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湖炜，舒斯哲，郑淑芳：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
本文是“产业经济评论”第931推送论文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
文章信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温湖炜，舒斯哲，郑淑芳；《产业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一、引言
全球贸易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数字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如何抓住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实现稳外贸、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进而打造贸易强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适时做出了推进数字化转型下贸易强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传统贸易方式已经不足以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数字贸易作为新兴的贸易模式愈发引人关注（陆菁和傅诺，2018）。数字技术应用推广促进了跨境交易数据的流动，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不仅改变了货物贸易形式，也改变了服务交易的模式和内容。依靠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传输的数字服务贸易正蓬勃发展，逐步成为提升外贸竞争力、推进传统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马述忠等，2018）。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获得了快速增长而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依然存在产业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不强和贸易逆差等问题（陈丽丽和龚静，2014；陈健等，2020）。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2 582亿美元，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正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的新动能，根据商务部服务贸易部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随着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数字服务贸易也发展迅速，金融、保险、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知识产权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数字服务贸易总规模达到2 561.8亿美元。尽管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是中国数字贸易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商品贸易，数字商品贸易是指依托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货物贸易，其与数字服务贸易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限制，根据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44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位，这表明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渠道并不畅通（Ferencz, 2019）。超大市场规模给中国带来了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从而形成Lee跨境电商竞争优势，智库研究由此产生了中国是数字贸易强国的错觉。数字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未来竞争的核心领域，也是贸易新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刘洪愧，2020）。
二、理论模型
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众多网络特征，在现代经济中存在分散的且具备相互效应的个体，而整体经济网络效应是由它们产生，这些存在异质性的个体演化出合作、竞争、分工、贸易等联系。贸易网络作为一种经济网络，具备以下典型特征：（1）异质性，各个贸易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其贸易行为具备特异性，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贸易准则。（2）复杂性，不同国家之间通过贸易行为建立联系，形成局部贸易网络，而该部分是组成整体贸易网络的基本单元，其拓扑结构错综复杂，且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存在双向联系和不同的贸易权重，贸易网络比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程度更高。（3）动态性，由于贸易关系容易受到外生事件冲击和影响，贸易网络变化快且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中。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将数字服务贸易主体记为节点，节点之间的流动贸易关系作为节点间的连边，则数字服务贸易网络N可以用一个有序四元组表示：
贸易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贸易潜力分析，由Tinbergen（1962）正式提出，其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双边贸易流量与贸易国经济总量成正比，且与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成反比。对数化的贸易引力模型可以表示为：
由于数字服务贸易主要为知识密集型，交易模式主要依赖于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传输，受传统地理距离成本约束较小，可以用文化距离替换地理距离。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拓展至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纳入贸易开放度、电子交易阻碍指数、支付系统阻碍指数、知识产权保护等众多因素后，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引力模型如下：
三、结论与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其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引发相关学者广泛关注，是目前国际贸易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利用产业识别法对中国与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进行统计测度。结果发现：第一，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分类别看，除专业技术服务贸易外，其他类别中国均处于贸易逆差。第二，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主要依赖于专业技术服务出口，数字服务出口贸易存在较为严重的依赖性风险。第三，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处于弱势地位，且未来数字技术重点应用领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尤为薄弱。
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由边缘地带逐步向核心地带移动，且与亚洲国家的日本、韩国逐步形成三国贸易集团。中国在中心性分析中表现出劣势地位，中国在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的同时，仍存在数字服务贸易资源控制薄弱、与核心贸易国相比存在贸易竞争力不足等问题。此外，中国在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差异度方面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靠后，且近年来无明显改善，数字服务贸易强度较低且贸易对象过于集中，存在着贸易过度依赖风险。但是，就从弱联系占网络整体规模的比例而言，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伙伴趋于多元化。从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看，降低文化距离能够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电子交易领域的政策壁垒严重阻碍了中国数字服务的出口和进口，但支付系统领域的政策壁垒只对中国数字服务的出口有着显著的拖累效应，对进口并无明显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应对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完成由互联网大国向数字经济强国转型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为了增强数字服务贸易地位，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贸易强国战略，着力提升本国数字服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策应“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海外数字服务市场，从硬件设施和制度环境两方面着手改善数字服务贸易环境，全面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转型。具体而言：第一，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互联网建立文化交流平台，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缩短文化距离。第二，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安全有效的数字服务贸易平台，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提升跨境数据流动的效率，促进数字服务贸易良性发展。第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支持并推广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新发展。第四，降低电子交易准入门槛，落实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和相关许可证办理，在政策上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外资股比上限。第五，探索新型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监管模式，做到准入管理与过程管理并重。
摘 要
本文选用产业识别法测度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利用社会网络模型揭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空间特征及中国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结果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存在结构性失衡且常年处于逆差地位，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主要依赖于专业技术服务出口；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但近年来呈现向核心区域靠近的趋势，数字服务贸易伙伴也趋于多元化。进一步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拓展至数字服务贸易领域，考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距离和电子交易领域的政策壁垒阻碍了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支付系统领域的政策壁垒对出口有负向效应，对进口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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