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明连载14

第四章 宏观看东亚文明的开端

一，中国文明的开端

东亚人的形成

正如要揭示西方的命运要深入到洪荒时代，要揭示东亚的命运也必须如此。因为只有通过长程轨迹我们才能发现始终主宰我们命运的背后黑手，原来是除了气候还有地缘。

地缘的意义体现在传播之上。传播牵涉许多因素，主要是时间与道路决定了传播。首先，文明传播有一个就近原则。它意味着那些处于最合适爆发文明成就的核心地区或附近地区被发展和传播文明的几率更大，会更早更快地进入高文明的辐射区。比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核心是非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核心是欧洲，新石器时代是西亚，工业时代是西北欧与大西洋两岸，今天则是太平洋两岸或APEC地区。这就是所谓文明大趋势。这些文明核心之间联系起来划线就能发现他们之间是有规律的，传播的规律就是如此总结的。东亚是他们中间的一环。

东亚的地缘决定了这里在工业时代之前的整个时期在全球是一个既不最先进也不是最落后的地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或地区，其实一直到今天中国都是个中等国家，在160多个国家地区里中国的人类指数位居正中间的80位左右。很奇特百万年来都无改变，但很快会有所变化了。

其前有西部发达文明，其后还有美洲印第安与澳洲土著等垫底。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工业时代，可谓自古如此。某种大势使中国如此，这就是中国所处的相对于东北非或西亚乃至欧洲的地缘位置决定的。当然，一般普通中国老百姓并不如此看待，因为他们读的中国书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并且至今中国人还强调中国文明与中国人都是独立起源。

按照分子人类学，人类最早在西亚地区作为第二站盘桓了几万年，大约在5万年前其中的一支携带父系染色体D的人群来到东亚，这就是第一批东亚现代人。他们在大约2万多年前一分为二，部分人可能通过华北进入日本，成为日本最古老的人群，今天他们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虾伊人中间。另外留在大陆的主体大部分成为今天一半青藏高原上的藏人祖先。这两波人在两个地方都最终成为文明最落后人群，显示了一个规律性：最早远离文明主流的人群进入偏远封闭地区后，观念与技术不能有效与文明核心地区同步更新，他们与后来携带文明核心区文明因子的人类相比就会处于极大的劣势和落后，这是他们最终被赶到地理环境最恶劣的荒芜地带的主要原因。所以，每个人群如何将自己开放给最先进地区，也就是实现文明的有效快速传播，是文明发展的致命条件。

藏族的情况最典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基本上没有低于2000海拔的平原地区，在这里生存环境恶劣，更有多座高达8000米的高山，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所以这里长期不再会有被其他种族追赶压制的可能，假如没有外力可以长期维持稳定的原始生活。但是他们内部最终在一千多年前也逐渐演化步入国家形态，只是比外面慢了几个节拍而已。青藏高原与外面的世界从来不是绝对的隔绝之地。

据今天的研究，青藏高原至少在4万年前已经发现有旧石器，但是不清楚其人种所属。比较大规模的人群活动进入青藏高原是大约7000年前开始。这个时间或许暗示了东亚或环高原地区的文明在此时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进来了全新的大批人群与文明，或许正是他们逼迫这些更原始的古老人群走入高原绝境。这些人就是O3类型，今天藏族人的一半父系也来自他们。很可能在O3人群来往于藏彝通道之时，部分人留在了高原，部分人继续前进到达黄河上游地区。

中国藏族的小一半父系染色体与中国汉人基本一样为O3，所以，“汉藏一家亲”并非是一句空话，汉藏语系可能揭示了远古的某种意义的同源秘密。根据就近地缘原则，与谁紧邻融合谁。汉藏语系提示我们，最早的汉族发源地可能距离青藏高原并不远的中亚附近。

沧海桑田一直是人类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随着气候改变，海平面会大幅度升降，最多的可达200米左右。2万多年前中国东部海区曾经是一片草原，部分D人就是如此进入日本岛的。而另外一批C型父系染色体也是通过当初的这些沼泽和草原北上的，在炎热的时代他们进入北方草原，但在寒冷的历史时期又一次次南下汇入汉人中间。宽脸型的朝鲜半岛上分布有很多蒙古草原人，甚至连他们的语言中都有明显的阿尔泰痕迹，当然朝鲜族更多是与东亚汉人一致的人群，日本也同样。

绘图：父系拓扑关系

今天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群是2万多年前出现的O型父系染色体携带者，他们与后来占据欧洲主动的印欧人的祖先几乎同时在中亚附近的2万多年前诞生，其类型为R。所以，欧亚两地的主体人群是非常接近的人群，他们的差异是在农业时代逐渐产生的。比如他们的皮肤，他们的体格、他们的蓝眼睛与头发等，都是后来逐渐获得的。印欧两地从某种意义上在“人种”方面是非常接近的，因为两地的主体人群是2万多年前基本同时同地同根源发展出来的，他们的上一个父系是K类型。

东亚的O型父系携带者占据今天中国人的75%，但其中45%为其中的O3类型，他们主要分布于华北。朝鲜半岛与日本人则以其中细分的O1、O2类型为主。这种分布再次展示了原始时期后来从西部到达的新移民的技术优势，新人将更古老的封闭人群最终驱赶至荒野边缘地区。这就是O3类型。

中国的O3父系人群实际上相当于欧洲的R人或R1b，他们都是在农业时代随着青铜新技术大规模侵入的，可能部分还伴随着马匹与马车的军事威力。这就是当时新文明技术的力量。

新技术还带来贸易传播的动力。高等级文明群体在低等级文明群体那里花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巨额收益。几千年后，欧洲人再次涌入美洲，基本类似当年农业时代技术移民的模式，以新武器和新技术迅速获得土地与其他资源，甚至征服和压迫原先的土著印第安人。

在农业时代的中亚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文明人，肯定曾经有过一次“发现新大陆”的冲动，是他们开发带动了了东亚与欧洲的所有地区，并驱赶了之前已经到达的的土著以及其他接近的落后群体。我们不赞美殖民，我们甚至也不赞美文明，我们将这些都归于一种动物（人类）的无意识集体，它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只是客观描述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当中殖民形式所带来的最终影响。现在可能我们经常谴责殖民者和侵略者，其实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充当过殖民者。比如中国青铜时代时的殖民者不是别人，很可能就是O3与西部的一些人群合力驱赶了之前已经到达黄河的土著O1人群，以及D型与C型父系携带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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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复旦大学严实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青铜时代早期黄帝是从北方草原经由张家口进入华北平原的，这个人群的主要组成应该就是O3人群，而更早的炎帝可能是O3人群的另外一个更为古老的支系。在东亚传播青铜技术的主力军除了O3人群之外，应该是从中东与中亚乃至东欧而来的印欧人群。今天在华北地区他们的基因依然有明显的表现。临近的内蒙古地区的印欧人R父系比例高达5-10%，很多蒙古人有蓝眼睛。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北方草原人多次南下，长期活动于西伯利亚的土著Q、C与N型父系携带者也常常南下混入O型人群，最终他们成为汉人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期在中国东北发展的红山文化的明显参与者是N型父系人群，他们是通往北欧的逐鹿人主力，所以，他们也带动了部分外来人群进入东亚。

中国地区也不缺乏高加索地区的G类父系染色体携带者。中国最早的三代时期甚至不缺乏埃及人常见的E类型父系携带者，因为有些玉雕人面像很明显就是非洲人，后来在中国依然能够检索出E类型的少量存在。但中国今天的汉人中间缺乏中东闪族核心人群J类型，J类型是后来很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回民带来的。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玩味，要么说明主导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不是西亚人，而是北方游牧人，要么最初西亚文明的建设者中间印欧人参与者是压倒性的存在，所谓闪族人中间可能有浓重的印欧人。

由于这一时期大批进入中国的人群来自西方和北方到东亚发展，大批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一带出现，是为仰韶文化。东北则是赤峰附近的红山文化异常耀眼。许多文明现象是从蒙古草原的南缘最先开始的，那里地势平坦，是最早的东西方文明传送带。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的北线在原始时期即已存在。长城内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活跃地带。最终在4千年前的干旱时期，他们走向相对安全的黄河流域，山西与陕北一带出现了与后来文明有连续性的一些重要据点，说明了文明大潮正逐渐从北方蓄势待发即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倾泻进中原，从彩陶到城堡据点，还有农业技术以及天文等其他多种工艺，越来越密集地开始向黄河中游汇聚。

中国的长江流域乃至长江入海口的三角地也是文明的发达地区，但是比起北方的熊熊文明之火，南方更像是孤星照耀一般的零星出现，这也是地缘影响的结果，因为大部分人在新石器时代是依靠陆地进入东亚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依然从南部沿海进入长江流域。不过这些情况并不统一。无论如何，自青铜时代开始，北方文明明显压倒南方已经是个事实，主要是因为陆地交通工具马车与马匹开始出现，这一局面的彻底改变，长江流域胜过北方黄河流域的时代到来，需要到很晚之后的历史时期，公元10世纪宋朝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时间，是可以改变地缘的。

复杂的起源争议与题外话

先说个题外话，假如文明学是一个颠覆性的学术活动，那么为何是中国人开始书写了文明学或大文明，为何是苏三开辟了大文明，原因可能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作者必须熟悉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那些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人，是无法看透大文明的，因为他们的人类文明史不是连贯的，这就是为何是我看到了大文明的原因所在。大文明就是一个连贯的文明事件，但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学术使人类文明产生了断链，所以，后面就乱了。

中国文明起源相当于一座展望人类文明的独木桥，不经过这座独木桥你就无法去联系整个大世界大文明。有了这座桥梁你就可以健步走进文明学的思想体系，没有这个桥梁你就被隔在对岸。所以，全球文明同源或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西方人有能力研究中国问题，但是他们“进不来”中国领域，或者只能进入一小部分，所以导致他们成为“外行”，而中国的学者因为受困于民族主义也突围不出去。我的特殊身份成就了文明学：我是一个学习西方文明的中国人，而我又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相对熟悉，在洞悉了中国的文明缺环之后，从中国文明起源发起进攻，最终独自补上了这个缺环，从而使全球思想史形成一个相对客观连续的整体，宏观文明学的一系列原理乃至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就显现出来了。它的产生可以说是非常容易的，但也是需要特殊条件的，这就是我这个外语系中国人研究这个课题的原因所在，因为我断然拒绝并纠正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文明起源论。

中国的文明到底来自哪里，是20世纪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势必不断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强以及科学开放，中国文明西来说理论重新回到中国学术界的视野。

不过，现在看，以往的西来说争议应该成为老黄历了。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有关误区就是因为视野过于狭窄造成的，在新的大文明框架下很可能从此迎刃而解。尤其是宏观文明学出现以后，中国文明的西来说可望成为“不言而喻”的存在。但是原先的西来说也有问题，主要是过于简单化了，最大的问题是点对点和统一化。我相信中国文明的西来说在21世纪一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突变发展。宏观文明学不仅指导西来说研究，而且西来说也将支撑宏观文明学的建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为何我既是中国西来说研究的代言人也是宏观文明学的建立者。

尽管中华文明总体是从西而来，但并非全是西亚或埃及或哪里单点传播，也有其他方向的多种复杂影响，比如北方而来的草原影响就是一个明显的渠道。任何文明的形成，其实都是一种混沌方式，是众多地区交流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点对点的单一传播，甚至落后地区也可以少量回哺到先进地区，但是在原始时期的中国由于其地缘位置的特殊决定着总体先进文明是从西向东蔓延传播，狭义文明是从西亚，从东欧从中亚，从北方草原大通道，逐渐向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汇聚，最终在中原附近形成文明的核心。这个过程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的平原与气候对于塑造当时的黄流流域有关。中下游地区由于河水经常泛滥不可控，所以除了一些山岗与稳定的沼泽地区是很少人居住的，到了后来黄河河道固定，尤其是4000年前的极端干旱期，人们蜂拥而来开始进入黄河支流地区。

在人类文明整体东渐的历程中，中华文明一边完成自己的本土化使命，一边也承担着继续向更远处传播文明的职责，比如日本和朝鲜半岛，甚至太平洋与美洲，都曾经接受过部分东亚大陆文明的影响。

美洲地区主要接受的应该是东北亚地区的文明，他们之间也都是联通的。总体人类农业文明从中东附近生成后花开两支：一支向西进入欧洲，一支向东进入亚洲，并最后通过亚洲进入美洲。

图：

图，很明显，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起源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不研究史前是无法理解历史的。

从非洲到欧洲，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东亚，一切看起来相距如此遥远，这些交流在远古时期是如何达成的呢？时间换空间。这是一个著名的股市概念，但我将其原理运用进考古语言之中。它意味着，文明这种现象“有苗不愁长”，只要有时间，什么奇迹都可能发展出来。宏观文明学与之前的传统文明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文明学认为人类文明是时间、地缘与气候作用下的一个生物结果，人类文明是一种无意识发展。换句话说，人类文明是时空与气候的产物。

有关炎黄来源

6千年前的气候大降温，可谓是印欧人扩散的催化剂，整个旧大陆都受到了不同和方向的影响，狭义的中国文明也是这次大降温的一个结果。

中国汉人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尤其是黄帝的后人。炎帝这位由两个火字组成的祖先神更像是一位农业时代的祖先，并且他的来路与黄帝不同，他是从西北地区的农业通道沿着黄河进入中国内陆的，甘肃是他的入口，然后来到关中平原。但他的主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淡化。

从草原赶着马车进入华北平原的黄帝又名轩辕氏，在神话中有着骄傲的自信气质，仿佛一位神气活现的雅利安人，要么他就是一位雅利安黄面神仙。他是青铜时代的代表，他用从西部带来的新式金属武器砍杀了早已落脚在黄河下游的蚩尤部落，最终，战败的人们从黄河一路狂奔，甚至越过长江，落脚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今天贵州附近的南方苗族自称祖先即为蚩尤。幻想的神话与真实的历史乃至信仰体系混杂在一起，很难分清是非与真相，今天幸有分子人类学，有些历史的面目被逐渐揭开。

图解：中国的人与文化明显以江淮为界分为南北不同的两个部分，甚至南北汉族的DNA也显示出很大差异。北方汉族和内蒙古人以及朝鲜人的遗传距离也比南方汉族近，这说明他们在成长时期分别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外部影响，因而他们的神话或人类起源的意识是完全不同的。

两位中华民族的祖先神的进入，都标志着中国最古老与西部所谓丝绸之路的最北方两条道路的开通：北方农业之路与草原之路。炎帝可能行走的是最常规的丝绸之路，黄帝走的则是更北草原之路，具体来自哪里目前不清楚，但是可以参考商朝起源。中国的文明不仅仅是一种西部传入，由于近6000年的气候转冷，恰恰也是中国狭义文明产生时段，所以中国文明还有很重的北来成分。北方草原以及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东欧都为相对南方的华北注入了新鲜文明血液。更早的伏羲云云，过于久远，依稀似乎与印度方向有一定的关联，吉光片羽不可追也。

分子人类学分析认为，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主要为O3类型，包括苗族、包括关中平原的炎帝所在地以及黄帝所在的部落，都属于中国最大的一个父系染色体类型，他们是占据东亚75%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越人或东南沿海一带则是另外一个支系 O1类型。O2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小类型，在日本和朝鲜半岛有较多存在。

一个推测是，早期的一批O1人从南方进入中国，曾经几乎覆盖到全境，但是商周人群所谓炎黄人群可能与青铜人一起进入黄河流域，对更早的O1、O2人群进行了压制，最终把他们赶往历史上中国最不发达的荒远西南与东南。中国辉煌的华北文明主要为O3类型人的成果。

严实“三皇”分子图：

东亚陶器自古发达及其成因

人类的最早的陶器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东欧波兰，时间在26000年前。至今我们依然不知道陶器为何出现得这么晚。出现于这个时期的东欧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但由于原始陶的特殊性，估计各地在如何界定最早的陶方面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在170万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陶器，人类使用火的历史是不是需要缩短？不过即便在中国也确实已经有几十万年前的猿人用火的痕迹，看来用火而产生陶器的几率确实很低。或者，我们必须说，文明就是一种不断的积累提升，不到一定的时机就是不会出现。人类的文明社会实际上环环相扣。虽然火可以产生陶，但是它依然出现得如此晚，让人深思。

因为陶器是泥巴火烤即可获得，假如人类一直以火烤制食物，那么偶然产生陶器的几率是很高的。但是陶器就是出现得如此晚近。我的一个推论是他们不需要陶，陶器是农业社会的配套产品，所以他们就不发展陶。最早的陶器很可能是用来盛放粮食避免鼠虫之害，另外也可以用来参与加工农产品，而在此之前的人类因为过着居无定所的渔猎生活，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娇贵的陶器。人类的许多文明习惯，其实是需要一些特殊条件催生的，不需要就不发展。所谓需要，更多是看时代性了。必须性才凸显价值。

陶器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事实，一贯在石器时代落后的东亚地区并不比西部世界太晚，尤其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国更成为陶瓷业的霸主。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我们尚不知晓的秘密，甚至日本在新石器时代都不同寻常地似乎比中国早期陶器都要发达一些，看来当时的世界确实有些秩序大乱，那会不会是因为气候带来的影响。起码日本早起的陶器都与火苗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明显的原始火崇拜遗迹。

到仰韶时代，中国陶器的发达程度几乎要反哺西部。对这些反常现象，我的一个解释是，陶器是出现在石器与金属之间的一个过渡现象，由于东亚两头都弱，石器与金属冶炼技术都不发达，所以中间的陶器反而在东亚作为替代品得到了集中发掘发展。这一现象在历史时期也可以得到印证:中国的瓷器格外发达。瓷器是陶器的高级形态。中国陶器与瓷器的发达，就是对于石器和金属的一种取代，西方人凡是可以使用石材与金属的时候，中国人皆以陶瓷替代了。

游牧人与中国的命运

被驯服的马匹这种农业时代的“高科技”在哥伦布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美洲。这个事实一则说明驯服马匹是一项艰难的智力与体力活动，另外，也说明现代人其实很可能并不是真正通过白令海峡而进入美洲的，或许他们是通过南边的岛链进入美洲的。但是马匹与人的迁徙特性不一致，所以马匹最终没有能够由亚洲人送进美洲。此处的关键是气候与地理的配合。

5500年前马匹在欧亚大草原西部（乌克兰-哈萨克）被印欧人为主的群体驯服，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驯服马匹是一项高智力活动。雅利安人的自信满满可能不是一个虚妄的举动，很可能与马匹驯服有关。不过，那也是气候温暖期上苍送给印欧人的一个礼物。之后的时代里，寒冷的气候开始惩罚他们的自满。

马车与骑兵出现之后，草原游牧人实际上就开始掌握了全球的军事和政治主动权。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狭义文明时期的多半历史都是由游牧人书写的。中国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起源就与游牧人有关，他们有明显的游牧成分，同时也懂农业技术，这与欧亚接壤处的大部分印欧人的习性很接近，新疆地区的考古将给中国内陆的文明起源最终定调，因为假如中国文明西来，西域是必经地区。

西亚与古埃及文明恐怕也是如此，包括印度文明。旧大陆的第二个文明交流圈实际上是由游牧人书写的，这与地中海的命运掌握在航海家的手上截然不同。其实，欧亚大草原文明交流圈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人类生活中又一决定性影响因素开始显示威力。除了海上船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骑兵。他们的相似之处是速度极快。在很早的时候，人类社会或曰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是由速度取胜的。在今天，速度依然是决胜武器。凡是在速度上可以打败敌人的军队都是常胜军，当然骑兵不仅仅是速度，还有速度与马匹本身所所带来的冲击力也是巨大杀伤力。

农业时代之后，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都会有一位骑马的英雄雕像，不过人们往往会忽略掉航海家们的贡献，并且人们更多会看到游牧人的铁蹄带来的伤害，完全忘记了3000年前的诸多帝国实际上是由一些sea people征服瓦解的。但中国却不同。东亚的主色调是内陆农业，所以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潜在由北方游牧人塑造的一个虚假的农业国家。

图：（吉林大学于长春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线粒体DNA研究遗传距离图。华北人是高度“胡化”的人群，与内蒙人差别不是很大。

三代以来的中国文明核心为何长期位于北方，而非南方，不仅仅是黄河流域适合农业，也是因为半数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由欧亚大草原南部的游牧人或半游牧人书写的。后来的成吉思汗与他的草原亲族们不仅屡次改写了中国史，而且给全世界带来了一次次巨大的冲击和文明的新陈代谢。有人说，是野蛮战胜文明，其实不过是冷兵器时代骑兵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所决定的。工业化之后的风向已变，高科技，或每一时代的最新科技方向才能决定文明的生死与风格。

早期的草原南部游牧人可能是中国青铜文明的主要输送者，但是当中国的本土化完成之后，草原人成为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西部文明核心悄然在从中东重新回到到地中海北部地区，希腊-罗马的欧洲体系确立。原本可以从中亚与中东获取文明信息的东亚草原人愈显粗鄙野蛮，从此北方草原从输送文明的大通途，变为东亚人的噩梦。2300年前开始建立的长城就是个东亚文明格局转变的信号，内陆农民开始一劳永逸地拒绝北方游牧人统治。

长城并没有阻挡住北方游牧人南下，因为气候在日渐变冷，游牧人在生存压力下坚决地一次次南下。从五胡乱华，到刚刚产生文字的满清统治，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北方骑兵的威胁之下，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文明几乎一次次被打回到石器时代。所以，中原文明看似悠久，也不乏一些脉冲与精华，但其文明质地整体非常粗糙，中原文明缺乏如同英国或日本那样离岛国家的连续积累，缺乏高雅细腻而安静的封建贵族气质，至今这种后遗症在中国社会依然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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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的 原文链接 里是同题纪录片《文明学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