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行为艺术的自传性叙事：以何成瑶为例

　　对应在《行为艺术30年报告之一：中国行为艺术有无新的可能性?》一文中，笔者采访的几位非艺术行业从业者对中国行为艺术有着“不是裸着，就是割肉”普遍印象。本文将关注点放在回应那些利用身体以及裸体进行行为艺术创作的现象。

　　然而行为艺术不向大众想象的那么简单，一脱了之，一了百了，或者是一脱百有。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国行为艺术30年研讨会”上殷双喜发表看法到：“我觉得这个脱一定要有来自何处，裸有什么形式，裸的意义在于什么，如何去用这个裸，这真的是有一种品位的和品格的高下之分。我们只讨论什么是行为艺术，什么不是，但是我们很少讨论什么是比较有价值有意义的行为艺术，我们研究的趋势应该往这个方向，推动中国行为艺术有一个在前人基础上的升级换代，我们能总结出30年来比较优秀的智慧的行为艺术。”

　　女性视角下身体的政治维度

　　而女艺术家进行行为艺术创作，对身体是否有着不一样的视角?关注并从事多年女性艺术研究的佟玉洁认为：目前女性艺术家利用身体进行的行为艺术作品呈现出两大特征就是身体的社会性叙事和自传性叙事。而其中代表艺术家何成瑶在佟玉洁看来，就属于利用身体自传式叙事的案例，她谈到：“艺术家何成瑶一直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人性的自我拯救。”

　　何成瑶的母亲在中国的60年代因非婚生子开出公职，因此而精神失常的母亲经常赤身裸体沿街奔走。从小在压抑的氛围长大的何成瑶，不敢面对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身世。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何成瑶被邀请参与了长城的现场艺术。何成瑶潜意识中的母亲裸露行为，成为自己裸政治的生产诱因。在北京长城的艺术现场上，何成瑶第一次赤裸着上半身，行走在衣冠楚楚的男性艺术家之间。何成瑶将自己开放的身体视为一次艺术的救赎行动，同时也视为一种身体权力的裸政治。何成瑶把这次的行为艺术称为《开放的长城》。佟玉洁认为，作为何成瑶身体自传性的叙事，裸政治成为了何成瑶与母亲人格平等对接的理念。

　　2002年，何成瑶的行为艺术作品《妈妈和我》，再次成为了何成瑶与母亲人格平等一次对接的裸政治。作为艺术家的何成瑶第一次走进并且亲近自己的母亲，面对赤裸上身的母亲，自己也赤裸着上身温柔地搂着自己的母亲，完成了《我和妈妈》的作品。“何成瑶的裸政治是身体伦理与身体技术的一次交锋之后，以赤裸的方式挑战自己、挑战世俗的身体政治。对于何成瑶来说，自己的赤裸行为不仅是勇敢地面对自己难以释怀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是对犯病时的母亲赤裸身体一种回应”，佟玉洁发表看法到。童年记忆中的何成瑶，清晰而惨烈的画面莫过于母亲的针灸治疗。当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接受最痛苦的治疗——赤身裸体的被按在门板上进行针灸时，母亲痛苦的嚎叫与呻吟成为了何成瑶难以释怀的梦魇。

　　成年后的何成谣带着负罪感开始实施行为艺术《99针》。每扎一针，何成瑶的身体疼痛就是对母亲历史性的伤害一次赎罪。99针则是以艺术的方式的一次自我救赎。对于何成瑶来说，“自我转变的实践”意味着裸政治中不同的身体技术实施，都带有强烈地身体政治的诉求。何成瑶在行为艺术《广播体操》中，用胶带将自己赤裸的身体束缚起来，在广播体操规范动作下，身体被束缚的压迫感随着身体的剧烈运动而消解。何在佟玉洁看来，成瑶通过“自我转变的实践”的身体技术，把被束缚转换为挣脱束缚的一种酷儿文化虐恋艺术的身体运动，达到释放生命悲情中的一种快感。然而，在不少女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作品中，身体自传性的叙事也传递出了悲情中的一种疼感。

　　作为一个分类研究案例，佟玉洁发表看法表示中国女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作为假想对象的身体在与历史或者现实的场景发生关系时，构成了身体的空间性、整体性和意向性，制造了不同身体维度的文化质疑性与批判性，最终在形成的身体权力的微观政治中，成为挑战社会宏观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