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黄桂秋（一）

【转载1】对父亲黄桂秋的点滴回忆（黄克）

原文作者：黄克
因为担了“梨园世家”的名，友人常敦促我写点关于父亲的事，在他们看来，儿子写老子还不轻而易举? 其实不然，请以下情相告。一、我这“世家子弟”并未承继父业，就这意义上说，乃是不肖之子；加之对京戏知之甚少，借用梨园行中语，属于“棒槌”，纯粹的外行，要写作为一代名优的父亲，犹如瞎子摸象，简直无从下笔，闹不好，损害了艺术家的形象，本已不肖，复加不孝，更为不美。二、上个世纪40年代，我才五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上海开创他的事业，定居沪上，而我等姐弟数人一直随母，未曾离开过北京，因而对父亲及其艺术生涯更乏深切了解。当然，纵然如此，也不能作为遁词，不管多不熟悉，父子关系总是不能回避的。我也只能从对父亲的点滴回忆写超，读者诸君不以什么“梨园世家”苛求，我也就多承体谅了。
今值父亲冥寿百年,心香一瓣, 权作追思之祭。
一

祖籍之谜。我家祖籍安徽安庆，胞兄正勤写的《黄门后代》已言之凿 凿，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但是，幼时家中关于京剧的纪念书刊很多，就是那种黄纸印的附有大量蓝色剧照、合影的大厚册子,在经常附有的通讯录中,于家父名下籍贯一栏都注明的是“湖北”。而祖父盖的“崇外河泊厂137号”的四合院的门框两边都有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朱红色木板,刻着上首“江夏郡”下首“黄寓”的黑体大字。胞姐慧云至今还记得家用的铜脸盆的外帮上也画刻着“江夏郡”的记号，这不又分明标志了我家是“江夏”人吗? 江夏郡是沿袭汉代以来的地方区划，无论如何变迁也没离开过湖北武昌一带，跟安徽的安庆无从搭界。或许是黄姓封地，请教过专家，也说不清楚。但不管是武昌或是安庆，楚腔徽调，倒都是西皮二黄的发祥地；家父作为京剧艺员，或许得两地之气，成就其天生一副好嗓子也未可知。这当然是对不解之谜的自我解嘲，尚待方家为我答疑解惑。
二

拜师之谜。父亲乃是梨园界奉为“老夫子”的陈德霖老先生的嫡传弟子，介绍人还是我的三姑父赵汉卿，拜师典礼就在他开的前门“庆丰堂饭庄”举行，事在1926年，老夫子高寿65, 我父21岁。听说老夫子对这小徒弟倾心培养、竭力提携，出师后，即令其婿余叔岩的“胜云社”招纳，每次演出也必亲临“把场”。1930年，父亲赴津演出，老夫子不顾69岁高龄仍前往坐镇，终因老弱，偶感风寒，返京不几日即病逝，足见栽培爱徒之不遗余力。当然，父亲对其恩师也努力回报，不仅守孝三月，不应戏，而且在艺术上恪遵师道，承继了正工青衣的衣钵，因而获得梅先生“青衣首席”之赞誉，甚至说了“学你(指父亲)不会走弯路”的话。不过，转益多师也是父亲求艺的一个宗旨，在恩师逝世之后，为了拓宽戏路，曾想继拜王瑶卿为师，不想却陡生风波。先是有人向王先生的大弟子程玉菁说项，言明黄欲拜王之意，程认为是好事而转告。王先生始而提出: “他不是拜了老夫子了吗? ”继而又嗔怪程不该不经他同意先把事情应了。据说当时有扬起烟袋的动作，程先生用手一搪，于是有人就生发出“徒弟打师傅”的故事，拜师事因而告吹。我更听一说，父亲原始要拜的就是王瑶卿，王也答应了，恰此时收到“陈德霖率弟子黄桂秋”的拜师会的请柬，王先生当然为此不快。这些事迟至40年代还在《三六九》、《立言画报》上爆炒，我是亲见的。几年前，《中国京剧》上发表常立胜伉俪访问程玉菁先生的文章仍重提此事。可见此事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而这一影响对父亲却是深远的，并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清末民初之际，陈老夫子可说是京剧旦行公认的“霸主”,混乱不挡，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即被选人升平署承差。12年后,王瑶卿入廷承差还是夫子举荐的,故其与梅兰芳、王琴侬、王惠芳、姜妙香、姚玉芙并称“陈门六大弟子”。继陈老夫子之后，王瑶卿也成为京剧旦行的领军人物，更因其对旦行表演艺术“唱、念、做、打”诸多方面的革新之功，被奉为“通天教主”。梅尚程荀等大家均向其请益，先后拜他为师的名旦也很多，而独独父亲被挡于王门之外，成了“出道晚”（21岁拜师下海之时“四大名旦”已经名噪菊坛），“辈分高”(陈老夫子的嫡传弟子)，又是票友出身的“梨园异类”。机缘既失，难以在京立足，父亲只得南下上海去谋求发展了。这虽是父亲的主动选择，却也有无可奈何的被动成分。
三

父亲一词对我来说是个既亲又疏的概念，长达11年没见过父亲，以致今天勾勒不起父亲的完整形象来。1941年，父亲带着我二哥克勤赴沪(我们家大排行，在大姐之下是我大哥,故以二哥呼之；还有三哥克俭，我行四),当时我只有5岁,记事寥寥。只知道紧挨着的两所四合院，父亲独住东院，我妈带着我们一帮子女住在西院。从没有一家人同桌吃饭的记忆，倒记得父亲爱吃葱花饼（即用板油丁拌葱花做馅的脂油饼），常会是妈做好了，我端着送到东院去。车夫老吴送他回家，我们若在街上玩耍，一听踩车铃，拔脚就往家跑。这似乎是令孩子生畏的父亲。父亲定居上海之后，因京沪之间交通经常中断，生活费也不能按时收到，全靠母亲变卖衣物、出租房屋和做些“帽活”维持生计，亲友来借贷，也靠妈妈筹措。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父亲从北京带去的“跟包”金德海回京办事，扛着大包袱衣物玩具，我们像盼到了圣诞老人似的雀跃欲狂。除此之外，11年间，只有二哥不断地来信,才获知些关于父亲的消息。特别在“光复”后，大红大紫,在黄金大戏院演出八本《雁门关》连满数月的盛况，二哥寄回数十张小照片来，我们仔细端详，也颇兴奋了一阵子。此外，北京家里依旧享受着父亲的荫泽，他办的剧团全部行头都留在了家中，什么盔头笼、大衣箱、兽形，更不用说刀枪棍，甚至连单皮、南鼓都一应俱全，这些作为玩具，伴我们度过了童年的美好岁月。至于我们铺的盖的，则都是母亲拆洗“守旧”(幕布)拼做起来的。更有一物父亲没有带走，就是大约高一米、宽三米，可以折叠起来的大书“黄桂秋”三字的绣花大匾，据说是我二姑妈的儿媳用五彩缤纷的花样在黄缎子上一针针绣出来的，亮丽无比。在华乐园演出时还在入场处悬挂过呢!父亲名德铨,字荫清。姐告诉我，“黄桂秋”三字，原是二姑妈的名字，父亲借来当了自己的艺名。这可能是尚不为外人所知的我们独家之秘吧。
四

大概在解放前后，父亲突然关心起我的成长，在一封信中问到我有什么需要，我当即复信，说想要一套上海出版的《儿童故事》。这是上海著名出版家陈友琴先生主编的一种儿童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丰子恺先生的优美的散文故事和他那风格独具的儿童漫画。我偶一见之，便爱不释手。不久父亲寄来了一个大包裹，不只有从创刊号开始的十几册杂志，还有一个活页皮夹，附了好多沓儿活页纸。当时正读小学六年级，将这套杂志反复阅读，至今还能记得其中不少故事，成为我小时课外知识的渊薮。记得后来还曾到杨梅竹斜街的儿童书局去寻购，可见喜爱的程度。那是第一次得到父亲的关爱。上世纪60年代，母亲去上海，带回父亲送给我的一只小三针的天梭牌金表，又是父亲留给我的惟一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