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医和古西医的区别大吗？
现今国人所说的西医学，它的完整名称应该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它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学者在摒弃古代西方学之后发展起来的。由于它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习惯的称为西医。
然而把中医和西医作为两大并列体系，这是十足的误解。科学不分东西。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分。而作为中医，又有古代中医和现代中医之分。在我们几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有中医中草药的呵护，所以我族得以延续至今。那么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呢？他们没有中药，他们怎么没有死绝？
其实世界上除中医以外的传统医学历史更加悠久，包括古埃及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印度医学等，甚至澳大利亚土著人和非洲部落也有自己的医学理论与草药学。
在近代医学理论出现前，东西方文明虽然少有交流，但在医学上，古中医和古西医走的基本上是同一条路。随着科学昌明、技术进步，西方古代医学从16世纪中叶开始逐步走向近代向医学，只是这一过程不为人们所熟知。
一
古代中、西医的医学名著对比
现代西医并非横空出世，追其本源应回溯到古希腊医学去。欲知西医的传统精神，必先从古希腊医学开始。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是古希腊的名医，马其顿王与波斯王曾经接受过他的诊治，被称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以他的医学实践和对疾病的审慎研究，奠定了临床医学基础。他提出“体液(humours)学说”，奠定了西方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石。
《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所有医学界人士都应该阅读和思考的必备之书。该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每篇的长短、风格、观点各异。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至前4世纪下半叶，有少量篇章可能是后世混入。该书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到17世纪还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医学生的必读之书。
《希波克拉底文集》包括总论、解剖生理学、体质病理、治疗法（自然疗法）、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儿科、诊断及预后、药剂学、箴言、誓词、摄生之道等。在被冠诸篇首的《誓词》中就明白地显现出来：“凡入病家，均一心为患者，切忌存心误治或害人，无论患者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尤均不可虐待其身心。”这与中国古代中医所言医为“仁术”是完全相通的。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 , 129～199），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他甚至成为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的宫廷医生。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西方第二个医学权威。他在希波克拉底“液体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气质学说”。盖伦还被称之为“解剖学之父”。盖伦一生写了131部著作，最主要的著作是他的17卷的“人体各部位的作用”。《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阐述了盖伦在生物解剖生理上的许多发现。但公元191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部分著作。盖伦与张仲景（公元148-219年，比盖仑小19岁）不仅生活在相同的年代，而且分别在古希腊医学和中医学的范畴内被尊为“医圣”，各领风骚达千年以上。
《医典》(Canon of Medicine) 由阿拉伯人阿维森纳（Avicenna, 980年-1037年）于1020年成书。阿维森纳与希波克拉底和罗马名医盖伦并称为西方医学史上的三大不朽人物。《医典》的内容大部分以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医生的成就和其他波斯著作为基础，少部分内容是阿维森纳他自己的经验。《医典》第一卷总论；第二卷药物学；第三卷病理学、症候学和治疗学；第四卷叙述各种疾病及其症状；第五卷处方与制药法。《医典》长期被阿拉伯地区、欧洲和北非诸国奉为医学指南。
《医典》记述了一些中国医学知识，如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等；提及了麻疹的预后以及用水蛭吸毒等治疗方法，并记载许多中国药物”。
为了对比，我们来简单回顾下古代中医的几部理论经典。
《汉书·艺文志》中一个叫“医经”的系列丛书，包括《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旁篇》，以及《黄帝内经》。而目前仅仅流传下来了《黄帝内经》，剩下的六本全部失传，我们今天的中医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黃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成书年代一向有争议。根据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所出土文物，完备的《黃帝內经》的成书年代要晚于公元前168年，大约是西汉以后的作品，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黃帝内经》被称为医之始祖。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内容与之大体相同，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黄帝内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
张仲景（公元150～154年—215～219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该书是一部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和灵魂所在。《伤寒杂病论》在公元210年左右写成。原书失散后，经晋代名医王叔和等人收集整理校勘，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并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隋唐继承汉晋风格。巢元方（生卒年及籍贯缺乏考证）的《诸病源候论》，撰于公元 610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论述病源症候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的北宋刊本已失传，南宋刊本亦残缺不全，元代刊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全书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共计71门，共记载了1720种证候。其中许多证候与今日疾病描述相合，例如“消渴”之于糖尿病、“疥候”之于疥疮、“漆疮候”之于过敏性疾病、其他诸如癞病（麻风）、脑卒中、泌尿系结石等等，均有相当精确的观察。《诸病源候论》对隋以后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李时珍（公元1518－1593），明医学家，着重药物研究，重视临床实践。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全书载有药物1892种，收集医方11096个，绘制精美插图1160幅，分为16部、60类。《本草纲目》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等流传于世。
二
古代中、西医的基本理论对比
1. 四体液学说
希波克拉底提出四体液学说论，四体液是指血液(blood)、粘液(phlegm)、黄胆汁（yellow bile)和黑胆汁(black bile)，分别来自不同的身体器官。大脑有粘液，肝脏有黄疸，胃有黑胆汁，心脏有血液。体液与四原性（寒、热、燥、湿）的不同配伍决定了人体的生理特点与疾病性质。他认为如果这4种基本体液正常混合起来，人就健康。如果体液失衡，也就是当这些要素之一太少或者过，或者分离出来不与其它要素化合时，人体便感到痛苦。
《希氏文集·论古代医学》指出：“如果身体中的热与冷同样混合，则无恙，因为热平衡冷，冷平衡热。”这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之理如出一辙。古西医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用药或者物理手段对体液进行调节：如果血液多了，就来点放血疗法，黏液多了就来点泻药或者催吐剂。而其他药物的功能就会被套在调节黄胆汁与黑胆汁的分泌上。
《希氏文集·自然人性论》中说：“医生必须知道，有余之病，治以泻法，因泻致病，治以补法。”与中医学的治疗和摄生原则基本相同。希波克拉底还说，假若医生除了具备这些之外再研读及运用哲学，就会成为理想的医生，因为“一名酷爱知识的医生，堪与一位神并驾齐驱”。
盖伦的最基本理论是气质说（Galen’s theory of temperament）。他认为气质是物质（或汁液）的不同性质的组合。后来的医学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脑中有“精气”，决定运动、感知和感觉；心中有“活气”，控制体内的血液和体温；肝脏中有“动气”，控制营养和新陈代谢等等。这个和中医的阴阳五行奇经八脉非常类似。气质说也是心理学史上最早关于四种气质类型的行为描述，为现代心理学所沿用。
盖伦认为血液是从心脏输出到身体各个部分，而不是循环的。盖伦并不认为人体的血液量是有限的，因此还发明了放血疗法，这种谬误要了很多人的命。
虽然盖伦也做解剖研究，但是他的解剖对象是动物而不是人，所以即便他发现了神经以及脊椎的作用，但是对大多数人体器官的功能还是搞不清楚。盖伦还认为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符合造物主的设计思想。这种思想得到基督教的认可，遂成为至高无上的教条，违背者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中世纪是文艺复兴的前夜，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两位西方医学先哲的学说已逾越千年，其与医学进步的矛盾逐渐凸显。阿拉伯人阿维森纳（Avicenna, 980年-1037年）编著的《医典》，是希波克拉底、盖伦医学思想的总结和整理，将其影响延伸至文艺复兴曙光来临。
2. 阴阳五行学说
中国的阴阳学说中，阴阳包括了天地、寒热、虚实、清浊、燥湿、升降、聚散、开合、刚柔、水火、动静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黄帝内经》把每一脏、每一腑分出阴阳，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张仲景的《伤寒论》把所有杂病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少阴、厥阴、太阴六个脉证类别和八个辨证纲领。具有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症状脉象的叫“太阳病”，太阳病又分为经证和腑证二类。当代中医内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就质疑指出：张仲景所论的伤寒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是外感热病的总称、广义的伤寒，还是一种可能在当时流行的、具有《伤寒论》描述的特定演变规律的一种传染病？不仅如此，鲜见有中医说得清楚六个脉证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大小小有20多种说法。
脏象学说主要包括脏腑（五脏、六腑）经络和精气神三部分。经络系统可以分经脉（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络脉（经脉之间相交通联络）和腧穴三部分。
中国的“五行”文化溯源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学说对事物进行归类，这五种特性相互资生、相互制约。阴阳五行的解释不是立于科学原理，而是类比法，在实际应用中很难把握。
《黄帝内经》里，心主神明，这也是“天王补心丹”和“朱砂安神丸”的理论根本。中医里有一个证叫做痰迷心窍（心藏神，痰阻心窍，神明蒙蔽）。其实同样的错误也在西方古代发生。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5----约公元前435）认为心是血管的中心，又是血液的发源地和灵魂所在。这个观点传给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甚至促成了相关语词的产生：例如 “无心去作” “雄心勃勃” “心碎”等。
1817年，岭南人邱熺出版著作《引痘略》，用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理论，对西医的种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装”。邱熺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土，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这种解释可谓牵强附会，却契合了国人当时落后的医学观，促进了牛痘法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播。《引痘略》一书先后再版五十余次，曾国藩、阮元等督抚重臣均曾将邱熺奉为座上宾。
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医学家章太炎（1869—1936）对《内经》所云五行配五脏理论的否定是相当坚决的。在他看来，“西晋以后，医巫参杂，葛洪、孙思邈等医家多有虚玄臆断之思。金、元以降，医师拘于五行，谬误更多”。“谓中医为哲学医, 又以五行为可信, 前者则近于辞遁, 后者直令人笑耳”。这是必须改革的。
民国时期的恽铁樵（1878-1935）将中医脏腑虚拟化、概念化、符号化，去解剖化，去实体化，以图挽救险些被当时的政府拟取消的中医。他提出 “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 （四时指春夏秋冬）的著名论断。意思是说，我中医的五脏根本就不是血肉实体意义上的器官，而只是功能符号，你西医的解剖再精细再准确，也证明不了中医脏腑的错。然同一时期的余云岫挖苦说：“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然则《内经》所论之人，将非血肉之人，而为四时气化之人？所论之病，将非血肉之病，而为四时气化之病乎？”
毫无疑问，完全否定古中医的贡献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侮辱一个民族的智商和能力。“中医黑”们必须认识到中医中药属于哲学、人类发展学、社会学和人类文明史的范畴。然而，在今天仍把古人的成就奉之为神明经典，也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今天，我们歌颂和赞美的是祖先认识自然、创造文明的勇气和智慧，而非学神农尝百草，学燧人氏去钻木取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才是当今中医要走的阳关大道！
三
古西医和古中医的分道扬镳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盖仑体系被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医学所摧毁之后，政治和宗教思想便彻底退出医学领域，不留一丝痕迹。
1543年，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推翻了之前基于动物解剖的“盖伦学说”。17世纪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发现血液循环。他生活的年代比中国的名医李时珍仅仅晚了半个世纪。1615年意大利医生圣托里奥设计口含式体温计。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例如显微镜。1683年荷兰科学家安东·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最先使用自己设计的单透镜显微镜观察到了细菌，大概放大200倍。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各种病原体。1761，意大利人莫干尼（Morgagni GB．1682—1771）著《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以此为标志建立了病理解剖学。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开始应用。时间大概是150年前，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证明了细菌致病的原理，并创立了近现代“微生物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等现代一些基本理论，从而大大降低了细菌导致的疾病死亡率、手术死亡率以及妊娠死亡率。
相形之下，中医的发展却显得非常缓慢，但也有过短暂的辉煌，那就是隋代名医巢元方撰写的《诸病源候论》为代表，此书为中国第一部中医病因证候学专著。另外，《诸病源候论》还令人惊叹地论述到肠吻合术的实施方法步骤、术后注意事项等。《诸病源候论》所介绍的外科腹部水平是公元7世纪人类外科医学的最高峰。但这个情况昙花一现，再出现类似的突破，得等到清朝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了。
生活在12至14世纪的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位著名医学家一入《黄帝内经》套内，必陷阴阳五行六气窠臼而不能自拔，封杀一切新研究新理论的可能性。故有识者谓“四子实乃旧医学的罪人”。明清两代医学受到金元四家影响，大量的聪明才智被浪费在对古旧医书的无谓注释上。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就说过：“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 在解读《黄帝内经》基础上，古代中医又为伤寒派、千金派、局方派、温补派、攻邪派、温病派（寒凉派）、汇通派；中医世家更是数不胜数。一派的衰落，另一派兴起，越来越趋向于“玄学”。
当金元明清尊经崇古的时候，西方医学却已天翻地覆，由古代西医向近代西医转变而去。
参考资料
大科学家50 （德）贝恩德·舒 著，张社蚕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朱明. 阴阳五行学说与四行体液学说宏观框架体系的比较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3（1）：1-5
西方传统医学的起源与中医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国医药学报，1998，13（7）：10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