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路专栏 | 4 关于乔一琦故居的廓清

讲保护传承，首先要弄清楚乔家路的路名由来。

外界称：乔家路之所以得名，是因乔家后人乔一琦的缘故，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史实依据的，我们只要将乔一琦的年谱排一排，就一清二楚了。

首先，乔氏家族的乔镗与其子乔木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在川沙筑城抗倭名声大振时，乔一琦还没出生。

据史料记载：乔一琦生于1571年。换句话说，在乔镗、乔木父子川沙筑城抗倭的18年之后，乔一琦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一个还没来到世界上的乔氏晚辈是不可能影响这块地方，将该地方称作乔家浜。

其次，明万历十五年（1587），时年16岁的乔一琦为痒生（县学校的学生）。随入太学，应都试，由于几番科场失意，于是决意弃文从武。

万历二十年（1592），乔一琦与王世贞次子王士骕、无锡籍武举人秦灯是“死党”，一起因募兵抗倭被仇家诬陷谋反而入狱坐牢，五六年后才重见天日，这已是1597年之际，即乔一琦二十六七岁时。这时候，乔一琦的父亲乔懋敬因病逝世，乔一琦功名不就，难免被人嘲笑，并受到家人轻视，在闵行老镇难以生存。于是，只得离开闵行去找族叔乔时敏，迁居到法华镇西三里处高封桥。这有乔一琦所写《祭叔父文》为证。他在文中写道：“窃念侄倚，常流离困苦，而叔父不同其非笑；又常履险冒危，人皆避之，而叔父不以为嫌疑”。这同族叔父就是乔时敏（字君求），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法华镇。

过了五六年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乔一琦33岁时中武举人。

若以乔镗与其子乔木1553年川沙筑城抗倭的时间为标杆起算，那已经50年过去了。在这50年时间里，无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乔一琦是乔氏家族中足以影响当时社会的人物，更无史实可证明一个连生活都难以为继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拥有资金能建造“最乐堂”。

1603年乔一琦中武举人，离家去常州孟河从军，直到升任辽东镇江卫游击，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与金兵激战坠崖自殉，时年49岁。

可以想象，在这十五六年时间里，乔一琦有时间能扔下驻防军务而不管，却独自回到上海，长久地居住在“最乐堂”里吗？“最乐堂”会是他的故居吗？

如此把乔一琦的年代时间一排算，这道简单的算术题就清楚了：

隆庆七年（1571）  乔一琦出生。

万历十五年（1587）16岁的乔一琦为痒生（县学校的学生）。

万历二十年（1592）因募兵抗倭被仇家诬陷谋反而入狱坐牢五六年。

万历二十五年（1597）出狱，是年二十六七岁。其父乔懋敬因病逝世。

万历三十一年（1603）33岁时中武举人，离家赴常州孟河从军。

万历四十六年（1618）5月，与金兵激战坠崖自殉，时年49岁。

网络上、报章上等，把最乐堂称作乔一琦的故居，还把乔家路的路名渲染成是因他而得，这在时间年份上，还是逻辑推断上，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是以讹传讹。

清代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记载：“闵行乔氏，自嘉靖乙丑允德懋敬登进士，官至方伯。”这里说的懋敬，就是乔一琦的父亲。

乔懋敬，字允德，号纯所。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登第二甲进士，授刑部主事。隆庆四年八月，以贵州司员外郎，擢福建按察司佥事、湖广按察使，终以湖广右布政使致仕，终年62岁。这就很清楚了。若要说乔一琦的故居在哪里，那就是他随其父亲一起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闵行江川街道。

事实上，作为乔氏后裔，早已把乔氏传系说得很清楚：上海乔姓来自河南商丘，元末时有乔杞为松江知府。明初其家族散居。后，乔镇（四世）的长子乔纲迁居奉贤南桥。次子乔纪迁居上海县北桥，即上海县长人乡十六保，时称“闵行市”。即闵行镇地区。居住在闵行镇的乔一琦与他的父亲乔懋敬就是乔纪这一支的后人。这支住在闵行的乔姓家族，后散居于上海县城和法华镇(今长宁、徐汇的天山路、遵义路、新华路地段)。   

很显然，外界把乔纪当作乔杞，将这两个人的名字与辈分都搞错了。乔一琦是在乔纪天顺年（1460）去世后的111年才来到世界上的。

综上所述，所有的史实证据足以证明：早在元末明初，乔氏家族几代人正从川沙迁居邑治的时候，乔一琦还不知在哪儿扑腾呢，而正是由于“乔氏家祠”“乔家祖茔墓地”“修仁堂”“也是园”“最乐堂”以及药王庙的地皮、乔家栅的栅栏等都是乔氏家族建造和所有，再加上三代进士的显赫家族背景，在当时当地影响极大，所以，人们才将乔氏家族聚居与出入的地方叫作乔家浜，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