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办报

梁启超在其56年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言论骄子

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受挫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开设报馆,以传播变法思想。是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城南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刊,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任主编。这是份双月刊,版式与官办《京报》相似,并随《京报》发行。它以介绍西方各国商务、矿务、铁路、农学、兵学为主要内容,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最初只发行1000份,后来竟增至3000份。
《万国公报》在国人中享有声誉,12月16日,《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主要编译西方各国的电讯和报道,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等。清廷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杨崇伊等向朝廷奏报,说《中外纪闻》借办报为名,而“植党营私”。次年1月20日,仅发行十八期的《中外纪闻》,便被慈禧太后封禁了。
此时,汪康年正在上海筹创报馆,并与黄遵宪来函邀请梁启超来沪办报。他接信后便来到上海,是年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于上海四马路,每旬出一期,每期20多页,约3万字,辟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梁启超为主编,他在《三十自述》中说:“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
他的《变法通议》和《西学书目表》,一时间成为学人传涌的变法时文。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心气舒豁,顿为之喜。”他也由此被称为“旷世奇才”、言论骄子。他后来曾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可是,由于他与汪康年的意见分歧,汪主张少发议论,“以广译西报为主”;他则认为只有抒发言论,报纸才能“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同时,汪康年又私自篡改梁启超的文章,规定不许在文章中称引“康学”,还在很多场合诽谤康有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1898年3月3日,他辞去《时务报》职务。主编《时务报》期间,他参与筹划和支持澳门《知新报》、长沙《湘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等,为之或撰写序言、稿件,或拟订办报方针等,俨然以报界领袖的风姿,而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无怪乎严复说,梁启超“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维新喉舌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冯镜如等的合作资助下,于日本横滨创办旬刊《清议报》,他为主编,编辑有麦孟华、欧榘甲、汤觉顿等。《清议报》设有:论说、名家著述、新书译丛、外论会译、群报撷华、支那近事、外国近事及小说、诗文等。后又设立国闻短评专栏,其“时评”之风实为各报之先河。
他说,创办《清议报》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创刊后,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他在《清议报》提出的“少年中国”说,更是沁人心脾、举世传诵。他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他的文章富于感召性和战斗力,无情地鞭笞清廷顽固派,其激烈程度已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相差无几。所以,《清议报》一直被视为异端予以挤压。然而,《清议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横滨流入国内,在国内读者中传阅,“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胫而走。”
正是此时,他与孙中山相识相交,也“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他还应孙中山之约,共同创办《中国秘史》二期,宣传亡宋、亡明及洪秀全失败之痛苦教训,揭露列强侵略的罪行。康有为不容许自己的高足弟子与自己分道扬镳。于是,屡屡催促他离开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1899年11月,他不得不远涉重洋,作美洲之行,而《清议报》也因火灾而停刊。
1901年10月,他急如星火般地赶到横滨后,便开始重振《清议报》的工作。“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读者通过新辟的“万国近事”、“外论汇释”、“时论译录”、“地球大事记”等栏目,更为拓展视野,从而以新的思想武器,认识西太后等顽固派“病国殃民”的罪恶本质。12月21日,《清议报》出版100期,他在报馆召开纪念会,提出要把《清议报》办成面向国民的“国报”、走向世界的“世界报”。不料,第二天报馆被人纵火焚毁。

新民时代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他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倡导“文界革命”,初创新文化运动。他那“饱带情感之笔,”“流利畅达之文,”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新民时代” 。他的“新民文体”,别有魔力,整整影响于一代人,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以及毛泽东等,都曾受过新民文体的洗礼,并由此各自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1903年10月,他又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他说:“欲新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 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新小说》上推出一些历史、政治、科学和传奇小说,如,吴沃尧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案》,以及苏曼殊等人的翻译作品。他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和《十五小豪杰》,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这些作品多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境况,且又多是白话文,可谓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1906年1月,《新小说》停刊,二年多的时间里,《新小说》共出版发行两卷24期。
《新民丛报》从几千年的封闭、自大的保守心态中挣脱出来,大胆而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据统计,《新民丛报》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竟多达百人以上。达尔文、马尔萨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还有哥白尼、富兰克林、瓦特等。
1905年起,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与孙中山等革命派进行论战,反对革命,反对走共和立宪制的道路,鼓吹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的思想。
然而,他又厌倦这种无休无止的笔墨官司,有意从唇枪舌剑的争论中脱身出来,便委托徐佛苏拜访宋教仁,表示“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1907年8月,又是一场大火,《新民丛报》上海支店烧成灰烬,《新民丛报》被迫停刊。

昌言立宪

1907年10月,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发起成立立宪派的政治团体一一政闻社。与此同时,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在上海创刊。次年2月,政闻社迁往上海,他又往武汉拓展政闻社的活动空间,积极支持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
他为请愿速开国会大造舆论,以反对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可是,清廷既不宽宥立宪派的“秩序的行动”,更不会放任已在全国兴起的请愿签名运动。8月13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说,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操纵政闻社,“托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害治安”,着即查封。政闻社不存在了,《政论》和《江汉公报》自然也连带被封闭。
1910年3月,他在上海四马路创办《国风报》。这是份旬刊,最高发行量每期3000份,主要编辑为梁启超和汤觉顿等,栏目设置有:论说、时评、著译、记事等,是当时立宪派的主要阵地。他一厢请愿地希望君主立宪,可是,清廷并不领他的情,仍将他作为戊戌变法的通缉要犯。他开始觉悟,便又频频撰文,为请愿速开国会推波助澜。
如今,上海《国风报》,速开国会的言论,已在南方各省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同年8月,梁启超又参与创刊北京《国民公报》。如此南北呼应,形成热烈的局面。他的许多言论和撰述,最先在《国民公报》和《国风报》发表,俨然成为请愿速开国会的论战旗手和宪政灵魂。
1912年10月,他由日本神户回到北京,时隔不久,便由北京来到天津。12月1日,他又创办《庸言报》半月刊。《庸言报》首刊便发行1万份,共发行30期,1914年6月中旬停刊。次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他应聘担任总编。1916年8月,他和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1920年9月,他将《改造与解放》更名为《改造》,就是“想从学术上思想上谋根本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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