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师范791班往事

图片说明：当年的师范生董新明（右），如今已是特级教师，现在海南省儋州市二中任教。图为董老师会见当年在松滋沙道观初中任教时的学生范智斌先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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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班是松滋师范1979级1班的简称。当年的这个班，是一个文、理混杂的班级，多数同学是参加1979年高考后从理科班录取过来的，文科生只占少数。50名同学中，女生占6个，即邓恢育（后改名邓辉育）、杜逢梅、尤太兰、龚朋丽、周友芬、王祖唯，与792班女生数一样。而793、794班清一色男生，号称“和尚”班。那时的松滋师范，面向整个荆州地区招生，因而，我们这一届4个班就加盟了不少天门、仙桃（原名沔阳）、公安等县的同学。791班里就有如下同学：肖早林、彭仁泽、彭元坤、唐从彦、王伯祥、雷万坤、陈万年、丁石元、丁立发、毛光华、方柱红、熊中发、许泽书、汪家才、朱从文、费保华、邹国良，凡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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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忽然想起写791班的陈年往事？究其原因有四：一是9月17日我与在湖北省纪检委工作的刘业发在微信上聊天时，得知女同学邓辉育建了个“松师791”微信群，她打算把本班同学一一拉进群里，加强联系；二是9月18日我入群后，与几个微友共同回忆同窗两载的同学名号时，惊见卢义仲在微信群里传了一张我们35年前的毕业合影。泛白的照片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三是我们几个把791班同学名录回忆齐全，我把它连同毕业合影放到朋友圈后，当年曾在松滋师范工作过4年、2014年评上湖北省特级教师的文友邓济舟，赶紧写了一篇博文《一张老照片》。这篇质朴无华却富含真情的文章再一次在我的心中掀起了狂澜巨浪；四是我随后在一个记事本中翻出了我1979年7月高考的各科成绩记载：政治47分，语文63.5分，数学35分，历史73.5分，地理50.9分，总计269.9分。（英语未计入总分）我暗暗地想，没有这份成绩单，我是进不了松滋师范的。它是我脱离农村、成为国家干部的一块敲门砖。因为录取了家乡的师范，进了791班，也才认识了众多的弟兄姊妹，也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基于此，我打算在教学之余写一写松滋师范791班的往事。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依稀，我只能用零散的、片段式的结构把它们回忆出来，与诸位交流、分享。不妥之处，敬请批评、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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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松滋师范报到入学的日期，37年了，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1979年10月14日。

那天上午我妈引我带着行李和箱子来师范报到，一进校门就听见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在播送迎接新生的《欢迎词》。从头到尾，押流求韵。第一段至今烂熟于心：“在万马奔腾的时日，在艳阳高照的金秋，我们迎来了国庆三十周年的盛大节日，又迎来了长征路上的亲密战友。忆昨日，你们奔忙在校园、工厂、田畴；现如今，四面八方聚一堂，长征路上共春秋！”欢迎词还用一块很大的板牌书写出来，红纸上落下黑色的楷书字体，十分好看。

进寝室（最初在小礼堂舞台上）铺床时，左边第一张上铺的那个同学笑着与我打招呼。他告诉我，他叫费保华，从沔阳来的。我妈也笑着跟他说，你们同学是缘分，相互照顾哦。

铺好床出来，妈搭车回去了，我和保华去外面逛了一会儿。从师范院墙旁到县车站，沿途是原生态的农村，偶尔可见的民房都是土砌瓦盖。哦，对了，距师范不远处有一排平房，是林园公社的代销点，当时应该还是国营性质的。我俩在那里买了一点酥食。保华买了一只茶缸，我还花几毛钱买了一本什么书，立刻在扉页上写下：1979年10月14日，林园书店。2002年我从乡镇搬家进县城时，这本泛黄的书被我处理掉了。

保华买茶缸，说他每天要喝很多水，他肺部有毛病。可怜的好同学，因为疏忽了及时就治，竟衍变成肺结核晚期，参加工作没几年就早早去世了。

师范两年间，我和保华还异想天开地改编过一个云南作家的中篇小说，很幼稚的电影剧本辗转几月到了那个作家手里。作家后来回信，要我们专心学业，不要急于弄电影剧本，别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我和保华当时看了回信，相视一笑。是的，我们当时没有生活积累，没有文学砺炼，匆匆改编人家的小说，确实是不自量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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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住的寝室，有791、792两个班的同学。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开始陌生，一说一笑就熟了。我对面的铺上睡的是792班的祁明（他那时就长得很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参加工作不久，就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他是我们79级同学中去世的第一人）。他喜欢说笑话。晚就寝铃声响过很久，大家还没有停歇的意思。这时门外传来了干校长说话的声音。我的床铺靠近房门，我赶紧提醒大家：“快快，老干来啦！”不知是谁还喊了一嗓子：“老干满脸横肉！”大家不吱声了，在被子里学英语的田昌富（后来易名田君）很快关了收音机。干校长拍了拍房门，厉声地说：“快睡觉！别吵啦！”第二天一大早，干校长把我们喊到一起训话，目光掠过每一个同学的脸，似乎是要“揪”出昨晚“戏弄”他的人。训了一会儿，他才让我们去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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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对面原是小山、丘陵，有弯弯小道直通后山。两旁的住户寥寥可数。山上种的是柑橘。大概是79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克兵、石元、柱红、中发几个相约来一番“丘陵游”。爬山爬得气喘吁吁的，不久口也渴了。咋办啦？我们在农人摘光了果实的橘树上仔细寻找，像工兵探雷似的，居然在一株橘树上发现了两个黄橙橙的橘子。大家欣喜若狂，一人几瓣，塞到嘴里甜津津的，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我将“丘陵游”的经历写成稿子，投给松滋县广播站，嘿嘿，广播站给播了，一个月后得了五毛钱稿费。这，应该是我得的第一笔稿费。过了好久，我才与当初编我稿子的人见面——他叫杨东鲁，从农村田埂上靠写稿子走进县城的。他后来成了松滋报社的总编，全国知名的杂文家。

大家也许不知道，我读师范时给广播站投稿，每次都是徒步去来，从师范驻地走到现在的市广电局这儿，来回一趟得一个多小时。那时沿途建筑不多，车辆极少，路况也差，慢悠悠地走，尽享沿途原生态风光。你别说，坚持走路，为我后来参加学校长跑得第二名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在去投稿的路上，我还惊讶地发现有一个同行者，那就是我们下一届的胡文华。他，现在就在松滋市广播电视台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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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活有些单调，但每学期可以看几场露天电影。黄昏时分，放电影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在操场上栽杆子、拉银幕、调试机器。洗完澡后的同学，三三两两地拎着凳子聚到操场上。女同学披散着洗过的头发，任满头的芳香在场上飘逸。那时放映的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电影，如《红色娘子军》《三进山城》《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早春二月》等等。记得头天晚上看过谢芳主演的《早春二月》后，写得一手好字的刘业发，第二天中午便在黑板上手书：洈水的儿女爱故乡。主演：谢芳。班里当时正有一个叫“谢芳”的男同学，出生于洈水流域。他一举手一投足有点女性化。大家看了黑板上的书写，都笑了。下午上课之前，大家惊奇地看到，在“主演谢芳”的前面，不知是谁加上了“导演刘业发”几个字，只不过那儿个字没有业发兄写得好。课任老师来到教室门口时，擦黑板的同学赶紧上去“履行职责”了。刘业发和不知名者制造的这一小小调侃，让大家轻松、愉快了片刻。谢芳毕业后回家乡从教，后来成了乡镇的教育管理干部。刘业发也没有当上什么“导演”，他毕业时被安排在县实验小学工作，以后靠勤奋努力和机遇助推，一路高歌猛进，稳扎稳打，现已晋升为厅级干部。他学生时代留在黑板上的印迹，是我记忆中的一份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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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云：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群中，哪个年代的人幸福指数最高？答：1962—1972。而我们791班绝大多数是“60后”，不说别的，起码读师范不用交钱，并且还享受国家生活补助。每月发放的饭票，男生不够吃，女生们就用节余的来接济。

我就享受过“接济”的待遇。

有一次，在去食堂进餐的路上，我碰上了同乡周友芬。她笑着问我饭票够不够吃，我说“将就吧”。她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饭票塞到我手上，转身跑了，生怕别人看见似的。等她走远了，我走到僻静处，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九斤。她怎么省下了那么多？我捏着那叠饭票，感觉沉甸甸的……后来，我将这个事件写成了小小说《一叠饭票》。班里办黑板报时，宣传委员刊用了这篇小文。我和她同去同回过几次，被有些人议论“在谈恋爱”。其实我那时单纯得很，对爱情反应迟钝。等到我鼓足勇气想向她表白时，她已有了意中人。我与她在爱情婚姻上虽然无缘，但珍贵的同学情在恣意地生长，似绵延的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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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活不怎么紧张，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791班那时就有胡思勇、田君、宁克兵等人暗地里写东西。而杜新云应该是791班第一个在省报刊登文章的同学。他发表文章的好消息，还是我带给他的。

那天，我从师范收发室经过，管收发的王老师叫住了我：“董新民（后来改成董新明），来拿邮件！”邮件是公安县的表哥寄来的，两本《公安文艺》，上面采用了我的三首小诗，里面还夹着两元人民币，想必是三首诗的稿费。正要离开，王老师叫我给本班的杜新云也带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牛皮信封，寄信单位是“湖北科技报”，地址在武汉某处（记不得了）。我拿到教室里时，大家都围上来。杜新云撕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两张报纸，递给旁边一位同学一张，他自己展开一张来看。原来他在《湖北科技报》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题目大概是“戴夜光手表的害处”。他浏览过了，又传给下一个同学看。我们都很羡慕他。他谦虚地说：“这只是个‘豆腐块’呢。”我说：“大作家估计都是从‘豆腐块’开始的。我看过一个资料，说叶永烈的处女作是一首打油诗，只有10行。”杜新云在省报刊登文章，我在县刊上发表小诗，在班里激起了一圈圈涟漪。我感激表哥的帮助和《公安文艺》编辑的抬爱。以后我练习写歌词，就得益于这份乡土刊物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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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师范生不仅提供生活补助，并且每年还安排一次贫困生助学金。僧多粥少，写申请的人多，评上的人少。据说一个班才10个指标。又到了“助学金申评季”，克兵动员我写申请，说我家有五个姊妹。我说“写了申请，评不上，掉底子”，没写。评完了，也公榜发放了，“几家欢乐几家愁”，没评上的人就有怨气，想办法发泄。这不，早上一进教室，就发现黑板上写有“你得钱，我得惠”6个大字。几个同学都在猜这是什么意思，何人所写。克兵与我相视一笑，显然都明白了此中的蕴意。书写者在发泄牢骚，用隐语咒骂班主任李德惠。其实李老师为人低调，待人和气。他组织评选、发放贫困生助学金，怎么可能让人人满意呢？至于这个书写的人，看字体可以一猜就准。这里，替他保密，“烂”在我肚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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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体育的向老师很和善、很幽默，常常逗我们开心。

这天上体育课，内容是测试引体向上，男生完成3个合格，达到5个优秀。多数是合格。轮到我了，我走到单杠下面，朝手心里吐了点唾沫，搓搓手，纵身一跃，两手稳稳地抓住单杠，运气，收腹，手足协调配合，很快完成了5个标准的“引体向上”动作，向老师记给我一个“优秀”。我能得优秀，是与我高中时爱爬竿分不开的。我后面跟的是周章勇。他完成了3个，算合格。最后一个上场的是身材瘦小的赵英德。他抓不够单杠，是杨泉把他抱上去的。英德麻杆似的手抓住了单杠，可他力气不够，两条腿像青蛙在水中踢蹬一样，下巴总是过不了单杠。这时罗光芒用手托举了一下，英德才艰难地完成了一个。向老师看他满脸憋得通红，赶紧招手：“快下来，小心高血压发作！”大伙儿笑了。赵英德走到向老师跟前，嗫嚅着嘴说：“我做得咋样？”向老师竖起大拇指：“姿势优美，但动作难看！”大伙儿又是一阵大笑。“小K，你太瘦了，没力！”杨泉冲赵英德嚷道。从此，赵英德就有了一个“小K”的外号，女生们也跟着叫他“小K”。只是我从不这样叫，仍如以前一样叫他“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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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大妹搭便车来县城看我，带来了我需要的几本书和妈做的一罐炸糊椒。进师范校门时，门卫盘问，正好邓辉育经过，一了解是本班同学的妹妹，辉育马上把她引到自己宿舍安顿下来，随后又引她到食堂吃饭、到澡堂洗澡。上晚自习时，辉育才告诉我这一切。我笑着说：“谢谢你！这么亲热她？”第二天早上，辉育带她吃了早餐后，把她送到校门口。

这月底我回家给70岁的爷爷过生日，大妹喜滋滋地说：“哥，辉育姐姐真好！”我说：“她把你当她妹妹了！”大妹突然神秘地对我说：“哥，我倒想她当我嫂子！”“瞎说！”我立马拉下脸，吼了她一句，“我们姊妹那么多，人家看得上我？”她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咕哝了一句：“反正我觉得她蛮好！”打从大妹说了那话之后，我每次看见邓辉育或与她打招呼，心里都有一种别样的感觉。那是不是初萌的对异性的倾慕之感呢？我很快平复了内心的那份悸动，因为我们的生活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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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30日，学校文艺宣传队举办了元旦文艺汇演。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女声表演唱：《唱“四美”》。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倡导全社会讲文明、树新风。班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张兴武约我写了一首反映“五讲四美”内容的歌词，他谱曲后，经过音乐老师李学荣润色加工，便定为791班的集体节目。杜逢梅、邓辉育、周友芬、尤太兰、王祖唯、龚朋丽六个女同学参加了表演。在紧张排练的日子里，她们有时忙得吃不上饭。“一唱心灵美，党的阳光暖心扉。胸怀磊落情操高尚，敬业奉献春意醉……”如期表演的那天晚上，6个女同学身着富有青春气息的彩裙，手敲碟子，在悠扬悦耳的音乐伴奏下登台表演。这是我们入师范后观赏的第一场文艺演出。《唱“四美”》这个节目是班级原创，几个表演者又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所以演出效果很好。我和兴武君站在一起观看，内心里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不久，我俩合作的这首歌还上了松滋县文化馆编印的《松滋文艺》，“伯乐”就是年过八旬、如今健在的冯其林老师。

哦，对了，那天的演出，我班还上了一个打莲花闹的节目。表演者是最滑稽、搞笑的肖早林。他先对场上观众鞠了一躬，然后用沔阳方言有板有眼地表演起来。“竹板打得啪啪响，喜迎元旦心花放。不才早林唱一段，大家开心拍巴掌……”他那模样，那腔调，把大家乐得哈哈大笑，给这台晚会注入了浓浓的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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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两个月后，学校举行了一次田径运动会。一是为了增强同学们的体质，二是为来年的荆州地区师范生运动会选拔人才。体育委员魏少雄是短跑健将，同乡毛义忠报了1500米长跑，其他体育素质好的同学都报了相应的比赛项目。魏少雄汇总申报结果时，发现1500米长跑还缺一个名额。恰好我站在旁边，毛义忠就怂恿我报名。嘿，这叫赶鸭子上架！要知道，我读书十年，一直未在体育比赛中“抛头露面”，不是给运动员抱抱衣服、喊喊“加油”，就是写写赛事报道一类的“豆腐块”。义忠让我给他“打伴”，我也不好拒绝了。

比赛的前几天，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从师范门口出发，朝着南海方向跑一个来回，坚持了4天，试试身手，磨磨耐力。比赛的那天上午，天阴沉着，四周也没有风。发令枪打响之前，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学长（后来才知道他叫雷正荣，我的同乡），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跑步时靠内侧，注意呼吸。发令枪响了，我跟在义忠后面，始终与他保持大约10米的距离。雷大哥在场外为我喊“加油”。跑第四圈时，太阳露出了半边脸，放出一股热力，我浑身已是汗涔涔的，口也有些渴，有些泄气了。后面一个超过了我。这时，跑在第一的义忠扭头对我喊：“新民，坚持一下，加油！”这一喊给我带来了几分动力，我挥动双臂，均匀呼吸，三下两下超过了第二名，与义忠只有十几步距离了。比赛结束，义忠得第一，我得第二。魏少雄独揽100米、200米短跑冠军。好家伙，791班体育比赛居然得了年级第一。

第二年春季，荆州地区师范生体育运动会在公安县举行，魏少雄、毛义忠等人代表松滋出征，又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我庆幸自己，能在师范岁月里参加一次体育比赛，还得了名次。当然，也得感谢义忠兄的热情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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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班的历史老师是高身正，政治老师是应丰禾。两位老师的性格，前者柔和，后者严厉。所以791班的“活跃分子”在高老师面前时常打马虎，而上应老师的政治课自然是正襟危坐。

记得有一次体育课下后，邹国良、丁石元等几个人去校园的树林里玩了一会儿，等到历史课上课铃响了五分钟，他们才疲疲沓沓地来到教室门口喊“报告”。高老师问他们为什么迟到，其中一个说“上了体育课，很疲劳”。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慈眉善目的高老师说了声“进来”，然后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方“刷刷”写下一行字：“任何腐败的事物，都有其腐败的好的理由。”然后他又在“任何”“腐败”“好”“理由”四个词下面加上着重符号。我们在下面小声地念着，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高老师用柔软的方式教育学生，给青年时代的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样身材高大的应丰禾老师上课却是另一种风格。他规定：他上讲台，台下必须“鸦雀无声”。听课时，任何人必须坐正，不准低着脑袋。有一次我旁边的向天亚低下头瞄了一眼手表，马上被应老师点名批评。他批评同学的声音与讲课的声音一样高亢。上他的政治课，我们的心始终是像用绳子吊着一样。当然，他的政治课教得很精彩。枯燥的哲学原理一经他智慧的点染，就变得非常生动。记得他讲某个知识点时，还打了一个“倒洗澡水，不能把盆里的小孩一同倒掉”的比方，让教室里严肃的气氛顷刻间变得轻松、活跃了。下课后，应老师与我们有说有笑，与课堂上的他简直判若两人。现在想来，一位老师的魅力，应该是让学生心生敬畏的。我从高老师身上学到了“宽容”，从应老师身上汲取了“严格”，因而，我35年的教育之旅走得稳健、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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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班有吹拉弹唱的，有舞文弄墨的，有运动健将，也不乏丹青好手。现在湖北省商务厅任职的王伯祥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教美术的王家炎老师很喜欢他。伯祥悟性高，画技提升很快。他不仅能画，还能讲出许多“道道儿”来。有一次课外活动时，王家炎老师把我们791班的同学领到美术展览室去欣赏作品，接受艺术熏陶。墙上张挂的作品，有水彩画，有素描，还有国画。伯祥的作品有好几幅。其中一幅性感美女的肖像很是打眼。那女子梳着一条马尾辫，随意地搭在身后。两只眼睛大大的，里面蓄着两汪春水。樱桃小嘴微微翘起，娇嗔可爱。她的胸部微微隆起，似乎正在放射青春之光。一个同学问：“怎么这么画女人？不是太暴露了吗？”伯祥微微一笑：“这有什么？女性的乳房是器官，也是美的一部分。一个胸部平坦的女人，有美感可言？这幅图画的是一个青春少女，她尚在发育中。要是画少妇，那么胸部的曲线还可以突出一点，但不可夸张，夸张就失真了”伯祥的一席话，分明是在“谈美”，是在引领我们进行艺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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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内原先有一口堰塘，面积有好几亩。天气晴好，清泠泠的水塘，倒映着天光云影。洗衣服的俊男美女们来了，脸盆在水中一拨动，水面的景致也跟着兴奋起来。大家端了水，坐在台阶上搓洗。也有站在水边洗床单的。那时还有男生请女生洗、晾床单的。我就“享受”过一次这样的待遇。那一次我的手不小心被门夹伤了，而用了两个月的床单也脏了，咋办？正在寝室门口踌躇着，突然看见792班的张巧云同学走过来，我与她买饭时打过招呼，算有一面之交。她问我站在这儿干嘛，我说手受伤了，床单又要洗，正犯愁呢。她爽快地说：“在哪儿？我帮你！”我指了指寝室。她进去端起脸盆，就兴冲冲地奔堰塘而去。到了午后4点多钟，张巧云把洗净、晾干的床单给我送来了。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爽爽，上面留着太阳的味道，又有同学的情谊。我说：“麻烦你了！”她微微一笑：“小事一桩哦！”等她走远了，几个室友冲我打趣：“你走桃花运了吧？”我摇摇头。我当时真没想到她会热情地帮忙。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好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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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天空上白云飘荡，青春的花朵在竞相开放。年轻的朋友们欢聚一堂，手拉着手儿跳舞歌唱……”这是一首风靡于上个世纪80年代校园的一首圆舞曲。每每哼起那熟悉的音调，我们791班傍晚时分在操场上唱歌跳舞的情景便瞬间在眼前“回放”。

火烧云还在天际燃烧，悠悠晚风正徜徉校园。791班的50名同学，在操场上围成一个大圈，手牵着手准备载歌载舞。多才多艺的丁立发用手风琴伴奏。6个女同学站在一块，她们的两边各牵着一男同学的手。起初，男生有些羞羞答答，都怕去挨女生那纤纤小手，两头各有一个空缺，仿佛被谁咬缺了的月亮。我把周章勇推过去，他扭身过来推我，正推搡间，梅子（杜逢梅小名）一跺脚：“牵个手怕什么！谁家没有姐妹？”丁立发在场子中间催促我们快点拉好圆圈，他要伴奏了。我红着脸牵了梅子的手，周章勇过去牵了邓辉育的手。缺口补上，791班跳舞圈“圆”了，于是，悠扬的乐曲响起来，青春的舞姿亮起来。夕阳打量着美妙多情的画面，似乎看呆了，久久不肯离去……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把友谊纵情歌唱”。美好的时光流走了，但曼妙的圆舞曲还在心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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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松滋境内，有一个闻名的王家大湖。“除了芦苇就是水，除了钉螺就是匪”，这歌谣是民国时期王家大湖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开展围湖造田运动，王家大湖水域面积锐减，大片大片的陆地“浮出水面”。松滋师范在县政府、县教育局的亲切关怀和具体部署下，组织师生垦荒造田，在王家大湖有了自己的农场，有了自己的实习基地。师范学生被派到农场体验劳动，就成为我们的一道“必做题”。每次安排一个班，体验一个月。到了农场驻地，迅速安顿下来。睡的是用木桩和木板铺装的简易床，吃的是农场产的稻米和蔬菜，喝的、用的是农场打的深井水。我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干了一年农活，像割谷、割麦、扯草、耙地等农活样样在行，所以，在大湖农场体验劳动的一个月里，我丝毫没有觉得苦和累。

这里，我不想具体展示大湖劳动的情景，只想说一说我们在南海百溪桥渡口过渡时的一个轶事。记得那是1980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791班徒步来到百溪桥渡口，只见白茫茫的湖面，芦苇丛隐隐约约，偶见几只水鸟在湖面盘旋。我们在埠头等了好久，才见一只渡船从远处荡过来。撑船的是一个中年人。船稳稳地靠岸后，一身文人气质的张兴武自发地组织大家有秩序地上船。全班要载两船才能渡完。我、张兴武、宁克兵、向天亚等几个在第二趟渡船上。船老板见兴武办事稳重、干练，面相也老成，以为他是带队的老师，就主动与他攀谈起来。船老板说他40多岁，生了两个姑娘、一个儿子。两个姑娘初中毕业了，在学手艺。儿子在上小学。他问兴武多大年纪，有几个小孩。“什么眼神啊？”我们几个下意识地伸伸舌头，紧盯着兴武的脸。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不瞒老板，快40岁了，生了两个儿子。”我强忍着，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船老板叹了一口气：“那你负担不轻咯！家属也是老师？”“不是。她是农村的，种地。”兴武一本正经地说。“以后娶两个儿媳妇，压力大呢！”“谁说不是呢！”这两人，一个撑船的，一个坐船的，相遇在百溪桥渡口，阴差阳错地演了一段“二人转”。其实，那年兴武兄才满18岁，爱情的种子也许还没有萌芽，何来两个儿子？真看不出来，平日里一脸严肃的他，竟不露痕迹地与船老板、与我们这些同学“幽了一默”。百溪桥的渡口历经36年风雨的冲刷，可能早已荡然无存。可是，兴武兄制造的那个“美丽的谎言”，虽随光阴流转，依然颜色不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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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新寝室，生活委员朱从文又发了加餐券，大家就想庆贺一下。这天吃晚饭时，室友们把加餐券凑到一起，去食堂打来了各样的荤菜和素菜。把几口箱子拼到一起，就成了一张简易的餐桌。郑启美等几个想喝酒的室友凑钱去校门旁的代销店买来了一瓶“松江小曲”。没有杯子，他们就用漱口缸子。开席了，我那时还滴酒不沾，只顾吃菜，后来盛了一碗米饭吃了，便坐在一旁看他们喝。喝酒的几个推杯换盏，好不尽兴！后来，郑启美喝高了，满脸通红，似西天的晚霞。走路摇摇晃晃，支持不住，彭仁泽、肖早林便把他搀扶到床上。哪知，启美刚一躺下，就感觉胃不舒服，急着呕吐，我便把床下的一个脸盆递过去，“噗！”“噗！”几大口污秽物吐在了盆里。大家又倒来一杯温水，让他漱口。也许是酒精的刺激作用吧，启美开始胡言乱语起来。他把周围的几个同学一一地数落了一遍，说大家欺负他，看不起他。室友们知道他说的是诓语，都不计较，只是劝他安静地休息。闹腾过后，启美慢慢安稳了，不一会儿，便开始打鼾，鼾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与他邻床的徐昌平一直到后半夜才慢慢合眼。第二天清早，郑启美醒来，大家问他昨晚说了一些什么没有，他拍拍脑袋，说：“没有哇！我睡得很好啊！”室友们都笑了。“启美醉酒”这个小插曲，启美可能记不得了。可我是目击者，记忆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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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松师791微信群，最初只“召唤”了十几个同学，有的用的还是昵称。某个周末，群主辉育带头发红包，群员们马上响应“下红包雨”。中间一个昵称为“老虎”的只埋头领红包，一言不发。我问群主辉育，她说：“汪家才啊！791班的象棋高手！”辉育的“一答”，立刻点燃了我对汪家才的记忆。

那时他的象棋的确下得好，棋瘾也大。犹记得他一次上街买东西，见路边两个人在下棋，他便移步过去悄无声息地看，偶尔发出几声叹息。其中一人问他会不会下棋，他说“会一点”。那人便腾出位子让他与对手切磋棋艺。没几个回合，对手就领略了他的棋风。一连下了数盘，眼看上课铃快响了，他才匆匆跑回学校。在班里，课外活动时分他多半是在与同学下棋，“打遍天下无敌手”，久而久之，有人送给他一个“象棋大师”的雅号。

此番我与他在微信群交流，他说偶尔也下下棋，棋技并无多大长进，当然下棋可以健脑、益智，预防老年痴呆症，是一种有益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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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正月初九，我应邀去田君家做客。

那时乘车相当不便啊！早上7点我从沙道观出发，先坐车到县城新江口，然后买到杨林市集镇的票，下车后再向南走十几里山路，这才一身疲惫地到达田君家——湘鄂边界的官桥公社。

田伯、田妈很热情，赶紧给我弄吃的——我换两次车，徒步十几里，到他家时午饭已吃过了。吃过饭，田君带我在周围转了转。正值早春二月，远远望去，山岭上已是一片青绿。朝下面看，溪沟里的水正哗哗地流淌。田君家的房子建在一处高坡上，周围只有几户人家。这里好像有一种怪象，一家来了客人，隔壁人家都会去探看。果然，第二天早上，我在田君家门前洗漱时，旁边就围了一群“看稀奇”的老人、小孩。

按照“来而无往非礼也”的生活原则，我邀请田君到我家玩玩，反正距春季开学也没几天了。田君欣然同意。在我家做客的日子里，他与我爷爷聊得很投机，他还勤快地给我爷爷点烟，吃饭时为老人家倒酒。返校时，爷爷佝偻着身子，把田君送了一程又一程。要上车了，爷爷叮嘱田君说：“小田，你比新民大，是长哥，多担待点哦。”客车开出老远，爷爷仍站在路边久久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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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班50名同学中，本土的占33人，来自全县十几个乡镇，而素有“荆州屋脊”之称的卸甲坪乡，当年只来了一个学生，并且文化教育落后的该乡当年高考只考取了一个学生。

某天晚上，我们在教室安静地写作业，教务处的邓祥培老师来班上核对花名册。他先核对外籍同学的名单，核完后，将松滋籍的名单分乡镇逐一落实。点到“覃世荣”的名字时，只见后排站起来一位面容清瘦的男生。邓老师问：“你是卸甲坪的？”他点点头。邓老师诧异了一下：“4个班的学生中，从卸甲坪来的，就你一个？”他说“是的”。邓老师拍拍覃世荣的肩膀，赞叹地说：“不简单啦，你是卸甲坪的宝贝！”课间休息时，男生们围着覃世荣说笑话，有人直呼他“卸甲坪”。时间一长，大家伙儿都管覃世荣叫“卸甲坪”，一时淡忘了他的学名。有一问在去就寝的路上，我问他对“卸甲坪”的叫法是否反感，他淡淡一笑：“名字只是个符号。大家叫我‘卸甲坪’，并无恶意。能用家乡的名称作我的外号，我高兴。”看得出来，覃世荣对家乡是充满感情的。毕业后他被分回家乡任教，后转行公安战线，也是一直在家乡的土地上克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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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班首任班主任是李泽宇老师，他身材高瘦，气质儒雅，酷似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一学期后他被提拔到学校领导岗位，就卸了班主任一职，只教我们的语文。师范两年，他对我的语文人生濡养很深，业发、兴武、克兵等人深有同感。

一次上完《藤野先生》课文后，我们聚在一起谈论李老师。业发说：“李老师好像课文里的藤野严九郎。”兴武说：“李老师的湖南音很重，他把郑启美（zhèngqǐměi）读成了zhěngqīmèi！”克兵说：“听说他是湖南古丈县人，那里产茶叶。”业发说：“李老师的一手行书，写得流利、好看。”我说：“你的字写得好，是不是受了他的熏陶？”业发摇摇头：“不是。是受高一时的曹以仁老师影响。”言谈间流露出他对昔日语文教师的感佩。真没想到，五年之后，业发兄的语文老师曹以仁，竟成了我的岳父。当然，这是题外话。李老师不仅课教得好，字写得好，而且能写一手好文章。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请教几个问题，见他的书桌上搁着几封杂志社的邮件，有约稿信，有稿件采用通知单，还有散发着油墨香的样刊。他精心教学，潜心总结，努力收获，给了以后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我多么有益的影响！6年前我评上湖北省特级教师，李老师得知喜讯，打电话向我祝贺。今年暑假我从海南回到家乡，邀请李老师等几个恩师聚聚，看到八十高龄的他身体健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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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暑假，我帮家里做了一些农活后，在杨泉同学的邀约下，去老城胡思勇、罗光芒等同学家玩了一回，后来还去了江心洲的杨深泉家。

深泉家四面环水，靠一条渡船与外界来往。一踏上江心洲，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碧水、绿树、田野、渡口，组成了一幅质朴、秀美的原生态画面。洲上有深泉家的一片西瓜地，圆滚滚的西瓜正在蔚蓝的天空下晒着太阳，十分诱人。深泉的爸爸选了一个挺大的招待我们这几个稀客。优等的土质，优质的水源，优良的农家肥，培育出了味美甘甜的“白虎汤”。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深泉的妈妈有一手好厨艺，很快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农家饭。盘里的鱼是他爸爸在江里打的，碗里的米饭是江心洲上产的优质稻米，还有熬的锅巴稀饭。我们大快朵颐！

午饭过后，我们几个在树荫下纳凉，任习习的夏风撩拨头发。深泉与我们同龄，几次高考不第，有些失落。思勇、光芒鼓励他再考一次，一定要跳出农门，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也拿自己辍学一年后插班就读、苦学两年终于考上松滋师范的故事，给他打气。深泉的爸、妈见我们几个师范同学给儿子做工作，非常感动。深泉有音乐爱好，不久我俩还合作过一首校园歌曲。再后来，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

2015年恰逢松滋三中（深泉的母校，我在该校工作12年）建校110周年庆典，学校安排我参加编写松滋三中校庆纪念册。我从搜集到的一摞材料中，惊喜地知道了深泉兄现在的情况。当年文静、清瘦的他，而今身体发福，浑身儒雅之气。昔日那个高考落榜青年，今朝已是美国加州浸会大学教育博士、音乐博士、美国圣地亚哥新大陆乐团团长兼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他还在家乡设立了扬声艺术教育基金，助推不少松滋学子圆梦艺术。每每忆起36年前我们几个师范生与深泉兄的一段交往，我心中总是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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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季开学后不久，我和张兴武参加了松滋县文化馆在王家桥镇举办的全县文学创作培训班，时间一周，辅导老师冯其林、覃章海。当时参加的有李叔德、杨东鲁、诸运素等一批市内文学爱好者。我和兴武是其中最年轻的，算是“娃娃学员”。

原来，1980年11月，县文化馆面向全县征集文学、艺术作品，并决定举办文学创作培训。兴武看见消息后，就约我写一首歌词，两人合作一首歌曲参加征集。这是我与他的第三次合作。征集、评选过后，县文化馆的冯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师范，通知我们春节过后参加创作培训班学习。我俩很高兴，同学们也羡慕。

一个周的学习，除了听讲座、交流创作心得，主办方还安排我们到附近的几个水库转了转，很有收获。后来从这个培训班里，走出了全国知名作家李叔德（他第二年秋季就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大奖），走出了全国著名杂文家杨东鲁，还有湖北省儿童文学作家张兴武、松滋市知名文化人士诸运素等。我在培训学习期间写的一篇小文章，很快上了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松滋文艺》。尽管我在以后的人生之旅中没有刻意地去写文学作品，吃“文学饭”，但培训期间获得的文学营养，对于我的语文教学也起了不小的催化作用。我能够动笔给学生作一些示范，也能够引领学生阅读、写作，托举孩子们朝向蔚蓝色的文学天空高翔，这难道不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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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草泛绿、桃花绽放的时节，我们79级师范生的实习生活拉开了序幕。按照安排，我、宁克兵、丁石元、宋德立作为791班的一个组，来到王家桥镇东升小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

那天上午，我们一行先在792班李祖胜同学实习的王家桥小学稍作停留，吃过午饭后，扛上行李，踏上了去东升小学的山间小路。一投入大自然，我们真有一种“若脱笼之鹄”（袁宏道语）的感觉，虽说师范生每周休息一天半，但像这样跟广阔天地“亲密接触”，还是十分难得的。丘陵上麦苗青青，桃花吐艳，我们行走在山路上，仿佛成了“画中人”。

东升小学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校园面积不大，校舍也比较简陋。既来之，则安之呗！实习小组长宁克兵与校方接洽后，我们4人就在教师办公室的两边安顿下来了。起初我们没有挂蚊帐，后来每次刮风下雨，房顶上就“扑扑”地落下灰尘，没办法，赶紧找来几根竹竿，把蚊帐挂好。教工食堂在一个堰塘旁，我们饮用、洗澡的水都取自堰塘。一场大雨，山上的黄土冲下来，清水塘变成了“黄泥塘”。烧饭的师傅担来塘中的黄水，加进明矾澄清，可是煮的饭、炒的菜仍然有黄泥的气味。这样的黄泥饭菜，我们坚持了十几天。

按照实习分工，我和宁克兵实习小学语文，丁石元和宋德立实习小学数学。带我实习的是一个40多岁的女教师，民办身份。她当时教四年级语文。我听了她几节课后，就被安排上讲台教课了。面对着30多个农村娃陌生的眼光，我心里“怦怦”地跳，声音小得像蚊子嗡嗡。一节课下来，我的后背是汗涔涔的一片。“小董老师，你大胆一点，慢慢就适应了。”女教师热情地鼓励我。时间一长，我不再紧张，讲课的声音也大了，教学更顺手了。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还用“五音不全”的嗓子教该班的学生唱《三个和尚没水喝》。我起歌唱跑了调，学生们都只是捂着嘴，没有笑出声。学生课间活动很单调，只有拍皮球、甩绳、踢毽子等几样。有时我还帮他们甩绳，让浓浓的童趣在绳上飞舞。星期日我们偶尔也帮学校做些义务劳动。

一个月实习很快结束，我们返校时，彼此都有些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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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济舟兄在博文《一张老照片》中提及的“何炜煌”这个名字，我感到很亲切。对照791班毕业合影，仔细辨认何老师的图像，心中滚过一阵暖流。

何老师是武汉人，来松滋工作几年后，与本县的一位老师喜结连理，在此安了家。他戴着眼镜，看上去十分斯文，可他讲起物理的公式、定律来，那浓浓的汉腔便一阵阵地在教室里炸响，捏着的粉笔在黑板上“点”个不停，很有激情的样子。枯燥的物理知识，他可以讲得很有趣。我是读文科的，本来对理科不“感冒”，竟被他的讲课牢牢吸引住了。我认真听讲、做笔记，及时完成他布置的作业，生怕辜负了何老师的心血。邻班的同学羡慕我们，说我们的物理老师讲课精彩，不像他们的物理老师上课可以“催眠”。何老师担任师范的教务主任，可他上课、改作业一点也不马虎。别看他上课很严肃，一下课就与同学们嘻嘻哈哈。调皮的同学模仿他的汉话，称他“何举嫩”。他点点头，回应一句“伙节”。师生一应一答间，开心、融洽的气息便弥漫开来。

我师范毕业后，就很少看见何老师了，后来听人说他与老伴都调到武汉工作去了。掐指算来，如今健在的何老师，也许接近古稀之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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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讲讲毕业分配的往事了。

记得那是1981年7月上旬的一天，宣布毕业分配名单是在师范唯一的一幢大楼里，几天前我们四个班照毕业合影就是以它作背景的。上午8点，我们吃过早餐后便纷纷朝会议室走去。毕业季到了，会分配到哪里去？有同学同去么？每个人心中都忐忑着。作曲家谷建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声在校园里一遍遍回响。我和曲金付并肩走着。金付笑着说：“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时，都快40岁了。”我应道：“是啊！二十年后再来聚会时，师范学校肯定大改观，同学们也会一个个大变样！”

上了三楼会议室，找好座位坐下，看着同学们一张张熟悉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庞，想着即将告别生活、学习两年的母校，想着昔日的学友将会各奔东西，心里顿时泛起一股酸酸的感觉。

大概9点钟吧，县教育局政工科科长李昌乾和松滋师范校长干业群、副校长李泽宇等人进了会议室，坐上主席台。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了，外面高音喇叭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暂时“不相会”了。干校长扫视了一眼台下，慢条斯理地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大意是说这个毕业分配名单，是综合了各种因素，由县教育局党委研究决定的。大家要服从安排，愉快地接受，8月中旬一定要到分配单位报到。

随后是李昌乾科长宣读名单。他先念了一串外籍同学的名单，说这些同学是申请回原籍安排工作的。接着他开始念县直单位的分配人员名单，我清楚地听见791班有刘业发、曲金付、张兴武、桂逢梅等同学分配到了县实验小学。而宁克兵、安兴无、卢义仲、徐昌平、覃世荣、胡思勇等人被分回各自的乡镇。我思忖着，我会被分到宛市去么？因为我有古人“做官不打家乡过，三岁孩童喊乳名”的考虑，毕业分配之前我便与在宛市中学任教的姑姑杨为凤打过招呼，请她帮忙把我分到该校任教。念我名字了，我居然被分回沙道观，同去的有791班周友芬和张志雄。我诧异了：怎么会是这样？姑姑不是挺能干么？转念一想，回家乡小镇教书，距家近一些，生活方便；沙道观距县城也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想，心里就释然了。

秋季上班几个月之后，我才打听到分配的原委：当年秋季沙道观初中与小学分开，独立建校，需要补充教师，适逢79级师范生分配，镇教育组政工干部雷松林（他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按照镇政府的指令，去教育局申请分配4名新老师。考虑到住房安排紧张，他首先要了家在沙道观的我和周友芬。至于姑姑找涴市教育组帮忙打的招呼，自然就失效了。

我从1981年8月入职沙道观初中，埋头一干就是16年。直到1997年8月，我才从乡镇迈进城区，实现了我职业生涯的“农村包围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