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源看中华文明的“三对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相关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出不穷。适时地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出发，总结、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以管窥中国古史发展与演进的基因，显得愈加必要。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三对特征”值得注意。
在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都有着各自区域内文明的演进，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现多样性特点。严文明先生曾提出“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体的。随着各个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多元”与“一体”并不完全同时存在。关于“多元一体”，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的“一源”。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多源”与“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第二，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与“一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龙山时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在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实力逐渐强大。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其文明化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向周围地区广泛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多元”走向了“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时期，各地逐渐融入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
从整体上看，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是从“多元”走向“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并非同时。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是无中心的多种区域文化的多元并存，各区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似乎不易断定哪个区域文化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而大约至二里头文化尤其是该文化二期时，中原地区成为当时的文明中心，“一体”真正形成，但同时又存在着文化的多元。所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
一般而言，国家与王朝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国家等同于王朝，如认为夏代国家也即夏代这个王朝。然而，就今天中国史前考古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以为国家与王朝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政治组织形态，而王朝是政治权力统治模式，出现王朝肯定是国家形态，但国家形成不一定出现王朝。王朝的控制地域较广并且跨地区，而最初的国家控制地域相对单一且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权，国家还有可能是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国家。
在社会长时期复杂化的基础上，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社会出现了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这基本上已成学界共识，除去这一表面现象的外衣，我们就可以看清其社会核心权力的实质。良渚大型墓葬虽有零星世俗王权标志物如玉钺等，但在满目祭祀神器玉璧、玉琮的笼罩下显得相对少见与渺小。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而主要源于军权的王权明显处于从属地位，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并不复杂有序。良渚国家虽也是初期的国家，但神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
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规划有序地集中于一个区域，墓主均为男性，随葬品十分丰富。这表明这一地位最显贵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显然已不是部落的首领，也非酋邦之长，而是早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言王者。最近，在陶寺宫殿区外围又发现了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垣，宫城的出现从空间上凸显着最高统治者与普通居民甚至一般统治者的区别，意味着王权的形成。陶寺社会基本上以维护王权垄断为核心，甚至其“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专制、君临天下的意识形态。可见，王权是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需要强调的是，王权出现不一定意味着此“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王”。换言之，陶寺国家之后发展成“家天下”的夏商周时代天下共主的王朝国家形态。
与之后的二里头国家形态相比，陶寺国家形态显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从文化分布区域看，陶寺早期国家原始性还表现在其实际控制地域不是很广阔，基本仅限于临汾盆地这一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区域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对多个地理单元或者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地域或疆土控制。二里头则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跨地域范围的、更广大区域的控制，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所谓“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最初的“王朝”。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良渚还是陶寺，最初的国家过于重视都城的地位，都城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历时长，且往往与国家社会兴衰同步，即此都城衰败，其所代表的国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更是长期固定，不像之后王朝国家，如夏、商、周等都城多有变动迁徙。
史前时期中国各个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互动交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直接结果一般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但这同时又对该文化构成挑战，刺激其不断发展。文明演进的动力正是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矛盾运动。在贸易、交换、战争、技术性传播等不同形式或手段的文化互动中，有些族群复制性效仿，使得原有文化扩张壮大；有些族群，扬弃性地创新象征物，形成新的文化以凝聚族群。
庙底沟文化时期，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仰韶文化对周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的主动影响。同时，也有红山文化玉器精神内涵的南下。进入龙山时代，文化互动似乎达到了一个浪潮的顶峰，典型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石峁一类遗存都能见到对周边区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吸收。尤其陶寺文化，更能见到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因素的汇聚。这种以高等级物品或奢侈品为主的汇聚，恰恰不是周边而是远距离的兼收并蓄。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相对匮乏相比，这一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外，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时，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包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内的低地文化，在技术和财富上远远超越高地文化。而之后的公元前两千三四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九百年，以陶寺、石峁和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高地文化，在吸收和继承的基础上壮大崛起。东与西、低地与高地在文化发展高度上，各领风骚五百年。而且，陶寺、石峁兴建高大复杂、防御性强的城池以卫民，陶寺还创建了用于指导农业经济生产的观象台，表现出更多的“务实”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大多不是简单“拿来”或模仿，而是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改造或创新。除了日常用具经过改造的情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例如，陶寺文化彩绘陶和玉器等，更多地表现出重世俗的装饰和有序的礼制内涵。无论如何，对一个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吸收，就是对这种文化先进因素的继承。选择与创新，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
以上几点很可能正是中华文明根源层次上的特质与特点，或言自带的文化基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