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家数·名家·大家——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上）
一、引言
作为文学独创性观念的习惯表述，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说法。其源头可追溯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所谓成一家之言，指形成独自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是子书时代的著述目标。【1】直到三国时代，人们谈论著述还保持着这一习惯，曹丕《典论·论文》即称徐干“着《（中）论》，成一家言”。到别集取代子书成为文人主要的著述形式后，自成一家的含义就集中在思想的独创性和形成个人风格两个方面，而诗文中的自成一家则意味着对特定写作范式和风格统一性的追求，如袁枚说的，“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2】这种观念初见于《北史·祖莹传》：“作文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3】后相沿为老生常谈，如唐刘知几《史通·载言》云：“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4】宋黄庭坚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5】元范梈《木天禁语·家数》云：“诗之造极适中，各成一家。”【6】叶燮《原诗》内篇下云：“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7】这里“家”的语源应出自诸子百家的“家”，【8】但用于文学批评，却正如《木天禁语》所暗示的，其内涵相当于后来诗文评中常用的“家数”。龚鹏程指出：“家数，是把家族观念运用到风格判断上的用语，凡创作活动，能显出某种特殊成熟的风貌，就好像一个人已有能力自立门户一样，可以自成一家了。因此，家，是个独立的风格单位，风格路数相同、自成一类者，即为一家。”【9】其说甚确。
在古代文学史上，“家数”因作者才力高下不同、风格特征各异而形成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以钟嵘《诗品》为代表的品第论，一种是以张为《诗人主客图》为代表的宗派论。前者发展出一套如上下、大小及能品、神品、逸品之类的品第概念，后者则发展出一套主客、登堂、入室、正宗、旁枝、接武、余响之类的定位概念。就现有文献看，以“家数”论诗文书画起于宋代，后而有名家、大家之目。明胡应麟《诗薮》云：“大家名家之目，前古无之。然谢灵运谓东阿才擅八斗，元微之谓少陵诗集大成，斯义已昉。故记室《诗评》，推陈王圣域；廷礼《品汇》，标老杜大家。”【10】所谓大家小家，清许焕《止止楼随笔》认为：“文章有大小家之目，大小家者即俗所谓大人家、小人家也。”【11】似乎不确，家应该源于宋人“家数”概念。如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举南渡后王履道、陈去非“一二十公，皆大家数”，【12】舒岳祥《刘正仲和陶集序》称“自唐以来，效渊明为诗者皆大家数”，【13】谢枋得《与刘秀岩论诗书》称“诗人大家数尽在其中”。【14】合真德秀《文章正宗》、元揭傒斯《诗法正宗》等标举的正宗概念，便形成文学批评中评价作家才能、成就及影响的概念系列，幷在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中得到最系统而齐备的运用。王渔洋《香祖笔记》卷六云：“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之愦愦。杨仲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15】有关高棅所定“正始”至“旁流”九个概念的宗旨及涵义，蔡瑜已有很好的诠疏，“盛唐的大家和名家，有高下之分；正宗、大家和名家、羽翼，有主次之别”，【16】条理昭然。现在我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大家、名家概念本身的规定性，或者说后人使用时默认的标准。
高棅使用的九个概念明显分为两类，大家和名家是品第概念，其余都是定位概念。定位概念虽在实际使用时存在着判断的困难，但概念自身的内涵、外延还是较清楚的，而品第概念则不然，它们不像正宗、接武等有着约定俗成的内涵，其程度差异没有清楚的界限，很难严格地定义，使用时只凭论者的感觉。“大家”在高棅《唐诗品汇》中只有杜甫独居其位，蔡瑜推寻其把握“大家”意义的基本原则是：（1）杜诗可谓唐诗之大备；（2）“大家”必须具备多种风格，幷具兼善幷美的艺术水准，而根本在于能变化自得，故正变格皆备；（3）杜甫“大家”之变，是在盛唐范围内的新变，与中晚唐以后的变格，实质不同。【17】如此理解“大家”，固然接近诗家的一般理解，但仍只能说是高棅的一家之言。仅杜甫独居大家这一点，也很难为后人所认可。清末朱庭珍《筱园诗话》曾品第古代著名诗人，列出一个大家、名家、小家的排行榜，他的品第似乎比高棅的说法更具公信力。为了看起来更豁目，现将它分行排列如下：
古今合计，惟陈思王、阮步兵、陶渊明、谢康乐、李太白、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可为古今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时。
若左太冲、郭景纯、鲍明远、谢宣城、王右丞、韦苏州、李义山、岑嘉州、黄山谷、欧阳文忠、王半山、陆放翁、元遗山则次于大家，可谓名大家。
如王仲宣、张景阳、陆士衡、颜延之、沈隐侯、江文通、庾子山、陈伯玉、张曲江、孟襄阳、高达夫、李东川、常盱眙、储太祝、王龙标、柳柳州、刘中山、白香山、杜牧之、刘文房、李长吉、温飞卿、陈后山、张宛丘、晁冲之、陈简斋等，虽成就家数各异，然皆名家也。
惟名家之中，又有正副，合分为二等论次之耳。如郊、岛、张、王，则郊犹可附列名家，岛则小家，张、王亦是小家。又如刘祯、张华、潘岳等，虽魏、晋时人，亦是小家。即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幷中晚之郎士元、钱起、元微之、李庶子、郑都官、罗江东、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圣俞、苏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
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分焉。其余旁支别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数论，只可统名曰诗人而已。【18】
这个榜单还只就宋、元以前的诗人而论，即已难有定谳，想必谁都可以进退某些诗人。更何况元、明以后诗人，经典化的过程尚在发轫阶段，定位愈加复杂：“自遗山后，青丘最为名家，可遥继遗山之绪。盖在明代，为一朝大家，合古今统论，则为名家。南渡以来，惟遗山高于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其余最高者可参名家，如明之青丘、元孝是也。余人皆在小家之列。盖上下千古，不比一时一地、一朝一代之较易雄长也，成家岂易言哉！”【19】
这里的大家、名大家、名家、小家（又分上中下）依据什么标准划分，朱庭珍并未具体说明，他倒是用意象化的语言形容过其间的差别，仍分行转录于下：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鱼龙百变，风雨分飞；又如昆仑之山，黄金布地，玉楼插空，洞天仙都，弹指即现。其中无美不备，无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盖才学识俱造至极，故能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孟子所谓“大而化，圣而神”之境诣也。
大名家如五岳五湖，虽不及大家之千门万户，变化从心，而天分学力，两到至高之诣，气象力量，能俯视一代，涵盖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耳。
名家如长江、大河，匡庐、雁宕，各有独至之诣，其规格壁垒，迥不犹人，成坚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罗万长，兼有众妙，故又次之。
小家则如一丘一壑之胜地，其山水风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悦目，特气象规模，不过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观，及重岭叠嶂，千崖万壑，令人游不尽而探不穷也。然其结撰之奇、林泉之丽，尽可擅一方名胜，故亦能自立，成就家数也。
若专学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幷无本色，以及杂仿前贤各家，孰学孰似，不能稍加变化者，虽有才笔，皆不得谓之成就，只可概谓诗人而已，则又小家之不若矣。【20】
朱庭珍区划不同品第的尺度还是比较清楚的：大家的特征主要是“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大名家“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名家“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罗万长”，小家则“亦能自立，成就家数”，但气象规模终不大。争奈意象化的类比终究弹性很大，读者的理解会有很大不同。而名家和大家的区别尤为微妙，在古今批评家的笔下，内涵、外延及具体适用对象的联想都有不小的差异。古人对此虽时有议论，幷在特殊的语境下有所判断、说明，但未见系统的辨析和清晰的界说，这给我们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带来了困难。当代的批评史研究，一直关注风格学和文体论的辨析，对品第论及相关概念的研究向来缺乏。为此，本文想梳理一下这些概念的源流，对其内涵和适用对象略作辨析，以求为理解这些概念，并进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艺术标准和话语方式，提供一些参照。
二、“家数”溯源
正如前文所述，诗学中作为品第概念的大家、小家、名家的“家”，其语源可上溯到先秦的诸子百家。自从汉、魏间“自成一家之言”的独创性话语形成以后，谈诗论艺者无不将自成一家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志。除前引祖莹、刘知几、范梈、叶燮之说外，还有白居易《与元九书》称韦应物五言诗“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21】《蔡宽夫诗话》云：“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22】宋祁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23】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称黄庭坚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24】吴可《藏海诗话》云：“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25】推而广之，郭熙《林泉高致集》论画也说：“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幷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26】
作为诗学概念的“家”，自宋代以后常以“家数”的形式出现在诗论中。如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27】元杨载干脆就以《诗法家数》名其所撰诗格。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条，“家数”一词出《墨子·尚同篇》：“天下为家数也甚多。”【28】但这里的“家数”并不是一个词，而是指大夫之“家”的数量，与诸子百家的“家”意义有别。在宋代文献如罗烨《醉翁谈录》中，家数用来指包括诗文在内的专业技能。而到元代以后，家数就成为诗文评通用的概念。杨载《诗法家数》以家数论整体性：“诗要首尾相应，多见人中间一联，尽有奇特，全篇凑合，如出二手，便不成家数。”【29】谢榛《四溟诗话》以家数论时代：“谢灵运'池塘生春草’，造语天然，清景可画，有声有色，乃是六朝家数，与夫'青青河畔草’不同。”【30】黄宗羲《张心友诗序》以家数论诗派：“沧浪论唐，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31】薛雪《一瓢诗话》以家数论技法：“作诗家数不必画一，但求合律，便可造进。”【32】钱谦益《列朝诗集》王履传还以家数论画：“及游华山，见奇秀天出，知三十年学画，不过纸绢相承，指为某家数，于是屏去旧习，以意匠就天则出之。”【33】故画论中也有笪重光《画筌》“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的说法。【34】由个人论家数派生出的类似概念有“家格”，如孔尚任《焚余稿序》：“能写其性情者，即能传其诗。迨其传也，遂成一家格，人人效之。盖自有其性情，则自有其家格。”【35】而由流派论的“家数”派生出来的类似概念则有“派家”，如舒岳祥《题潘少白诗》曰：“早从唐体入圆妥，更向派家事掀簸。”【36】“派家”在此与“唐体”对举，应指江西诗派而言。
那么，家数的诗学含义是什么呢？且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的说法：“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37】绸布庄的家数是辨别纺织品的质地，诗人的家数则是辨别体制，如此说来，家数也就是掌握体制的能力和方式。郑梁《横山文集序》称“殷玉才高学广，于古无所不能为。诗则唐，词则宋，曲则元，而文则为八大家，间亦为《左》、《史》，若以家数言，固已不让今之作者矣”，【3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然则家数与体制，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家数与性情对举时，如高峻烈序玉书《常谈》，称其“所著《青园诗草》，自据性情，不戋戋于家数”，【39】家数侧重于流派；而当家数与才力对举时，如魏禧《答毛驰黄》云：“今天下家殊人异，争名文章，然辨之不过二说，曰本领，曰家数而已。”【40】则家数又偏重于体制了。
一个作家掌握体制的能力，再加上方式（或者说意识），就决定了他的风格倾向。意识清楚、能力强的作家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反之则平庸无奇，难成一家面目。所以家数很自然地就成为指称作家整体实力和风格特点的综合性概念。清初费经虞《雅伦》论诗有时代、宗派、家数之别，“如曹、刘备质文之丽，靖节为冲淡之宗，太白飘逸，少陵沉雄，昌黎奇拔，子瞻灵隽，此家数之不同也”，【41】即以某一作家的风格为家数。孟遽村评《担峰集》说：“海内诗法，余浏览十之四五，皆寥寥无成家数者。唯龚孝升、曹顾庵、曹秋岳、宋牧仲诸先生是已知者，未知名者大江以南应有之，仍未之见闻也。”【42】这里的家数也是就风格而言的，包含能力在其中。既然一个人的独特风格可称家数，那么推而广之，一代诗风的共同特征也可以用家数来指称。高士奇《蓬山密记》载圣祖语云：“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43】康熙这里说的家数固然与个人风格有关，但也联系着时代特征。
家数概念在外延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另一个内涵收缩的趋向。一个作家、一种风格类型，在结构和修辞上往往都有某种癖好或特点，后人有时也将这种局部的特点称作家数。如查慎行评杜甫《春夜喜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两句，说“微嫌结句落尖巧家数，与前六句不称”，便是一个例子。如果从负面影响来看这些癖好和特征，家数就会与习气、窠臼、套路等概念联系起来。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称袁钺“诗多自适，不落古人家数”，【44】朱庭珍《筱园诗话》说“两汉之诗，不可以家数论”，【45】都是这个意思。
由于家数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层次，在使用中很容易产生歧义，后来也有论者加以辨析和讨论。方浚颐《答叔平第二书》云：“子又曰，作文不可不有家数，以为家数与派不同。派泥于古，家数则不悖于古。不成家数者，譬之野战，漫无节制，不得为文。夫三家(望溪、耕南、惜抱)既明明目之为派，是所谓派者即家数也。舍派以言家数，予之惑也滋甚。子试取随园《书八家文选》一篇读之，当可爽然若失。（中略）派也，法也，家数也，三者一而已矣。”【46】方氏的看法正综合了以上各家的用法，具有总结的意义。
三、“大家”概念之形成
既然家数概念包含作家才能的因素在内，自然引申出大小之辨。叶适《答刘子至书》云：“盖自风雅骚人之后，占得大家数者不过六七。苏、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韦苏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则又尽弃众人家具而独作一大家者也。从来诗人不问家数大小，皆楷模可法，而渊明、苏州，纵极力仿像，终不近似。”【47】刘克庄《赵寺丞和陶诗》则说：“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中略）唐诗人最多，惟韦、柳其遗意，李杜虽大家数，使为陶体，则不近矣。”【48】这都是从典范性的角度来强调陶渊明的不可拟似。而杨维桢《李仲虞诗序》说，“删后求诗者尚家数。家数之大，无止乎杜。宗杜者，要随其人之资所得尔；资之拙者，又随其师之所传得之尔”，【49】则又从师法的角度指出学杜可能导致的弊端。这些资料似乎显示出两个问题：一是宋元之际发轫的家数大小之辨，缘于对师法前人之得失的反思。师法陶渊明、杜甫的不成功经验，让诗人们意识到自身与一流诗人才力的差距，由此形成不同的品第概念。二是后来常用的大家、小家概念源出于家数大、小之说。这不仅从元赵汸《杜律五言注》中“家数”、“大家数”并用可见消息，【50】在高棅《唐诗品汇·七律叙目·大家》也清楚地留有线索：“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等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髴耳。今择其三十七首为大家。”【51】与“大家”对举的正是“小家数”。
但高棅《唐诗品汇》使用的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这一套概念，却明显是基于一种诗歌史的眼光，作为品第概念的大家、名家与作为定位概念的正始、正音等脱离师法意识而单纯作为诗歌批评的判断尺度来使用，对后来的诗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大家、名家这两个品第概念的确立，尤其与高棅《唐诗品汇》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强烈地影响到后人的判断标准。关于大家概念的使用，廖虹虹认为与安顿杜甫的诗歌史位置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尽管明代前期的理学家和诗人都对杜诗作出了让步以维护杜诗的地位，但以时世论诗、以声论诗的观念已相当普遍，杜诗经不起这两个放大镜一遍又一遍的细细检查。杜诗缺乏其他盛唐诗人那种饱满自然的声辞之美已是不争的事实。高棅既不敢动摇杜诗的独尊地位，又不能抹煞事实，只好在《唐诗品汇》中另立'大家’一门以处之。”【52】这么理解高棅处理杜甫的方式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在宗尚晚唐的南宋，或以盛唐为宗的明代，陈与义、叶适与胡应麟都将杜甫排除在“唐人”、“唐诗”之外，【53】暗示了杜甫确实有着某种不易判定其时代归属的复杂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高棅以杜甫为大家主要还是基于“小家数不可仿髴”的理由，而杜诗沉郁顿挫的品格也的确与格调派崇尚气骨的审美追求相吻合。
这一点其实王夫之即已注意到：“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自论诗者推崇李、杜始。”而李、杜所以被冠以大家之名，则又因他们的创作相比六朝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齐梁以来，自命为作者，皆有蹊径，有阶级。意不逮辞，气不充体，于事理情志全无干涉，依样相仍。就中而组织之，如廛居栉比，三间五架，门庑厨厕，仅取容身，茅茨金碧，华俭小异，而大体实同。拙匠窭人仿造，即不相远：此谓小家。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繇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豁，无所窒碍：此谓大家。【54】
六朝诗格局既小，而又缺少变化，没什么才华的人也能模仿；李、杜诗则充内周外，无所不包，而又变化多端，不可方物。这就是大家与小家的区别。他提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论经义者推王鏊为大家的荒谬，但无意间却揭示了大家概念确立的批评史背景。
由于《唐诗品汇》奠定了明代格调派的审美理想，超前表达了前后七子辈的风格诉求，后来对明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棅所使用的一系列家数概念也不胫而走，尽人皆知。其直接后果，就催生了古文评选的“唐宋八大家”。到清代以后又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古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之类齐名幷称的誉称。乾隆间高宗钦定的《御选唐宋诗醇》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诗，《凡例》称“惟此六家足称大家，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段正自不同”，【55】正式揭开了辨析大家、名家概念不同内涵的序幕。后来梁章巨说：“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为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四库提要》简绎之，其义益明。《提要》云：'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于北宋之诗，苏、黄幷驾；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于杜、韩之间，既录杜、韩，无庸复见山谷。石湖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稿》上，既举白以概元，当存陆而删范。’可谓千古定评。”【56】不过《提要》只是说明首选六家的理由，而对六家所以为大宗的理由则未多加阐说，因此大家的适用范围还是不太明晰。乔亿《大历诗略》卷五评皇甫曾《送陆鸿渐入山采茶》云：“不粘不脱，大方家数。”卷六评刘商《题悟空寺》云：“徘徊举趾是大家数。”这里的大家数和大方家数，无疑与“大家”有关联，但又绝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虽然某些作品也可以家数论，但家数通常指一个作家成就和能力的总和。有人问袁枚谁为本朝第一，袁枚说诗的评价有个角度问题：“有因其一时偶至而论者，如'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一首，宋居沈上。'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一首，杨汝士压倒元、白是也。有总其全域而论者，如唐以李、杜、韩、白为大家，宋以欧、苏、陆、范为大家是也。”【57】
大家既然是以总体而论，而总体又无非是局部之和，那么又从哪些局部来判断其总体呢？我们当然可以列举出诸多方面，但那么做毫无意义。更有效的思考方法是将这个问题换一种方式提出来，叩问大家具有什么独到的境界，而大家的品格一旦清楚，名家自然也就明白了。就像余光中所说：“一个大诗人的地位确定后，其他的优秀诗人，便可以在和他相对的关系及比较下，寻求各自的评价。”【58】
（待续）
注释：
[1]有关司马迁“成一家言”的讨论，可参看张大可《试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白寿彝《论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册第536页。
[3]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册第1736页。
[4]浦起龙《史通通释》，光绪十一年翰墨园刊本。
[5]黄庭坚《与元勋不伐书》其三，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下册第1548页。
[6]范梈《木天禁语》，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751页。
[7]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82页。
[8]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家”云：“《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为家数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无家。’张湛注云：'儒墨刑名乱行而无定家。’《后汉书·法真传》云：'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古人学行皆称家数。《汉志》编古书籍，以家分流。在六艺外。时六经有师承，各守家法，短在务攻异己，其长在精思古训，不作无稽之言。至王肃、皇甫谧，私作妖孽之书，以伪为工，依似乱真，后人好怪，开门揖盗，儒者反无家矣。”（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27页）按：《墨子·尚同下》：“天下为家数也甚多。”当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三作“国之为家数也甚多”。
[9]龚鹏程《论本色》，《诗史本色与妙悟》，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112页。并参汪涌豪《范畴论》第五章“范畴与文体”中“释家数”一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255页。
[10]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11]许焕《止止楼随笔》卷四，咸丰七年刊本。
[12]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四部丛刊初编本。同书卷九四《赵寺丞和陶诗序》亦云：“李杜虽大家数，使为陶则不近矣。”
[13]舒岳祥《阆风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熊飞等《谢叠山全集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15]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按：杨仲弘为杨士弘之误。
[16]蔡瑜《高棅诗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体例渊源与品目释义”，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0年版，第63-75页。
[17]蔡瑜《高棅诗学研究》，第96-97页。
[18]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2371页。
[19]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71页。
[20]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69-2370页。
[21]《白居易集》卷四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册第965页。
[2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八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上册第119页、
[23]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52页。
[2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82页。
[25]吴可《藏海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33页。
[26]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严羽《沧浪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695页。
[28]王应麟《困学纪闻》，四部备要本。
[29]杨载《诗法家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36页。
[30]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64页。
[31]黄宗羲《南雷集·撰杖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32]薛雪《一瓢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679页。
[33]钱陆灿辑《列朝诗集小传》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100-101页。
[34]笪重光《画筌》，昭代丛书戊集本。
[35]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册第2545页。
[36]舒岳祥《阆风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严羽《沧浪诗话》附，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07页。
[38]裘琏《横山文集》，民国三年宁波旅遁轩排印本。
[39]玉书《常谈》，光绪二十五年豫章鹾廨刊本。
[40]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七，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
[41]费经虞《雅伦》卷二，康熙四十九年江都于王枨刊本。
[42]孙洤《担峰诗》，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43]高士奇《蓬山密记》，邓实辑《古学汇刊》第三编下，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本。
[44]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142页。
[45]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70页。
[46]方浚颐《方忍斋所著书·二知轩文存》，台湾联经事业有限公司影印本。
[47]叶适《水心集》卷二七，四部备要本。
[4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49]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50]如赵氏评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九云：“微风、凉月不作对偶，转换开阖，意态无穷，此所谓大家数诗也。”又云：“凡一题赋数诗者，须首尾布置有起有结，每章各有主意，无繁复不伦之失，乃是家数。”
[51]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706页。
[52]廖虹虹《明代诗论中的“风人之旨”》，《中国诗学》第十五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53]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引陈与义语曰：“唐人皆苦思作诗，……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之逸步。”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徐斯远文集序》云：“庆历、嘉佑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此所谓唐人，都指主苦吟的晚唐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亦举杜甫《登高》，谓“是杜诗，非唐诗耳”。
[54]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接上文云：“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册第843-844页。
[55]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光绪间浙江书局刊本。
[56]梁章钜《退庵随笔》，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977页。
[57]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67页。
[58]余光中《谁是大诗人》，《余光中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原载：台湾《东华汉学》第15辑（2012.6）
（排版：李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