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在百年未遇的深刻变局下，我们越需要文化自信和思维创新。东方智慧、中国思想可能不适合产生工业文明，但它与互联网时代、智能化时代是完全契合的。
来源 | 华夏基石管理评论（ID：guanlizhisheng2015）
疫情就像一个催化剂，催化了很多先前隐而未发的矛盾，也像是一个加速 器，加快了世界变化的步伐。多种因素叠加，全球的社会经济确实正发生百年未遇的改变。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改变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改变整个产业生态，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世界发展到今天，是对人类文明智慧的一次考验。而相比于西方国家的二 元对立思维，我对东方智慧更有信心。关于对未来的判断，西方擅长用数据、用模型，而东方是靠智慧，靠洞见。东方智慧对大趋势的看法、对宏观整体的看法，从来没有错。因为我们有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化积淀。这两年我研究禅宗文化，禅宗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不二法”。在《六 祖坛经》里面，三十六对“不二法”，好与坏、善与恶是融为一体的。实际上今天的世界，东西方也是融为一体的，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符合大趋势。它不是竞争思维而是竞合思维，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第一个是禅宗的“不二法”，按照量子力学来讲就是态叠加原理；
- 第三个就是“熵理论”，防止熵增，不僵化，整个社会就会始终充满活力。
用这些思维法来看待今天的这个世界，我觉得整个人类社会，包括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与东方国家出现的问题，其实越来越趋同了。当然，既需要思维的创新，又要回归到常识来处理实际矛盾。禅宗就是一个讲实践、讲实际的哲学，我曾经总结过禅宗精神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十个相通相融之处(参见《禅：中国式管理智慧之光——禅对后工业文明时代企业管理的十点启示》,彭剑锋,《华夏基石管理评论》总第38辑——编者注)。比如禅的本质是实践，讲究在“实修”中与时俱进，而管理也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禅是心性之学，而企业经营的本质就是经营人性、修炼人心；禅强调的“工作坊就是道场，工作就是修行”，这是职业化精神的东方式阐述；禅的“六和敬”思想与产业生态、“竞合关系”，等等。我认为禅宗才是中国的最高智慧，因为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第一，活着就是最高战略，活在当下，活着就是生命的精彩、生命的价值；第二，实事求是。用数字化的思维加上禅宗的智慧，面对变局、洞见未来，我是比较乐观的。最近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是不是真的进入了真正的大衰退？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衰退论”“崩盘论”甚嚣尘上。今年（指2020年）企业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现金流短缺，需求下降，消费停顿，财政收入又下 降，大量企业破产，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应该说，还没有找到。大家普遍对全球经济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了忧虑甚至悲观。从我个人来看，我仍然是相对的乐观主义者，或者叫谨慎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说谨慎？就是留有余地。乐观又是哪里来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需求还是决定经济的增长。我们14亿人口的规模，大的需求还是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存在的，无非是要找到激发需求的点。第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仍然存在。中国人的勤劳奋斗、致富的欲望，是美国人欧洲人拼不过的。通俗讲，老百姓都想发财，还是信奉劳动能致富、能创造美好生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积淀。第三，疫情没有影响到中国的产业基础结构体系，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并没有被打碎，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强化了中国的产业链安全性。疫情的挑战让我们迅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原来该思考这个问题却没有时间，因为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想慢而慢不下来。这次疫情倒逼我们每个人停下来，真正关注品质问题、质量问题。过去企业喊品质、质量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次得真正去考虑这个问题了。第四，疫情会导致中国的产业进一步集中化。中国的产业还是太分散了，集中化程度低。集中是一件好事，集中化对于整体产业生态的形成是有好处的。“大地主”往往是灾荒之年产生，这次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地主”，当然不能都是国有企业。第五，加速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加速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我到南京的一家企业，他们是做工业数字化的，增长达到300%。很多数字化的企业现在忙不过来。过去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时都在犹豫，线下企业都不愿意在线上做投入，现在都在思考，如何在线下线上协同发展，加快线上+线下发展的高度融合。从这几个点来看，中国经济是长期看好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现在大家都在提全球化的终结。我个人认为，全球化不是终结而是重构。未来，全球化可能不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要以区域经济为中心；全球化的规则也不是终结，而是要重构。例如，特朗普本人也不是反对全球化，他是要修改原来的全球化规则，改成更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事求是地讲，现行的全球化规则，对新兴经济体更有好处，但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尤其是穷人，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当然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经济，在全球化面前没有竞争力。所以特朗普要以美国利益为核心来改变规则，实际上是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但是他靠人为的拳打脚踢，粗暴地去改变规则，会遭到强烈反弹，也不会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大疫情，证明了资本主义也是存在大问题的，他们也需要改革，如果他们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反思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是一件好事。但是对疫情防控的成功，也不能说中国就是最棒的，现在有些舆论太过于强调中国的成功，我觉得这不是中国智慧。用中国智慧，还是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还是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学习西方优秀的东西。过去的全球化是单一中心论，是美国主导下的以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以美国为核心进行全球资源的再配置，美国掌握着金融、技术、产业链的话语权，美国制定规则并通过军事力量、美元力量和科技力量以及美国价值观向全球输送。但这种集中霸权、单一中心与开放平等无界的互联网精神，与协同、生态、 利他的数字化时代的特征是相违背的，未来将是以区域为中心的全球协同一体化发展，这将是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短期内中美不可能脱钩，美国的高科技技术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但中美进入了战略竞争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是我们韬光养晦、妥协退让 就能解决问题的。不闹事但也不能怕事儿，与美国就是要敢于竞争，也要勇于妥协。对于两个核大国来说，战争的后果是全人类都难以承担的，所以，中美之间不会爆发传统的战争、不会彻底破裂，这可能是目前双方仅存的底线共识。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很突出的，也将持续很长时间，直到新的格局形成，这个我们避无可避，只能正面面对。那么中美会不会完全脱钩？我认为美国有一批政治家是想脱钩的。以基辛 格为代表的一批人，为什么领头帮助中国搞改革开放？不得不说，他们是有颜色革命的意图。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中国借力使力，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红利，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列车，发展是一日千里。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共产党的执政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就是实事求是，为活着而战；升维思考，降维生存。这与已经深入中华民族血液里的禅宗思想是相关的，禅宗思想本身就包含 着这些因素：该投降的投降，该妥协的妥协，活着是硬道理，活着是最高战略，活着就是生命的精彩。中国不会投降求和，但也不要主动去脱钩。美国的高科技最大的市场还是 在中国，而且美国的产业链是不完整的，想恢复全价值链，成本太高，几乎不可承受。中美之间其实已经很难完全切割开来了，美国也清楚，只是想要更高的价码，提更多的要求。从全球供应链来讲，我认为只有中国的产业链是最完整的。美、日企业要撤出中国，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成本是难以承受的，全球的企业都是逐利的，必须算经济账，比如美国企业撤回美国，根本找不到产业工人，劳动力结构、土地、成本每一个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反观中国，虽然中国的教育制度饱受批评，但是中国教育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现在中国的低端劳动力跟柬埔寨、越南比，是没有优势，但是工程师优势、大学生优势远远大于这些国家。所以只要中美不是彻底决裂，我认为美、日的制造业退回本国是不太可能的。不过，我们对此也不能盲目自信，不确定性环境下，只有先做好自己—— 要更加强化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 的竞争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这次不仅不会被削弱，恰恰可以得到强化。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还是不能用二元对立思维，不是说搞了公有制就不 要私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也不要被某种概念框住，一定要下一种定义，而 、是要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两种制度如何进行优势结合、并行发展。最近我们为小康汽车提供战略服务，准备出一个《小康宣言》。小康集团把 东风汽车引入民营企业，把东风汽车变成大股东。我认为他们很难定义为是混合式经济还是公私合营经济，或是其他，而应当站在中国汽车业的发展视角来考虑。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未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合也好、合作也好，将来是要相互渗透，共存，共荣、共赢。当然，在这个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国企和民企要有准确的角色定位，要有明确的分工。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经营的产业，国企还是要起到主角的作用，在一些大的产业任务的整合上，国企要起作用。资本交给国有企业，资本增值交给国有企业；市场交给民营企业，市场的利润交给民企，把利润还给民营企业。如果这样做，中国的经济既有集中配置资源办大事的能力，又有内部激活，不断创造价值与活力。我认为，国家的“新基建”计划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基建涉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5G、数字化平台、信息产业的建立。加大新基建改革和建设的力度，这在短期内要拉动中国经济很难，但从未来5—10年看，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中国就可以实现变道超车。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企业也好，要持续发展都要解决两项核心的制度问题。第一项就是财富创造制度。这个制度要设计好，怎么能够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好的土壤、好的机制，怎么激励人去赚钱，怎么让资本去逐利。第二项就是财富分配制度。过去是先做大蛋糕再去分，中国发展到今天，对财富分配制度的公平性、合理性有更高的要求，先把财富分配的规则定好，再去创造财富。只有好的财富分配制度，才能激励人们去不断地创造财富。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越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在百年未遇的深刻变局下，我们越需要文化自信和思维创新。东方智慧、中国思想可能不适合产生工业文明，但它与互联网时代、智能化时代是完全契合的。
道家的宇宙观、整体观，儒家的“达人利己”“天下大同”思想，禅宗的“顿悟”“不二法”“活在当下”等主张，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在领导国家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我们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法宝，我们需要保持文化自信、战略自信、道路自信，反对那种源于不 自信的封闭的、狭隘的民粹主义，保持战略定力，不自乱节奏，我们一定能在危中求机，发展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