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篆作为一种书体，主要应用于书法和印文。填篆书见于记载始自汉末韦诞，韦是当时的名书家，《世说新语》的《巧艺第二十一》中记载有他受命登梯题榜而头鬓皓然的故事，魏明帝令韦诞为芳林宛中楼观题署，其所使用的字体“字间满密，故称填篆，又称芳填书”。填篆 也称“缪篆”“摹印”等，“缪篆”自汉代创始，一直作为印章的主要书体，尽管唐宋元时期有所偏离，但是元末明初吾、赵复古运动以后，逐渐成为入印标准书体，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贯穿始终。印学史上，自秦汉始，作为“凭信”符节作用，官印占主导地位，而印工因为是官方设置，所以，他们以铸刻官印为生，兼及少量的官员私印。唐宋时期“私印”使用、流布较少，印章使用在社会和民间逐渐“冷清”。同时，由于硬质印材的难攻，使人望而却步，也阻碍了印章在民间和艺术领域的发展。在面临断层的情况下，正是“填篆”形式的出现，吸引了文人篆书家的目光，使得印章以“填篆”这种特殊形式存在，并推广繁衍，客观上导致了印章的传承延续。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准确统计“填篆”印的数量，但是可以肯定，宋元至明中期，士子文人、书画家、鉴藏家的用印，应该大都出于这种形式。“填篆”印成为“印章期”与“篆刻期”过渡、衔接的重要链条。文人篆刻的酝酿，始于宋元之际，但这个时期文人的参与基本上还处于篆写印稿和偶一为之阶段，文人篆刻的出现，当属元末王冕，是有记载有印迹传世的第一人“填篆”是诱发文人自篆自刻的一个重要因素：1、“填篆”活动使文人具备了篆和刻的其中一项即“篆印”能力；2、与印工的合作增长了文人的雕刻知识和初步动刀的能力；3、印工的技术不能完全达到文人的设计要求，引起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石质印材的引进，文人也就由“稍稍自镌”转为纷纷投入了。元末明初刘绩《霏雪录》中记到：“山农（王冕）用汉制刻图书（印），印甚古。江右熊中笥所蓄颇伙，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所谓“文皆陋俗”估计多半是印工所为。元代以后，刻印的文人逐渐多起来，这一点，从文人参与摹印活动即可见一斑，赵孟頫在《印史》序中云：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明代，摹印之风更盛，赵宦光《金一甫印谱序》记述：“一甫尝手翻（摹）汉印，不下千钮。”而他自己摹刻仿刻古印则达2000余方。明程原搜集何震印拓5000余，让儿子程朴摹刻千余方成《忍草堂印选》，周亮工见后称赞：“予见摹主臣者数十家，而独推程孟长父子。”临摹何震篆刻者多达数十人。既然，这些文人能够熟练掌握摹印，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能够刻制印章。明王志坚《承清馆印谱》跋文：“方余弱冠时，文休、长蘅与余朝夕，开卷之外，颇以篆刻自娱。……两君不时作，或食顷可得十余。喜怒醉醒，阴晴寒暑，无非印也。”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文人治印的盛况。作为文人介入印章的最初形式，作为文人与印工结合的产物，“填篆”印介乎匠作与文人印之间，是艺术性、创作性与熟练技巧、精湛工艺的最初结合，“以书入印”使得文人的才智“崭露头角”，为篆刻艺术化埋下伏笔。填篆行为使得印章具有了一定的自觉的“创作性”“艺术性”，是实用印章向艺术篆刻转换过渡的产物，创建了作为艺术篆刻的“雏形”。篆刻在明代能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创建并逐渐成长，文人的“填篆”行为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开蒙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实用”技能和“匠作”，并非都能够衍变为艺术形式和艺术品。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没有文人的填篆行为，印章（公章）形式或许能够延续，但是艺术的篆刻决然不会产生！“填篆”活动为文人介入篆刻并逐步全面主导篆刻，作好了思想、文化准备。同时，以“填篆”为媒介，也促进了印工向文人篆刻家的靠拢和转变。宋元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市民阶层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进一步要求，文人士大夫与技匠之间的往来渐多，他们对工商技匠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重新认识。不再认为治印这“雕虫小技”只是下等人所为，但由于受到印材的限制，只能采取“填篆”方式积极参与治印活动。为了印章制作的需要，为了个人艺术效果的准确体现，文人与印工频繁接触、密切合作，他们的介入、引导、影响和帮助，使得一部分印工向文人学习、靠拢，有的逐步转变为具有文人身份的印人。这种转变促进了印章的传承延续，促进了印章向篆刻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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