪两个小时就化完了,然后露出憔悴的样貌,花已经被雪给冻死了,不在生机盎然,可是另外一个奇怪的景观诞生了,花朵不在了,而花的枝干上却爬满了死去的蝴蝶。这些蝴蝶被一场雪给冻死了,又被太阳烤干,像蝴蝶标本,长久地依附在枯死的花杆上,在微风中摇晃着身体,闪动着翅膀,成了美丽的蝴蝶花。

因为蝴蝶的死去白诗镇的兽医专家十分高兴,因此人们说他是铁石心肠的人他的人,因为他的观念和小镇上的大多数人相悖,他认为这些蝴蝶要是不死,全活下来,产卵,那么明年白诗镇将会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虫害。白诗镇的蝴蝶被云南大学的动植物学王教授关注,他组织了很多人到白诗镇考察这些蝴蝶的品种,并带走一些回去做成标本,永久的保存下来。王教授认为这些年轻就死去的蝴蝶,像没有出嫁的女人美丽而高贵,它们留给人们的印象将是永远飞翔的舞者,它们的姿态只有一个永远飞着。

我这只蝴蝶,一直想逃脱白诗镇,逃离我的故乡。我大学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云南,去西北念书,我念得是中文专业,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毕业后一直不愿意回来上班,于是全国各地漂泊,从兰州到成都,成都到重庆,重庆到西安,西安到深圳,深圳到上海,上海到北京。我一直很辛苦,在外工作了五年,一事无成,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积蓄,将近三十岁的我报了白诗镇的公务员,只是报着去试试,没想到恰巧考上了,于是我做了人生最不愿意的一个决定,从北京回到白诗镇,我这只蝴蝶最后回到了故乡。我当时回来是抱着玩的心态,试试当公务员的感觉,没想到三年了,我依然还在这里,虽然我心系着上海的岁月,北京的短暂停留,但是我发现我这只蝴蝶,已经无力闪动翅膀了。

来到白诗镇,尽管它是生养我的地方,我却发现一切都很陌生,我得花很多时间来适应这里。白诗镇只有两条街,长大概五百米,十字相交,还不如北京的一个小巷子。回到白诗镇,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细胞在逐渐干瘪,死亡,没有半点活力,夜里我会被噩梦惊醒,梦到很多虫子在吃我的肉,吸我的血,然后我变得越来越瘦。我来白诗镇前是四十八公斤,我每天都会去称体重,并没有瘦,依然是四十八公斤。我一点活力都没有,以前在上海虽然工作辛苦和劳累,我还是参加很多文学交流活动,我觉得自己细胞是饱满的。如今我每天整理文件,写写假报告,发发呆,工作很轻松,可我感觉到我的细胞在萎缩。有时候我怕担心自己过瘦,饭量突然间会变得很大,能吃几碗米饭。因为吃饭这件事,母亲经常说我一个女孩子家不能吃那么多,容易长胖,才三十岁,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形象,嫁个好人家。我会很烦躁,无所事事,我感觉每天都处于例假期,身体每天都在流血,夜里我会梦进自己的身体在流血,血从阴道里流出来,不会停,也不疼,一直流,流成一条红色的河,上面飘着我干瘪的身体。我潜意识地会去摸摸我的乳房,因为我害怕我那么年轻,乳房就干瘪下垂。

白诗镇在中国的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小得像一粒芝麻,也没什么特点。在中国的地图上估计都无法收到这个地方,而我注定从二十七岁以后就一直要和它生活在一起,没有血溶于水那般痴情,相反是逐步的心寒。算算时间,我出生在白诗镇,十二岁离开白诗镇到县城,二十七岁回来,如果我能活七十岁,那么我生命年轮的五十五圈就要在这一条寂寥而又清冷的街道里度过,想想这样命运,这样悲剧的宿命,我内心疼得不知所措。我的青春和所有的才华将在这里完结,我是不甘的。难道仅仅只是生活,只是为了生活,我就得承认这样的命运,我连离开这里的勇气都没有了吗?是的。这是一份固定安逸的工作,公务员这样的工作让我在小镇里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我是吃国家公粮的,是不会被辞职的,每个月拿着六千多的薪水,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小镇上很多人一年的收入,确实我应该是自豪的,可是我是悲伤的。小镇荒凉而冷清。小,人也少,我却一个都记不住。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样子的,几乎没有才华,他们不关心文学艺术,不关心天气和土壤对人命运的改变,不关心命运这样的东西,他们只关心粮食蔬菜的价格,只关心哪个人死了或者生了。因为无论死或者生,都要去送礼,都要聚在一起吃喝玩乐,猜拳说笑,死一个人他们庆贺三天,生一个人他们庆贺两天,几乎都是一样的,杀一头牛,两个猪,打一百斤酒,全镇的人无论仇人和亲戚都得来参加,或许是因为热闹吧,通宵喝酒和跳烟盒舞,因为生一个人或者死一个人,一个家庭三年的积蓄就被花完了,然后又变得贫穷,然后他们更关心蔬菜和粮食的价格,更关注化肥和农药的价格。

小镇就是一条狭长而清冷的街,我家住在小镇中断白诗镇三十九号,是一套老式的水泥房,破旧毫无生机。小镇上一共住着八十九户人家,每一户人家用什么窗帘,门是什么样式,贴着关公,还是尉迟恭,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小镇上有两个饭店、两个早餐店、一家蛋糕店、两个小型超市、一家租车店、没有电影院。小镇里住着的人都是固定的,上班的也就那些人,才到白诗镇一年,几乎所有人都认识我了。我每天穿什么衣服,拎什么样的包,和那个人单独吃过一次饭,别人都记得比我清楚。他们像我的日记本,记录着我的穿着,吃的食物,一天的生活内容,我成了一个透明体,几乎没有一点隐私。还好我穿着衣服遮蔽着身体,他们才不知道我肉体的颜色,不知道身体上哪里有颗痣,不知道我穿什么样的内裤。我几乎是崩溃的,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在我的房间里放着一些卫生巾,我才知道有人居然知道我例假的时间。这个人其实是我的母亲,她关心和爱我,她知道我所有衣服的款式,包括我的生活规律。

我的时间是充裕的,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我八点半上班,早上六点半起床,简单的化妆,出门买一个包子和一杯豆浆,挤上公交或者地铁,匆匆忙忙地赶到办公室,一看时间八点二十八分,早餐都是在行走的途中解决的;然后八点下班,还得带着未完成的工作回到租得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吃个便饭,继续加班,十二点睡去,睡觉中都在做梦加班,想象老板恶狠狠的凶样。在小镇里一切都不同了,我的时间是足够的宽裕,早上九点半上班,我七点半起床,我用清水洗脸,贴一个面膜,取少量的粉底液,对着有我高的镜子轻轻地均匀涂抹在我的脸上,如果涂抹的不均匀,我会重新洗脸,重新涂抹;接着上隔离霜,防晒霜,然后取适量欧莱雅散粉,在粉扑上轻柔细捏,柔柔地按压在我的面部,包括鼻翼和眼皮;接着化眼影,眼线,把睫毛来回地夹,然后涂上睫毛膏,然后打腮红;唇部我先打唇膏,再涂抹口红。中间哪一步不到位,我会从头化妆,化完妆大概是九点,然后我下楼,往前走五十步,吃米线,给五块钱;然后再走三十步,就到上班的地方,镇政府。十一点半下班,两点半上班,为了打发这庸长的几个小时,我吃饭的时候,要不边看电视边吃,要不就一粒一粒数着吃,吃饭我花去一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会试试裙子,看看下午要穿什么裙子。到白诗镇一年的时间里,我买了一百二十五套裙子,我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看上去我好像每天都在恋爱,都在约会的样子,其实我在这里没有爱情,没有自己能喜欢上的男人,我是在为自己打扮。我酷爱旅游,以前一个人去了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我爱法国,曾经幻想要是在法国生活,或者发生一段爱情那该多好,在上海的时候我差点爱上一个男人,或许仅仅是因为他曾经留学法国的缘故。自从回到这里,我很少出去旅行,去到外面我会害怕,觉得恐惧,心里会生出这些年都在浪费时间的念头,看到自己喜欢的城市,我的内心会更加的矛盾,冲突就越发激烈,我就一刻也不想待在白诗镇这样小和闭塞的地方。到了白诗镇后,我发现我自己更加封闭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卧室和办公室度过,除了有什么学习,要到县上,市上外,而且是安排了我去,非去不可的情况下,我才会离开白诗镇。回到故乡,我几乎不关心身边的事物,我根本不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其他好玩的值得去的地方。母亲每天都和说,你这样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好,周末出去走走,现在路都通了,翻过白诗岩,过去就是有名的哀牢山,民族风味十足的戛洒小镇,爱跳舞的花腰傣姑娘,听说还有土司文化。我说,你不是希望我回来吗?现在我哪里都不去,你应该满意才对。母亲继续说,再往北走,就可以到文化名城建水,你可以试着了解下当地的文化。我说,我不感兴趣,我只对自己感兴趣。说到建水,我想到朱家花园,大学时期我了解过这个家族。母亲说,你这个孩子,你多大了,也该找个人嫁了,过几天带你去相亲。我说,我的事你别操心,你一操心,我估计就要辞职了。母亲摇着头,离开了我的卧室,此刻我想起了上海的岁月,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充满激情,不论工作多忙,我都会读书,甚至还写诗,文学在某一个时刻就是我的命。如今我几乎没了理想,成了滑稽的毫无个性的僵尸。这里的人都是固定的,每年几乎都没有变化,而我在上海的时候,每天都能见到新面孔,遇见不熟悉的人,我会莫名其妙的爱上某些陌生的漂亮的面孔。现在想想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变动,变化也不大,孩子长大,中年人逐渐老去长白发白胡须,老年人过了冬死去,或者死在冬天。我甚至知道哪个人死在什么时候,要是出车祸死去,或者得绝症死去,那么这样的消息,会在小镇上传好几天。我在上海的时候,死一个人对于我来讲从来不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用去送礼,生一个人也不意味着什么,当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自豪的,除了谈论,房价,好车外,我们还会谈理想。现在我喜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害怕夕阳,害怕打开窗子,迎接新的空气。现在的自己不关心房价,也不关心好车,也不关心理想,我成了可有可无的家乡宝,可是家乡真的需要我吗?真地把我当宝?

我记得很清楚贰零壹柒年九月九日,我的生日,夜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提醒是上海的号码。电话响了停,停了响,而我一直没有接,看着这个陌生的号码,思绪混乱。我离开上海来到白诗镇后,我就换了手机,换了个云南号。我除了留着在上海结婚生活的姐姐的号码,上海的朋友我一个都没有存下,我想在如此小的地方,没必要联系远方的朋友而使自己心伤。想到姐姐,我就想到当年我和她一起去的上海,一起租的房子,我们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她最终嫁在了上海,而我因为种种原因,或许是害怕和恐惧,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上海差不多三年了,我从来没有接到上海的来电,看到上海二字,我的心会跳得很厉害,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上海,那时我在一家没有名气的出版社上班,做文字校对和文案策划和编写工作,我的同事都是知名大学的学生,领导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喜欢那种气氛,紧张但是充满气息,每天都面对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文字,领导说的话很有水平,记得有一次我在工作休息的时候,看博尔赫斯的小说,他看到我时,我收起书像做了一次小偷。领导走到我附近说,博尔赫斯是伟大的小说家,你在编书的过程就要去发现这样伟大的作家。我笑笑,觉得这个领导很有水平,虽然那个月绩效考评我的分数最低。电话响了三次,停了两次,第四次响起来的时候,我接通了电话。

“喂,我是陈远,你还记得我吗,蝴蝶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来白诗镇后,我很少听到这么标准的普通话了。

我说:“陈远,我当然记得,你是上海第一个请我喝咖啡的男人。”

“对对,老麦咖啡馆。我们喝了蓝莓奶昔。”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

“我倒是要说说你,离开后换电话号码都不告诉我。”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你姐不是在上海生活吗?我偶尔碰见了她,说起你,要了你的号码。”

“难怪?”

“你过得还好吗?”

“不好不坏。”

“我过几天要来云南透透气,到时候我来看你。”

“不要来了吧,我这个地方就一条街。没什么特点。”

“你真不厚道,就这样了,一个周后我来看你。”

“好吧。”

电话那头的他唉声叹气的,从音色里可以感觉到很忧伤,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在这个地方呆长了以后,我连基本的沟通都不会。我发现我自己真正的闭塞了。不过我想起了陈远,上海人,留学法国,海归,大我三岁。在上海的岁月他给了我很多关心和爱护,那时候我瘦弱的像猫,性格也像猫一样的怪癖。因此很少有男孩子接近我,接近我后没相处几天,就从朋友变成敌人。上海的生活节奏很快,我要承受高昂的房租,拥挤的交通,在上海陈远给了我很多温暖的记忆,我差点爱上了这个男人。或许由于生活理想和信念的不同,而且我看到他并不是真心的喜欢文学,他虽然谈吐很文雅,能背诵几百个作家的名字,甚至能记住几百部小说的细节,但骨子里没有文人的气质,像一个滑头的奸商,或许文学只是他的谈资。可是和许多上海人相比,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暖暖的人情,很多时候温暖着我的心。想到他要来白诗镇看我,其实我心既欢喜,又忧伤,他来肯定会说我堕落,或者说回到故乡来躲避自己,就是一种放弃自己的表现,人不应该这样虚度自己的时光。其实我知道他肯定会说很多上海好的东西,说那才是真正年轻人需要的生活,而不是从上海退到一个自己都不喜欢的地方,寻求一种安逸。其实我不想听这样的话,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对于生活,我真能自己做主吗?我就是一只弱小的猫,虽然我在夜里总醒着,其实我的胆子比白天睡着的时候还小,当然我不会承认自己的胆子很小,我会装得很强大,自己去超市购买东西,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发很长的呆,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从来不说,因为所有的帮助都会让我觉得自己的渺小,然后生出一大堆自怜,最后在泪水里度过一个漫长而悲痛的夜晚。此刻上海清晰可见的浮现子我的脑海里,我抬头看着白诗镇的星空,此刻我很悲伤,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一个人看着星空流泪,我想起了去年在这个时刻死去的九月,九月是一只猫,一只性格温和的猫,我爱她胜过爱自己,我一直认为我是猫的同类,我的性格和一只猫没有什么区别,而九月是我见过最温和的猫了,有时候我都怀疑它是猫,因为它的性格好的像一只温顺的狗,可惜在我去年生日的时候死了。我喜欢猫的流浪,奇怪的是白诗镇居然没有流浪猫,不然我就可以异化成猫,跟着它们远走他乡了。

他真的坐飞机来到了昆明,我本来说是去机场接他,可是我又不想去昆明,只好找借口让他到县城,我去县城接他。说句心里话,他突然的到来,我感觉到不舒服,好像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一样。我说让他去大理和丽江玩,回来的时候,我们随便在昆明见个面就行,可他就是不愿意,一定得到我工作的地方看看,甚至要去我家喝一次小酒。其实我是不介意他去我家的,但是我的母亲和父亲,小镇上的男男女女一定会介意,甚至会把他当成我的男朋友,他走后,几年不回来,他们就会说我被男人玩弄了,况且像我这样已经三十多岁的女人,可能有的人还会说,我居然和上海的小白脸混在一起,真是岁数大了,想男人想疯了,什么荒唐滑稽的说辞都会有。不过这对我也好,或许他的到来,也是我对这里的一次反抗,对父母亲的一次反抗。我到县城去接他,他背着一个黑色旅行包,胸前挂着一个单反相机,比之前长胖了很多,脸由瘦脸变成圆脸,让我差点认不出他来。我们坐上返回白诗镇的客车,山路弯曲的像条蛇,陡崖峭壁,客车穿梭在山腰,伸出头往外看,险峻让人有些恐慌。陈远问我,这么危险,要是客车翻了,我们就都完了。我说,安全的,司机技术很好,我做了上千遍,没出过事。他说,你看山脚是条河。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说,这让我想到蜀道难,真是太振奋了。他打开单反相机,拍着公路,河流,悬崖。我看着他兴奋的像个孩子,更觉得我老了。来到白诗镇,我带他花了十分钟,走了一圈白诗镇,然后去吃陈记凉米线。他看着摆在他眼前的凉米线,米线上面有韭菜,豌豆粉,花生面等,他取出自己的苹果手机,给这凉米线拍照,然后发朋友圈。他说,你工作在这里也太小,太安静了。我说,我还是向往上海,我觉得那里适合我。他没接着我的话说,而是低头吃凉米线,然后说,味道很好,你结婚了没?我说,没有,这里没有我能爱上的人。他继续吃着凉米线,一副满足的样子,而我瞟了他一眼,我有些不好意思,脸居然微红。我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今晚有个朋友和我一起回家吃饭。他继续说,不好意思,我打扰你了。我说,没事,很感谢你能来看我,我觉得自己堕落了。他说,我觉得挺好,这里安逸,自然,你应该找个人结婚才好。我没有说话,他继续吃凉米线。其实在我的心里压根儿就不想结婚,我想离开这里,只是我没有了勇气,加之结婚,就要承担责任,就要替别人生养孩子,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和积蓄用来做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我觉得他变了,而且不向当初那么了解他了。

我带他去住忠诚酒店,这是小镇上唯一一家酒店,其实在其他地方顶多是个旅社。房间开好后,我没有上去,在楼下等他,然后继续逛逛白诗镇,他觉得应该多走几遍,因为记住白诗镇的细节比记住上海容易。他说,明天你带我走走?我说,我根本不了解这里,我听母亲说离这里不远有一座名山,我们可以去爬。他说,可以。我说,听母亲说路难走,估计要找辆车。他说,可以。我说,我不会开车。他说,我会。我说,我看看找谁借?他说,可以租车吗?我说,好像有个租车店。他说,那我们不用借了,去租吧。我说,你技术好吗?他说,应该可以。我们租了一辆大众桑塔纳。

晚饭,我和陈远一起回到家里。我妈妈一看见是个男人,别提多高兴。她把我先拉进她的房间。她说,这是你男朋友吗?我说,朋友,没有“男”。她说,哪里人?我说,上海人。她说,上海人小气,你怎么找个上海人,你把他带回家,小镇的人会误解的。我说,误解就误解吧。母亲说,你看看你,怎么像话,你还成家,要是小镇上知道你外面有男人,谁来向我们家提婚。我说,我没打算嫁。母亲问,你和他发生那事了?我说,哪事?她说,那事。我说,不知道。母亲很生气,走出了房间。吃饭期间,母亲问,陈先生,你打算留在我们这里。陈远说,你们这里太安然了,来了你们这里才知道什么是生活。母亲问了很多问题,居然想给陈远安排工作,让他留在白诗镇或者县上。我为母亲的操心感到恼火,同时也为自己感觉可怜,渐渐的生出对母亲的悲悯。我难道真的应该随便找个男人嫁了,屈服于命运。可是这里的男人,有谁能接受像我这么一个不安于此地的人,我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也或许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有哪个男人能带我到法国,到瑞典,到英国去长期生活呢,想着我又告诉自己,做回自己吧。

次日清晨,我们吃了鳝鱼米线,然后陈远打开导航,开着车,往哀牢山走去。要到哀牢山,必须翻过白诗岩,由于路窄弯道多和急,于是我们的车行得很慢,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只听见导航发出清脆的声音。到了白诗岩,在一棵松树旁,陈远停下了车,尿急,去小便。我则在松树下透透空气,我突然看到松树左面一米处,居然有一只蝴蝶趴在枯枝上,两扇翅膀成飞翔状态,一动不动,没有了头,这是一只死掉的蝴蝶,没有头的蝴蝶,我突然想到母亲给我讲的蝴蝶花的故事,突然间我这只蝴蝶有些伤感,紧紧地盯着这只死去的蝴蝶,而暗自伤心。陈远说,你在干嘛?上车走了。还很远。我说,好。上了车。他说,你在干嘛?感觉你的眼睛在哭。我说,没什么。然后心里想着自己的命运,我就是这只没有完成生育的蝴蝶,我就是这只没了未来的蝴蝶。我说,你想听故事吗?他说,可以。我想和你讲讲蝴蝶花的故事。他说,你的故事。我说,不是,还是不讲了。由于山路的崎岖,他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汽车忽缓忽急,磕磕碰碰,我真担心他会把车开翻。我们终于来到了戛洒小镇,打开车门,空气像是着火一般,下车皮肤像是被火烤着。我们来到槟榔饭店,坐了下来,老板看着我们说着普通话,于是认为我们是外地人,把我们安排好,并打开风扇,然后陈远点菜。桌子在一个走廊上,走廊上趴着的乳红色长须的植物,屋顶上也有,伸出胡须,掉在空中,看着我们。走廊外是稻田,还有知了的叫声。他点了凉拌茨头菜,清煮甜菜,漠沙炒田螺,我则赶紧在手机上查找戛洒的经纬度和海拨,它海拨572米,经度101。57",纬度24。04"。他说,这里的气温很高,和白诗镇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气温倒像是在上海,热而且潮湿,背上都是汗水。我说,不过这里的海拨比上海高多了。他说,上海是多少?我说,17米,最容易被海水隐没的地方。他说,你记得好准。他继续说,这里的菜都很有特点,我都不想回上海了,我真羡慕你,生活在这里。我则想起上海,那个时候我刚好学会打扮,把自己打扮的像个大姑娘,走在人来人往的人群里,能闻到不同的气息,我像一只流浪的猫,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的迷宫里,那种感觉真好。他继续说,你还在写作吗?我说,我三年没动笔了,感觉自己腐朽了,没有了理想,远离了文艺,彻底的平庸了。他说,其实也很好,人平静地活着就够了。我不敢相信这句话出自陈远的口中,他曾经对我说,理想大于爱情的,如今却变得这般妥协于现实。难道他是在同情我和可怜我?我一直不恋爱,不结婚,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的就是不失去自己的理想,我此刻多想离开这里。突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起身在走廊上接电话。我能隐约地听见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个懦夫,就会逃避,去你妈的艺术。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他沉着脸,过来吃饭,我估计他应该是和女朋友吵架。我问她,女朋友?他说,已经分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说回上海后,我应该好好想想自己了,我已经没了自己,好像一直跟着城市的节奏跑,却一直在失去自己。想到他有女朋友,我有些伤感,感觉自己在莫名地吃醋。

饭后,我们开着车往哀牢山走去。海拨越来越高,气候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他说,你赶紧找个男朋友?我说,我不着急。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没要求。他说,我觉得性幻想和性能力要强,人长得要帅要有才华才适合你。我说,为何?他说,我感觉的。我说,好吧,明天回去我就发征婚贴,让男人写做爱的方案,写得最具想象力的,我就跟他交往。他说,其实做爱和写小说一样需要想象力。我说,你睡了几个女的了?他说,好像一个吧。他瞟了我一眼,我有些害羞。我说,要是写的最好的是个性无能怎么办?有些人说得好听,其实不中用。他说,应该是两个。他又看了我一眼。我说,你不是一直不想恋爱,怎么突然间就失恋了。他说,人都是会变得?我没说话了,或许他外面有很多女人,刚才分手的那个不知道是他第几个女朋友。他安静地开着车,我则看着雄浑的哀牢山,这是一座伟岸有骨头的山,有一种寂寥而又深远的感觉,山带着我飞翔,逃离这个小地方,走向云端,我突然发现此刻的自己应该是一只会飞的猫。不过我依然想起上海,想起和陈远的日子,他曾经渴望自由,不想被束缚,所以对女人都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如今他却那么认真,我能感受到他此刻很伤心。我曾经差不多也爱上他了,要是那个时候他主动点,或许我还真要在上海发生一段感情。那个时候他很迷人,写诗作画,就是一个洒脱的桀骜不驯的人,我很喜欢那时的他,如今再看到他,我居然觉得他变得像一个没了灵魂的人,说句实话我看不起他了。我在想曾经我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毫无风骨的人?难道只是因为他是上海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我此刻想到了蝴蝶花,我想即使这一生我不嫁人,不当母亲,写不出好作品,我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好好地活着,做一只最漂亮时,就死去的蝴蝶。

我们来到了陇西世族庄园,是土司李润之的宅地。他摘下墨镜,拿出单反,不停地拍照。我跟在他的身后,他嘴里说着,这人真了不起,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方,还有这等人物。而我其实对这个土司李润之一点好感都没有。他说,你看这宅地那么大,那么雄浑,他居然那么有钱,放到现在也算是很富用的了,还娶了三房老婆,有自己的军队,厉害。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对这个土司的敬佩,而我则想着其他问题。我在想文明是不是可以战胜权利,这李润之就是个恶魔,我不去否认他办过教育,对地方经济有贡献,但是他剥夺很多人的自由,他没有权利要求别人那么做。我在思考通往权力的道路。通往权力的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两条路,一条看似温柔的唯美手段,例如朱家花园,朱家通过读书走仕途达到权力顶峰;一条则是顽强的暴力手段,例如哀牢山的土司李润之,通过暴力手段统治和压迫达到自我权利的满足。这两条温柔和残酷,亦正亦邪的方式,走向权力的顶峰,都躲藏着无止境的斗争、算计,牺牲其他人的利益,顶峰的后面都还隐藏着必定倒塌的隐患。然自然界也是明显的权力显现,大同的理想是难以完成的,人本身的欲望在抵达权力的路上,毁灭和成就已经注定,而且说清晰可见,这是悲哀,也是必定的悲哀。我们因为对李润之这个人看法不一致,甚至存在很大的分歧,他居然对我大叫,你没男人要的原因?就是你太清高了。我说,我有没人要不关你的事,你们男人都是权利动物,都想征服女人,你征服不了的,你永远也征服不了我,因为你的精神太低级了,我有些后悔认识你。他说,好吧,你按你的生活过,我按我的过,我们不吵架,你以为我大老远从上海来这里看你容易吗?你就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说,我没叫你来看我,我是生是死与你无关,你比我们这里没有文化的人还要野蛮。要是你有权利和财富,你会比李润之还要残忍。我们上了车,一句话也不说。我查了下海拨,陇西世族庄园,海拨1905米,经度101。54",纬度24。01",气温和白诗镇的差不多,此刻我很想车飞起来,几秒钟就到白诗镇,然后和这个男人道别,我一刻也不想和他呆在一起,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想回白诗镇,第一次觉得心里有委屈而想到故乡,或许我内心的害怕和恐惧,只有躲在白诗镇属于我的那一小格自己的空间里,才能觉得安全,我是一只胆小的猫,也是一只喜欢自我保护的蝴蝶。

车出发了,我们从山头往山脚走去,从高海拨到低海拨,我的耳朵嗡嗡地响,什么也听不到,导航里说着前面连续转弯,请减速慢行。陈远安静地开着车,时不时看我一眼。我好像听见他一直在说话,可是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大概可以推断他说了些什么内容。他一定在强调我最不愿意听的东西。他肯定在说人活着就要努力挣钱,要有责任和担当,要对自己负责;叫我赶紧找男朋友,当公务员也很好,可以试着争取当领导;小地方也不错,适合人生存;历代的皇帝都很优秀,财富和权利会让一个人活得更有尊严……我不爱听这些话,对于我来讲,我只想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人没有权利选择出生地,但是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精神的故乡,也许因为上海有太多的气质符合我心中的对城市的要求,它的摩登,有文化,它西化,也传统,在上海,我就会想到鲁迅的上海,想到张爱玲的上海,也憧憬属于我的上海,我想在上海实现我的理想,想着想着我居然有些伤感。我真希望此刻车抛锚,从路面上飞出去,让我死在哀牢山,或许我能平复一些内心的挣扎。

到了山脚,耳朵鼓了一下,好像耳朵在呼吸,然后我能听到声音了。我说,有纸巾吗?我的用完了。

他说,在后面的挎包里。

我打开他的包,看到纸巾,我拿了出来,在纸巾下面我看到了几个杜蕾斯避孕套,还有一本红色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刻着国徽的离婚证。我把包拉起来,心里想他来云南为何要带避孕套?我不好得问,也不想去问,男人思考问题可能比女人要简单得多。他一直在欺骗我,他什么时候结得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的离婚证,我会无比的开心。这应该是一次不快乐的旅行,但可以感觉到他还是很开心的。这是我回白诗镇以后,第一次出去旅游,或者是我离开白诗镇最远的距离。

他说,我不想在上海生活了,我想离开那里了。

我说,你在说什么,你家就在上海,你就好好地呆在上海。

他说,我来云南陪你,你觉得如何?

我说,你脑子进水,我不需要你陪。

他继续说,在小地方也能实现梦想,成为作家呀。

我说,我不排斥小地方,我只是想按着我的心意去生活。

他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史铁生的地毯,福克纳邮票一样大的故乡,那么白诗镇也可以只属于你。

我说,我不信那样的理论,莫言现在住北京,鲁迅当年在上海,你说要离开上海也只是随口的说说。

他说,你还记得吗?在上海的一次酒会上你对我说你爱我。

我说,不记得了,我会说那样的话吗。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对一个男人说过那三个字,我想我也不会对陈远说那三个字的。如果刚才我答应我说过,那么他一定也会说他曾经也爱过我,然后让我今夜陪着他,不然他带避孕套过来干嘛。我瞬间很害怕陈远,害怕所有的男人。

我们沿路返回,路过白诗岩,到了那棵松树那里,我叫陈远停了车,我下车,再次看到那煽动着翅膀的蝴蝶,我朝它逐步地靠近,我摘下了枯树枝,带着这只掉了头,已经干化的蝴蝶上了车。车上,我给他讲了蝴蝶花的故事。他只是一直在回答嗯,没有任何的激动,或许一只蝴蝶的生死对他来说太小了,此刻他关心的应该是国家的命运、帝王的权力、关注股票的涨落。回到白诗镇,还了车,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他也没有和我回家,而是去了忠诚酒店,次日没有和我打招呼,然后就离开了白诗镇。我也没有联系他,因为在一起很多观念的不一样,使我们相处得不愉快。他来到的时候,我还幻想他离开的时候会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上海,没想到我们居然处得那么不愉快。对于陈远说要离开上海的念头,我认为只是他一时兴起的说辞。他他怎么舍得他上海的房子,上海的事业,他把自己的房子和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他那样说无非就是为了讨我欢心。即使他离开上海到另外一个地方,顶多也就能呆两个月,他怎么舍得他上海那么多的情人呢。

我找了一个陶做的花瓶,花瓶的纹理和色泽像星空,让人充满无穷地想象,我把采摘来的蝴蝶花插进花瓶里,放在我床头左边的桌子上。我的命运和这只蝴蝶好奇的相似,也让我那么喜欢它。那一晚,我做梦了,梦很模糊,记忆不是那么清晰,刚梦见这只蝴蝶,长出了头,然后煽动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好像又是这只蝴蝶没有长出头,安静地躺在花瓶里,挂起了大风,然后闪电,巨雷,暴雨,蝴蝶的双翅被风折断,然后大雨不停地击打着它枯死的身体,它像一条虫固执地抱着枯枝,在风雨里摇晃,接着一声巨雷击打在身体上,它瞬间变成了灰,消失在空气里、雨水里、风里、闪电里。

我在巨大的雷声中醒来,感觉雷电击中了我,我也成了空气中的分子。我打开电灯,我看看床头的蝴蝶花依然安静地躺在花瓶里,我看了窗外,下着大雨。我裹了件外套,出了房门,去上厕所,客厅里还亮着灯,爸爸妈妈还在看电视,他们嘴里都在说一件事,给我介绍对象。母亲说,女儿都三十多了,你这老头一点不操心,过些年只能嫁二婚的了。父亲说,我能怎样?我们这女儿心性高,一般的人她根本看不上,这个小镇太小了。母亲说,小镇里没有,可以托朋友亲戚,在县上找找,县上没有,再看看市上。父亲说,我看我们的女儿就不想在这里生活,找谁都一样,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要叫她回来,让她留在上海算了。母亲说,不行,我就两个女儿,她回来是对的,我不可能把两个女儿像赠品一样都送给上海吧。父亲说,你小声点,她听到了,明天又不吃饭了。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心里不是滋味得很。我拿出弗洛姆《逃避自由》读了起来,此刻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过手机,是陈远的短信。陈远短信说:今年公务员考试,他打算报考新疆或者云南的公务员,他一定要在今年内离开上海。我没有回短信,把书合了起来,抱在胸前,我知道他只是赌气才说不理智的话,过不了几个小时,他的飞机就到上海,他就会瞬间改变他刚才的想法。不过此刻我真想念陈远,我的第一次好像是给了他,不过我不太记得清楚了。我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年,但是真正的上海本地人我只认识陈远,如今他这个上海人想要离开上海,我该为他高兴的,因为他也需要自己的精神故乡,虽然这只是他跟我开得一个玩笑。此刻窗外的雨下得很大,我无比地思念陈远,思念上海的温馨时光,我不应该对他那样的态度,我看了一眼蝴蝶花,关掉了灯,理想和文艺在呼唤我,或许我该辞职,然后回上海了。

作者简介

陈伟,男,90后文学习作者。2014年开始发表作品,获第十一届滇池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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