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痖夫再发文：一味吹捧余秀华，中国现代诗不走向没落就奇怪了
3月26日，本号发表了“王家痖夫”的一篇文章《民间高手写下十首挑战诗，只要一首不好就算输，余秀华可应战》，引发了一些关注。今日，小解再刊一篇痖夫之文，与以往不同，此文放弃了追问余秀华，而重点讨论了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分析与思考。正如前文评论里说的那样“诗歌或许不算很在行，可痖夫的评论却是很犀利的”，这篇文章聊了很多，探讨了很多，有些地方连我都看不懂，但大部分都比较在理，希望大家亦能由此解惑。王家痖夫文如下：
前言
非常抱歉，前些天借解忧文史先生的宝席发表了一点东西，污秽了各位先生们的法眼，在此我深表歉意。对于诗，我是抱着神圣的态度去供奉的。我从不消费诗，诗是我灵魂深处的伴侣，只是我太热爱了，容不得半点亵渎。真不想用语言去冒犯她，余秀华女士也是一个来自底层的人，她是一个诗人。我不是，也不敢！对于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人言诗无达估，我不想作过多的诠释，下面这一点心得，是我对现代汉诗创作的自我理解，不论对否，只有让后人去证实了。
《也谈现代诗的语言重建与意境的营构》
对于现代汉诗来说，这是一个亳无秩序可言的错乱年代，旧的法则己被打破，新的规范尚未建立。所谓的新诗，用了横向的移植。（我们的汉诗好像已经全盘西化，或者完全白话化了）
诗成了分行的散文，甚至连散文也不如，而不是继承了汉诗优雅的语言。我想，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都是有着创新、发展、最后成熟和萎缩的阶段，继承是其不可或缺的精神。诗歌的艺术既是语言的艺术，诗体的革新也是语言的演变，新诗与旧诗的关系，应该是传承，而不是断送。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不争的议题，已经有很多的实践告知了我们。
余光中先生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中国化的现代诗，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洛夫先生也明确提出“回归传统，拥抱现代”。传统与现代，不是矛盾；传统与现代，不是隔阂；传统与现代，而是呼应的，一脉相承，文学或者任何的一门艺术，都象是一川清流，濡养着后人干涸的心灵，他是不分时间与地域。现代诗在语言的铸造与诗艺的营构上，应该与时俱进地接受现代的洗礼，但也不能漠视传统的传承，我们要的是革新，不是割裂，无论什么艺术，不是不灭而不生的。
一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汉诗的语言有着近乎完美榜样的力量。我们的先辈们可以写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可以写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看看我们现在的所谓新诗人，他（她）们把诗的语言写成了什么，（我暂不举例，以免误会）这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流行的通病。诗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艺术的语言，也就摒弃了艺术的诗。现代诗的语言变的如此僵硬、浅薄与狂怪。怎么如此灵动、凝练、优雅的汉诗语言，到了我们的手中形同嚼蜡，毫无诗味可言，我们竟然将一纸用文字堆砌成的垃圾冠冕堂皇地尊称为诗，真真让人汗颜。
＂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诗歌必须具有音乐美、意境美和建筑美。如果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邯郸学步，而且嗤笑前人的浅薄而固步自封，那么我们就显得更为浅薄了。前者功在破坏，任何一种的文体，染指久了，必须推陈出新。变者通，通则活；后者重在建设。我们该如何重建我们诗歌的语言美，这百年来几代人筚路蓝缕的前赴后继。如果我们是汉语言的肖子孝孙的话，我们应该从被我们摒弃的古典诗歌寻找泉水源头。依我个人的愚见，（我仅仅说的是我的愚见）。
从乐府歌行演变而来的宋词，何尝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吗?词打破了诗的束缚，成就更具音乐美的文学体裁，音律更为严谨的词成为有宋一代的主流文学。我们何不以宋词为借鉴，来重建现代诗的语言。现代诗人中，语言锻造最为出色的应该是周梦蝶先生了，典雅又富弹性，俊朗又不失风神，凝练中透露出诗人浑厚的汉诗语言的功力，可惜周氐其诗陷于个人困苦，诗思多囿于禅理，溺于悱恻缠绵，意境稍欠大气滂薄。海子可算是新诗百年的集大成者，海子之所以伟大，他做到了汉诗语言和意境俱佳的高度。
二
诗可以直面人生的苦痛，既使是痛苦，也要痛苦地坦坦荡荡。 海子之所以伟大，是他把人性深处的苦痛鲜血淋漓地摆上诗歌的圣坛。＂愤怒出诗人＂，只有海子才有资格担担诗人的名誉。当我们诵读他那先知般痛苦的预言，何尝不是内心痉挛、面露抽搐，而久久不能自己。我也不是说婉约就不是诗了，如汴之琳《风景》、郑愁予《错误》。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何尝不一样？一首好诗，我们也该这样评判。我总觉得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和《摇摇晃晃的人世间》捧为杰作伟构的话，如果我们都把这样小我的不幸当作心灵的鸡汤，颓废与自淫满足人们阅读的窥秘感。中国的现代诗不走向没落，那简直是没天理良心可言的。
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说那样，＂每一张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被诗人写过了＂既使我们翻阅现代诗的每一片落叶的正反面，也没看到一篇堪称杰作的作品。＂新诗的经典，并没有因为数量的疯涨，在质量上有显著的提高。＂这也是孙先生说的，为什么新诗就这样被人垢病，今天的所谓诗人，不但愤怒不会了，苦痛不会了，甚至连吟唱也不会，剩下的只有文化的浮肿和滥情的吟呻了。新诗的百年，难道留给后人的会是一堆量高质低的文字垃圾?每一个写诗的人都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在娱乐自己，还是在自欺欺人。
诗经之吭亮，离骚之悲愤，汉魏之风骨，盛唐之风采奕奕，北宋之绮丽纤秾，以及南宋之慷慨悲歌，这都超越了小我的境界。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境界，我们应该去吸收和继承，而不是去抵制和断送!文化从仕大夫阶层来到了小知识阶层的手中，诗歌也从大彻大悟的士大夫意识形态变成了小悲小喜的平头百姓的意识形态，他们或许把语言和技巧把玩地很娴熟（可惜新诗的诗人至今还把握不了汉诗的语言和技巧）。境界则弃之如敝履。他们有着小知识阶层的狡黠，却缺乏了仕大夫阶层的忧患。现代社会对小知识阶层失去了上升的通道，诗歌也就丢失了高蹈进取的精神而沦陷为平头百姓无关紧要的呻吟了。我们不要这样的沉沦，新诗应该从市井庸俗的个人得失中升华为人性的追求与解放。
新诗的意境不高，决定了新诗的格调不高；新诗的语言艺术性不强，也就决定了新诗艺术性的不强。
三
如果我再拾他人牙慧的话，王国维先生所表述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她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我们如何避免生产文字垃圾的平庸之作，如果每一个诗人与评论家们都以'大雅久不作，我衰竞谁陈＂的历史责任感为已任。我们现代的汉诗，也就少了不堪入目的窘境了。现在大陆的诗界，正如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那样追求西化，或者完全白话本土化的两端极化。
我们该如何构建现代汉诗的语言与意境？艺术是可以借鉴，而不可以抄袭。诗歌是有民族性的，她是我们民族几千年的语言经验地积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要贴近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邃的底蕴，越贴近才越有出息＂。新诗的先驱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实验与探索。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如果说宋词以李太白的《萨蛮奴》和《忆秦娥》为祖而终成一代之文学的话，我们又何不以奔放而又具有节奏感的乐府歌行为借鉴，来成就我们的一代文学。自由体的新汉诗与古典的乐府歌行体裁非常相似，倘若注入雄浑而又奔放的意境，或许是救赎现代汉诗苍白无力的一剂良药。我们不可能个个都是屈原和海子，人人都能谱出《离骚》与《太阳》。现代汉诗除了屑小与卑微，能不能还有点伟大与高贵?
完全颠覆古典诗词的经验是不可取的，我很想继承汉诗优良的血统，东方的睿智与西方的直率是完全不同的两样性格与秉性；我私下认为，现代汉诗不可以完全抛弃汉诗的经验，而去全部接受西方诗歌的语言和意境地洗礼。从字的推敲到意境的营构，我们不可以背叛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只是我太喜欢东方人的智慧和灵动，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应有自成面目的风格。诗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文化是深入骨髓的胎记，而不是肤浅的漂染，任何人为割裂民族性与传承性的方式，都是不足效法的。
四
我这样说，也许有很多人不屑一顾，甚至如芒在背一般难受。其实，我只想表达我言不达意混乱的逻辑，对于现代诗而言，不仅仅于诗无补，更是一种猥亵。读诗对我来说已勉为其难，更何况研究与评论，以上的这些文字垃圾，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想法而已。术业有专工，如我一引车卖浆之流也来妄论诗艺，可见诗艺真的己式微到连我之辈也不忍孰视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