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家轶事-国家篇

@@@@@@钱基博的殉国之心

钱氏父子在为人、为学等多方面力求完美，以经世致用思想为宗旨，以求对社会有所贡献。在社会转型时期，钱氏族人坚持“以忠传家”的家训，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钱基博先生上承乾嘉学派的朴学余绪，辨章学术，牖启途辙，下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都有深刻的体认。“钱基博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特行的高尚品质，他对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对传统文化十分热爱，把国学作为安身立命之处。”［12］134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钱基博先生任教的圣约翰大学学生纷纷罢课声援，圣约翰校长卜舫济以及外国教师持反罢课言论，当中国教师就学生罢课问题与圣约翰大学校长以及外国教师产生分歧时，钱基博愤慨地说: “我今天要操着我们的国语，说我们中国人心里所要说的话……我们不敢自己忘记是卜校长聘任的一个圣约翰教员，然而尤其不愿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3］ 面对教会大学对待中国学生无理态度，钱基博先生和部分师生最终选择离开了圣约翰大学，部分师生重新组建学校，在个人与民族、国家大义面前，钱基博选择了后者。

抗日战争以来，钱基博先生多次发文，为国难疾呼，痛斥“迩者东人不道，荡摇我边疆，屠杀我无辜”［14］109的不耻行径，并号召国民“当知国于天地，可以抗战而不可以侵略，可以不侵略，而不可以不抗战”［14］109 。钱基博通过文章著述阐明民众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重要性，并建议政府应该依靠群众，开诚心，布公道，进而使得民众从情感上爱国，愿意团结起来执干戈以抵御外侮。钱基博先生除了发文著述疾呼抗战外，在关键时刻，更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赤诚的爱国之心。1944 年，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路线，长沙、湘乡等多地失守，国立师范学院由安化迁往溆浦，在此危机紧要关头，钱基博先生选择留守，欲以身殉国。

他在给学生的信中谈道: “我自念赴院未必为学院有所尽力，不如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站得起来也。”［15］137—138

钱基博先生铁骨铮铮，不惧生死，其言行呈现出了传统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锐志献身的勇气。钱穆曾评价钱基博说: “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钱子泉。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16］128 钱基博先生为学、为人、为国、为民族的赤子之心，以及高尚的品德，得到了诸多师友的赞许。

中国传统家训素有“身教重于言教”的说法，钱基博先生身体力行，为儿子钱锺书树立了榜样。1949 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钱锺书收到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多方工作邀请，面对境外优渥的工作环境和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钱锺书选择留下来。杨绛先生说: “我们如果逃跑，不是无路可逃，可是一个人在紧要的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语言。”［17］122 从杨绛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在 1949 年面对这个重大抉择时，钱锺书及杨绛先生选择的初衷仍然是真挚的爱国之情，只有真正对国家、民族的忠心和热爱，才会使得钱锺书夫妇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放弃优渥的生活，而留在条件艰苦的新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钱氏家族“以忠传家”的家训，对民族、国家的忠心与热爱，无形之中也影响了钱锺书夫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