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万年史」050中国两汉时期城市经济和工商业
中国两汉时期城市经济和工商业
两汉社会的构成，可视为乡村和城市两个部分。在农村社会这个大舞台之上，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1.交换经济的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当时交换经济的大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给司马迁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当时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司马迁还将农工虞商视为民众衣食之源，不可或缺。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公元前的汉帝国在经济上可分为四个区域：西部，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一带，产材竹、縠、旄、玉石；东部，今河北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产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出产柟梓、姜、桂、金、锡、连(铝）、丹砂、犀、瑇瑁、珠矶、齿(象牙）、皮革；北方，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以北，产马、牛、羊、旃裘、筋、角等。而就全国而言，" 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了流通中心的作用。
长安是西汉的都城，它所在的，"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长安城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商业都市，交通便利，是西北、巴蜀与内陆交易的枢纽，又是对西域通商的中心。长安城规模宏大，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3 倍以上，方圆有60里长，设有12道门，建设合理先进。长安的工商业集中在东市和西市两个区域，规模很大，政府设立官署管理，市是封闭的，市门的开闭也由政府规定，商人必须有市籍，纳市租。其它城邑也都执行类似的管理市的规定。
《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包括长安在内的19个大都会，极言其繁华兴盛，这些都会里还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寿春、吴、番禺、江陵、陶：
洛阳——中原地区的商业中心，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自周朝以来就是有名的都市。《汉书.地理志》讲，这里人们爱经商，富人受尊敬，穷人被贱视。
临淄——山东地区的最大城市。汉武帝时，临淄人口有10万户，市租上千金之多，" 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山东出产鱼、盐、漆、布、帛，特别是纺织品，风行全国。
邯郸——战国时赵国旧都，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是黄河以北的最大商业中心城市。
宛——今南阳，地处汉水、长江、淮水三水路与关中往来孔道上，有" 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之称，是南北方贸易的枢纽。
成都——巴蜀广汉出产盐、铁、布、竹、木等物，与西南边疆诸族贸易，自西汉后期，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
以上五个城市，到西汉末期被并称为五都会，而江陵、寿春、番禺(今广州）等，都是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其中番禺，还是海外贸易的大都会。
从全国城市分布来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都市的分布也不平衡，北方的大城市要多于南方，且大多数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初步形成了城市网络，这也是在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重要反映。
2.工商业
古代工业都属手工业，即使有采矿、冶铁等规模宏大的行业，配有必须的机械加以辅助，手工劳动仍在那里发挥主要作用。两汉手工业，从组织类型上可划为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两种。官营手工业由政府投资，官吏管理，享有某些行业垄断之权，规模盛大，人数众多，力量之雄厚远远超过私营手工业。
制盐和冶铁两业是汉代官营手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西汉开国之初，承袭秦朝政策，允许盐铁私营。盐是人们生活必需，铁更是关系到生产和军事的命脉，汉武帝时为解决财政困难，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决定施行盐铁专营，严禁民间铸铁、煮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地方上设的盐官，分布于26个郡、国，共32处，主要在渤海、黄海之滨和内陆产盐之处，如内陆河东郡安邑县出产池盐，蜀郡临邛县出产井盐，巨鹿郡堂阳县出产碱制盐，皆设有盐官。滨海之地，如辽西的海阳、辽东的平郭、会稽的海盐、南海的番禺、苍梧的高要，也都设立了盐官。盐官雇贫民，发给煮盐的工具，计工给值。
冶铁业方面，汉武帝在全国各处设立了铁官，连不出铁的郡也设小铁官，销毁旧铁改铸新器物。各地铁官统由中央的大司农委派铁市长、丞专管其事，又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全国设铁官之地共44处，都是有铁矿之处或冶铁业、铁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如南阳郡的宛，自战国以来就是以炼钢出名的地方，因而也设有铁官。铁官组织本身，设有铁官长及铁官丞负责，其下有吏、卒、徒等人服役，卒是服徭役的更卒，徒则是服苦役的犯罪刑徒。每一铁官的所辖人数，能稽考的有200 多人。山东滕县发现的汉代冶铁和锻铁石刻画像，每一铁官有鼓风炉80座，每座以13人计，则一大作坊应有工人1 千多人。河南巩县和南阳也曾发现规模巨大的西汉铁官所属的冶铁作坊遗址，巩县遗址中发现矿石加工工场一处，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共20座，还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造坑等，以及各式各样的冶炼器材和产品，燃料有木柴、原煤和煤饼3 种。南阳遗址发现了17座半地穴式的炼炉，炼炉由门、火膛、炉床和烟囱4 个部分组成。这两处冶铁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了汉代冶铁的技术水平。冶铁作坊与原料产地相结合，冶炼工序集中，从开采矿石到锻炼铁器已全部使用铁制工具，都使用鼓风装置，掌握了高温冶炼的技术。西汉冶铁技术水平已走在当时世界前列，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两汉人均钢铁产量要远高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也越来越普遍，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西汉已开始大量生产铁制兵器和铁制生活用具。到西汉末年，铁制的日常生活用具已经普遍存在于南北各地。
铸钱业也是手工业的重要部门。汉武帝推行五铢钱后，规定钱币统归上林三官铸造，由水衡都尉管理，铸钱业自此成为国营垄断的特殊部门。从铜材的来源到铜钱的翻模铸造，都有专门管理。铸钱首先要有充足的铜料，炼铜的工人每年在10万以上。制作时还需要不少精致的钱范，费工颇多，即使比较普通的陶钱范，要做成1 块至少须要3 个月，多则6 个月。
制盐、冶铁和铸钱是两汉官营手工业的3 大支柱，也是汉帝国利益的攸关所在。盐、铁两业均是社会上获利最大的生产部门，铸钱业更可以执一国货币交换的中枢。西汉成立之初，没有盐铁、铸钱之禁，民间可以私营，汉武帝将上述3个部门垄断国营后，国库大为充实。史载此时战争征伐、修制兵械、朝廷赏赐等费用都以亿万计，皆由中央的大司农负担，为汉武帝时帝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充实的财政基础。盐铁等国营经济的迅猛扩张，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是管理和效率方面：盐铁国营的规模巨大，人数众多，管理不便，官吏中谋私利者很多，疏于提高产品质量；官产的盐价钱要贵于往昔私营所产之盐；鼓铸的铁器农具，不合规式，农民不乐使用，铁官就强迫百姓购买。
制盐、冶铁和铸钱三大产业之外，两汉政府还拥有不少官营手工业部门，主要归少府管理。这些部门有纺织、漆器、铜器、陶器、舟车制造、玉石、纸墨笔砚、木器、竹器、草编、度量衡器、兵器等。纺织业规模不小，临淄和襄邑都设有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长安也设有东西织室，官营作坊的织工常常达到数千人，每年开支几万万钱，生产各种名贵的锦、绣、縠、纱等，当时已使用提花机，这是纺织技术的一大成就。汉朝皇室在蜀、广汉设工官制造漆器、金银器，这些器物十分贵重，专供宫廷使角和馈赠，其中制成一件漆器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经百人之手，可以想见分工精细到什么程度。
两汉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对后代有很深影响，后来的中央集权王朝，如唐朝、元朝、明朝，都建有规模庞大、工匠众多的官府手工业，因此官营手工业的发达还可看成中国经济史中一大特色。官营手工业的庞大成熟，应该说与中国集权统一国家形成早(秦汉时期即已形成）、官僚制度发达有直接关系。国家不待市场成熟到分配社会产品之时，就直接借助行政力量来组织资源和生产，这种由国家或王权来支配经济的情形在古代东西方是很普遍的，但中国特殊之处在于其规模庞大而且经久不衰。官营手工业主要是满足宫廷需要和国家行政、军事的需要，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是一种封闭性很强的产品经济模式，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究竟是利多抑或弊多，还应深入研究。
两汉民营手工业大都资本微弱，规模狭小，成分以小手工业者居多，不能以独立的部门出现。像民间纺织业主要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未从农业分离，产品多半是麻布、葛布和普通绢帛之类，用以自给，很少投入市场。城市中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其手工业资本往往不能和商业资本脱离，甚至依附于商业资本的运行。
民间工商业里，首以盐、铁、铸钱这三业最兴盛。蜀郡卓氏招徕贫民开铁矿，冶铸铁器，成为巨富，此外还有临邛程氏、宛之孔氏、曹之邴氏都是以冶铁致富。咸阳齐是有名的盐商，齐人刁间使用奴仆" 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两汉实行国营政策后，三大业即转向衰落。
工商业另一种是专门从事贩运贸易，贱买贵卖。汉初师氏有几百辆车子，买卖遍及天下郡国，在洛阳又有几条街的产业，可见师氏既是行商又是坐商；宣曲任氏则以囤积居奇而闻名；还有些商人是依靠种植和贩运经济作物和农林特产而致富。史载："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高利贷是商业中较特殊的一行，时人谓高利贷者为" 子钱家".无盐氏是当时最有名的高利贷商，曾为西汉列侯封君筹措军费。农民当时也颇受高利贷的盘剥，利息高达十分之四、五，甚至一倍。东汉时，" 富商大贾，多放钱货" ，高利贷一直活跃到汉末。
在当时人看来，大商家和小工商业者有明显的区别，"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种种称得上大商家的资产标准：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卖酒一千瓮者，卖醋、酱一千缸者，或有船一千丈，有马车一百乘，有牛车一千辆，有漆器一千件，有铜器一千钧，有帛、絮、细布一千钧，有染色帛一千匹，有白厚布、皮革一千石，有狐貂皮一千张，有羊羔皮一千石，都称得上大富商。
海外贸易也是工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秦汉时期，中国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为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就始于两汉时期。公元前138 年到前126 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沟通了汉朝同中亚、西亚各国的联系，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都遣使来访问和贸易，汉朝人民和中亚、西亚各国人民共同开创了由中国通往西亚、中亚再到大秦(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中外商人将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往西方，也将中亚一带所产的毛布、毛毡运入中国。此外，还有汗血马等动物以及石榴、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罗卜、大蒜、王瓜、葡萄等植物传入。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邻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船舶由合浦郡徐闻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公元166 年，罗马的商人冒充罗马皇帝的使臣出使东汉，就是从海路经日南(今越南北部）到达中国的。
3.货币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都自铸钱币，像齐国的刀币，赵国的布，楚国的蚁鼻钱，币制十分紊乱，秦朝统一六国后，规定货币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镒(20两）；铜钱称下币，重半两。汉朝继承秦制，货币有黄金和铜钱两种，其换算比值为，1 斤黄金值钱1 万。铜钱的单位是钱，如几十钱、几百钱，直到万为进制。
货币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媒介，《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里都有大量篇幅讲述货币的流通和影响，货币问题贯穿了两汉王朝的始终。西汉初年，社会经济还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有仿秦半两所制铜钱，又有三铢、四铢钱，民间私铸钱币的情形也很猖獗。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下令废行以前钱币，改用五铢钱，此后又将五铢钱的铸行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专理，西汉的货币制度才彻底规范统一。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之后，几次推行币制改革，先是铸造大钱，一枚即值五铢5000枚，后又废行五铢钱，创立了由黄金、龟宝、布货、贝货、泉货组成的6 类28品的货币制度。几年之间，币制屡更，而又混乱无章，完全不切合实际，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加速了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民间交易退步到用布帛金粟相交换的地步。东汉建立后，政府再次恢复了五铢钱的货币地位，直到汉亡。
五铢钱是古代中国比较先进的货币。它大小轻重适中，每枚约重4 公分，和罗马钱币第纳留斯轻重相类，钱币的正面和反面都有外郭，不易磨损和冒仿。从汉武帝铸行五铢钱之后，五铢钱就取得中国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长达700 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钱币。直至唐初改行通宝，仍继承了五铢钱的许多优点。
汉代货币制度的发达，是以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货币经济已渗透到两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两汉政府财政和赋税收入中货币成为主要项目，百官薪俸、皇室赏赐、买爵赎罪等都用钱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