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混血词语
在车上，马上就到！
明明是在车上，却偏偏说是在马上。马都集体改行很多年了，马上就成宠物了，马上就骑到人的脖子上了，还马上马上的。马都不让上马路了，还马路马路的，“马路”早就该变“车路”，可就是不变。很多次我随口说出“马路”心里就别扭起来。词语一生下来就是块顽石，有的是化石宝贝。如今是“快时代”，也是“数字时代”，不会像从前说“马上就到”一样说“车上就到”了吧？！要是“马上就到”能与时俱进的“车上就到”，要是这么“车”下去“车”就多了，船员喊，“车上”就到，空姐喊，“车上”就到，厨师喊，“车上”就好，卫生间里喊，“车上”就完。说着玩呢。下面就不是说着玩了，但两个民族的词语在两边不想玩都得玩，比玩还玩，其中一个常玩的玩法是“词语通婚”，生下“混血词语”。
松古拉奇当然也玩，比起喀什噶尔城里，老的玩法多一些，新的也有，新的旧的都有地汉（农民）味道，就更好玩一些。维吾尔族话和汉族话结婚，生下的“混血词语”用新疆汉话里的俗语说，就是二转子话。维吾尔地汉（农民）和汉族“盲流”比学赶帮超，你赶过来我赶过去，挤成一堆，集体求婚，集体结婚，你放水，我灌水，就那么泡上了，赶上去的词语就泡成了二转子话。
干部食堂旁边是干部公寓，干部食堂挂着牌子，干部公寓也挂着牌子，上面都写着那四个大字又四个大字。维吾尔和汉族干部都把公寓里的房子宿舍，在他们嘴里就没有“公寓”这句话，从没听他们说过，倒是食堂和宿舍两句话让我想起小时候这是常听常说的，觉得好久没这么说没这么叫了。从维吾尔人嘴里出来食堂就变成稀汤了，宿舍就变成书协了。
干部公寓前，等着乡政府的人搬来桌子和床，乡政府机关一个维吾尔女干部和我们一起站着等。等是急人的怪物，能把很短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就问，女干部就笑吟吟地说：马上就！马上就！我脑袋顿了顿，但马上就明白了，在心里把那个“到”或“来”给补上了。她把半截子话当整句话，我和我们能把半句话听成一句话。她们和他们不知道“马上”是什么就往外捅，不知道那个“就”是什么就往外喷，不知道缺了一两样东西舌头就抡了起来。
那边缺东西，这边多“南北”。很多地汉（农民）把汉语的早晨说成“赶早庆”，多出的那个“赶”怎么赶也赶不走，一“赶”就是几十年。当年一群一群的“盲流”常说赶早晨，一伙一伙的地汉（农民）赶上来，就赶成了“赶早庆”。
维吾尔和汉人就这么在词语上你追我赶的。赶集被汉人赶成“赶巴扎”。清朝诗人肖雄把巴扎写成八杂尔，也的确是八方杂物集中到一块儿。维吾尔人赶巴扎也是一种玩，玩是喂馕，也有说喂狼的，有点吓人，玩的就是心跳。肖雄写成围浪，有点刺激，也有点后现代。赶巴扎赶出了几个维吾尔语外来词：斤，元，块。斤，早已成维吾尔语，称的意思，斤一下，就是称一下。说钱数，小数就说几块几十块，大数一般就论元了。
维吾尔人把结婚多年的女人叫阳刚，也有说阳哥的，林则徐在诗里写成秧歌。赶过来赶过去的，就有了句维吾尔语汉人之间通用的词：阳刚子。“子”是汉人搞上去的，维吾尔人照单接受，他们之间说话不带“子”，跟汉人说话是尾巴一伸，两边一起赶出个新词。有阳刚子就会有巴郎子，都是汉人的创造，多出个“子”，就多出个词，也是维汉之间通用。
汉人说话喜欢带子，汉人和维吾尔人就一起造了个上不了台面的词：窟窿子，女人下身。真不知道两边是哪年哪月又是怎么碰撞出来的！也有说皮和皮皮的，音转了个弯，就弯到这里了。还有个“黄段子”，学女人叫声：慢慢的！慢慢的···快快的！快快的······小时候戈壁滩上玩耍，就听放羊人或是打柴人说过，只是在我的经历中，这段子就有几十年了。
如果说维吾尔人吃的最多的是馕，做的最多的是礼拜，就可以说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肖”。肖：就是！是的！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是三句话不离“肖”。别看就一个音，这可是一句话。在圣人安拉面前，每个人都是“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汉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肖”起来了：就是肖！直译过来两句话：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这样的！用维吾尔语的“就是”强调汉语的“就是”，也可以反过来说。维吾尔人还常说“白卡白卡”，和汉语“白白地干活”里的“白白”一个意思，两个白碰了个巧。也许是汉人觉得“白卡”比“白白”有劲，就拿过来了：现在没有白卡的事情！我白卡白卡挨你一顿骂吗？！白卡干了一年，拿了张白条！
当年那群“盲流”们能吃上一碗白白的干饭（米饭）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也换了口味了，很少那么吃的地汉（农民）又赶了过来尝了鲜，干饭就成了钢盘。干饭在喀什噶尔早就成了词语化石，在松古拉奇也早就没人说了，可在地汉（农民）们这里还是钢盘，尽管他们不怎么喜欢吃，松松软软的米饭还是用比钢还硬的名子盘踞在地汉（农民）的嘴里。
干部食堂的大师傅瘦瘦的，颧骨突出。都说大师傅都是大胖子，这么瘦的大师傅可能很少。问他为什么，他指指自己的胃部说，阿哥来到（以前经常疼。他要是说偶哥挖地道，就是现在正疼）。他不爱笑，但爱开玩笑，开起玩笑来也不怎么笑。食堂的那个阿丫乐（女人）很爱笑，一张胖乎乎圆乎乎的脸，动不动就笑，笑得也太有力度了，差不多是天崩地裂的那种。
换了地方，又换了口味，我本来就大的饭量更大了，阿丫乐笑着看我，笑得脸快碎成块，说，甜得很吗？！我又是稍稍一顿，好久没听维吾尔人这么说了，在心里把“甜”给自己翻译成“香”，一两秒钟后，我连连点头。小时候，在农村和县城常听维吾尔人这么说，只要是吃的东西，他们都会“甜得很”。进了喀什噶尔城后就听得不多了。香甜不分，不是不分，很多地汉（农民）就不知道还有个“香”。
阿丫乐见了我又是说又是笑的。我玩笑地问她结婚了没有，她像吵架一样高声大气地说，两个娃娃！我说，你像没有结婚的阿丫乐，不像两个娃娃的妈妈。一脸严肃的大师傅说话了，听得我心一顿，一顿，又一顿。他说，她嘛！老汉丫头！我在心里把两个词换成另外两个词，把汉语翻译成汉语，老汉换成老，丫头换成女人，翻译过来就是：老女人。算是奇妙的组合：老汉和女孩，升级和换代。大师傅不光会做饭，还会用他不多的汉语造句，造得挺有创造性。这不是大师傅一个人的创造。根据我的经历，在农村维吾尔地汉（农民）中“老汉”是最普及的一句汉语，几乎是人人都会。说着说着“老汉”就老成了“老”，升级了，大到一辆老旧的汽车是“老汉”，小到一部破旧的手机也是“老汉”。
小时候我也这样造过句。文革时，大人小孩心里都烧起了火，爸爸是什么派，孩子就是什么派。我这小小“造反派”碰上个大大“保皇派”，对方是维吾尔。我高喊打倒谁谁谁，那人高喊拥护谁谁谁，几个回合后，我把对谁谁谁的仇恨转到了对方身上，喊：你的头（用维吾尔语），汪汪汪（狗叫），这样这样这样（做三次脚踩动作）。我的意思：你的头，是狗头，脚踩脚踩脚踩！对方愣在那里，我又喊一遍，又做一次。对方冲过来，我和同伴逃跑。很多年后，同伴还笑说这事。
大师傅绷着脸瞪着眼跟我开玩笑，抖他知道的汉族话。他说，我两天三天胖子一个打炮！胖子是房子，一个是一次。说出最后那两个字，他有点得意地看着我。我看他和阿丫乐在食堂里很默契，就说你们是好朋友。他靠近阿丫乐，使劲看看阿丫乐，很严肃地说，她嘛！大大的（胖），我嘛！小小的（瘦），不卖刀（不行）！
大师傅对我说，你嘛！太----好得很！很多维吾尔人和汉族人交谈时都要用“太”和“很”造句，太----好吃得很！太----辣得很！太----厉害得很！太----漂亮得很！那“太”字说得很重，拖得很长，最后那“很”字也是重音，不拖，干脆。我有时候跟维吾尔人聊天也有意无意地这么说话。
稀汤（食堂）里，饭桌上，几个维吾尔乡干部说说笑笑，他们都会汉语，现在开大会小会都不用翻译了。他们说得快，笑得紧，一会汉语，一会维吾尔语。不知怎么那个副乡长冒出一句话，狗改不了吃稀（屎），那个副书记翻译，狗改不了吃泡客（屎）。这么看来，又是稀的又是泡的，狗就是泡客。那个活物不是泡客？赶着吃，然后不紧不慢地泡在胃里，又泡在肠子里，就有了泡客。
后半夜起来出门尿水，听到鸡叫，觉得亲切，有点新鲜。鸡叫声，那也是天地泡出来的。听着鸡叫声起床也是一种造化。
本名茹军风，男，长期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工作，现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喀什市文联副主席、喀什市作家协会主席，其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作品曾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散文选刊》《当代华文文学》《西部》《西部散文选刊》等报刊，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