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有宋朝把皇帝称“官家”，而不是称陛下或皇上？

宋朝毫无疑问是文人最憧憬的时代，这一点是大唐盛世也无法相比的，其缘由就在于历朝历代中只有宋代文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宋代的基本国策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与所有封建王朝不同的是，宋代皇帝也是君权最弱的一个朝代，我们常说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想要谁死，想要谁生都只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但在宋朝这话显然是错误的，《蓼花洲闲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说宋神宗在位时期用兵陕西，一个漕官由于工作失误，被判处死刑。次日宋神宗询问处理结果，宰相蔡确却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祖宗指的就是赵匡胤了，赵匡胤推翻后周，顺利建立宋朝是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的，所以立下了不可轻易杀士大夫的祖训。

祖宗之法在封建王朝是一条隐性的政策，宋神宗无奈，觉得既然不能杀，那就刺面流放吧，当时还是门下侍郎的章惇却说“如此即不若杀之（这样做，不如杀了他）”，宋神宗问他为什么，章惇回答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听了很生气，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由此可见宋代皇帝连一个小小的漕官都不能杀，其君权薄弱到了何种程度，也反映出宋代士人的地位之高，待遇之好。那么这和宋朝臣子把皇帝称为“官家”，而不是陛下有什么关系呢？有一定意义上的关系，更有趣的是不仅今天的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早在宋代时期，连宋朝皇帝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之为“官家”。

宋太宗还专门询问过这个问题，《国老谈苑》记载了这件事，也给出了答案：

徐铉为散骑常侍，太宗谓曰：官家之称，其义安在？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盖皇帝之谓也。

更有趣的是，宋真宗也问过这个问题，《湘山野录》记载说：

上（真宗）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为什么把宋代皇帝称之为官家呢？这两段记载都提到了一句话“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这句话最早出自《汉书·盖宽饶传》，是盖宽饶向汉宣帝上奏言事的时候所说：

《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根据古代的说法，五帝时代是官天下时代，特指尧舜禅让的事情，“五帝官天下”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实际上禅让的只有尧舜禹三代。禅让开启了将公权力移交给贤能之人，而不是直系后裔的范例，所以又说它是公天下，实际上就是指只要有贤能的人，都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君王，所以说“官以传贤”，官对应的就是公。

尧舜禹石板画像

而三王是指夏商周三代君主（大禹、商汤王、周武王）开启了将公权力世袭给自己后代的范例，从此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最高权力只限于在帝王的直系后裔之间进行世袭，就是所谓的“家以传子”。弄明白“官天下”和“公天下”，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要把宋朝皇帝称之为“官家”了。

正如《湘山野录》中所谈，是所谓“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这个逻辑正犹如秦始皇从三皇五帝中取“皇帝”两个字将其作为对君主的称呼，赵匡胤也将五帝三王之德总而概之，谓之为“官家”来称呼皇帝。乍一看似乎是矛盾的，不是说好了“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吗？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合称“官家”有什么寓意呢？《礼记·礼运篇》中说：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也就是说大道在的时候，天下的存在就是为了众人或大家，选拔贤人，不任人唯亲。当大道隐去的时候，天下就成为一个人的家，人们只会为了自己和亲人谋利益。从《礼记》透露的思想取向来看，它是推崇公天下的。而宋代皇帝作为治理天下的君王，那么他的首要责任就必须是为了天下众生的福祉，而不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

这是宋代皇帝的一种政治取向，但禅让已经成为不现实的理想制度，要求宋代皇帝把自己的皇位禅让给有贤能的人，而不是自己的子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又取“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理念，“官家”这个称呼的整个逻辑就是指：

我来当这个皇帝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幸福，并且将选拔贤能之士入朝为官，在他们的辅佐下一起努力。但皇位属于皇室独有，它只能在皇室内部进行世袭。

宋朝皇帝很巧妙的把这种政治取向和个人欲望巧妙的结合到一起，将家天下和官天下结合了起来，家天下并不影响官天下的存在，官天下也并不影响公天下的存在。虽然我的皇位只能在子孙之中传递，但是并不影响我和我的子孙们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同样，我在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时候，也并不影响我将权力局限在家族之中。

显然，这是比公天下的政治理念更加理想化的一种设想，将“家和官”完美的契合起来，当然这样的政治理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无法保证后续的皇帝是否也能执行这一点，是否会将个人享受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因此，这就是“官家”这个称呼的由来，可以说它寄托了宋代皇帝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政治理念。

但宋代皇帝为了贯彻自己“官家”的政治寄托，也确实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和权利，营造了“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现状。所以宋代士大夫的地位很高，官僚集团的权力压过了君主的权力，宋神宗推动王安石变法，但是在守旧的士大夫集团的集体反对下，宋神宗也不得不照顾他们的声音，几度将王安石罢相。

宋神宗想要杀一个漕官，但是在大臣的反对下，他也不得不重新考虑，甚至采取妥协的方式。宋代时期皇帝的权力的确受到很大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存在一些“官天下”的影子和面貌，君主的个人意志无法凌驾在国家之上，并不说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下面的臣僚们也能用自己的意志压倒皇帝的意志，所以宋神宗想要推广变法失败，想要杀一个漕官却不能如愿。

但是在明清时代这样的时期显然是不会出现的，明清时代是成熟的“家天下”，皇帝的意志胜过一切，在“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以一己之力对抗群臣，并最终取得胜利，嘉靖和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却依然不会动摇他们的统治，生杀予夺，任用士人都在皇帝的一句话，这显然是不健康的制度。

但在宋代，至少我们还能看到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大大的限制，虽然宋代君主称呼自己为“官家”寄托的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但在一定意义上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官”确实限制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家”，这就是它们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把宋代皇帝称之为官家的原因了，所以，你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