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人参战随红军长征，临走时要四块银元，红军却给了他十块

“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都能自觉遵守。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大家急忙躲进一个果园，藏在果树底下。树上的果子实在馋人，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这不是教科书上的话，而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其中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忽然遭遇敌军飞机的轰炸，他和红军战士一起躲进农夫的果园，当时果园里的果子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去摘，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红军严明的纪律令他大受震撼，这个英国人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薄复礼于1897年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1922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长征途中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随即被红军控制。

国外的教会组织很多时候被政府利用，成为他国政府进行精神渗透的工具，甚至成为获取情报的工具，红六军团到达贵州前，就已经知道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并指责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

因此在贵州境内，红军每到一处，传教士们都会号召教友们“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红军为敌人，事实上充当了反动政府帮凶的角色。时时处于危险之中的红军，只要遇到外国的传教士，都先进行控制，然后进行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薄复礼被红军控制后，他感到很害怕，以为被红军绑票了，吓得发抖，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这令他很奇怪。随后红军对他进行了讯问，发现他没有问题。

然而从军事角度考虑，红六军团离开中央苏区后，已经征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红军知道外国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薄复礼就这样随红军参加了长征。

薄复礼随红军长征后，和红六军团上到军团长肖克，下至普通战士朝夕相处，使他对红军逐渐由敌视变成钦佩，他知道以前国民政府所做的宣传都是假的。

1936年4月12日，此时薄复礼参战长征已经18个月了，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近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这一天阳光明媚，薄复礼正在晒太阳，他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

在亲热地打过招呼之后，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和夫人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饭后，吴德峰还向薄复礼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十块。

被释放后的薄复礼，很快就回到了英国，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讲述了他随红军长征的经历，他说：

“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应该说他对共产党以及红军的描述友善而客观。这本书很快脱销，他本人也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