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仕宦人生
故宫博物院藏唐代三彩文吏俑。
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
□ 张 宇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三月的长安城一派繁华，春光无限。此时正是杏花怒放的日子，也是新科进士放榜之时。城内几乎万人空巷，人潮涌到了曲江岸边的杏园中，不为赏花，只为争睹龙门新贵的风采。
只见杏林花下，十七名意气飞扬的白衣书生踏着丝管乐声，被簇拥在人群里，踏春赏花，赋诗饮酒，欢宴于曲江亭上。二十七岁的白居易就走在这春风得意的行列当中，他第一次赴京应举，便高中甲等，二十年的寒窗苦读终获回报，胸中的文经武纬从此有了施展的空间。志得意满的他，在慈恩寺大雁塔中题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快意放纵之情显露无遗。
曲江游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都是唐代进士及第后举行的礼仪喜庆活动。长安的官民们也借机游春饮酒，全城狂欢。百姓在拥挤的人群中翘首，观赏着科举时代最显耀的明星秀，释放出世道人情对于功名的瞩目与热切。官宦人家骑乘着宝马香车，穿梭其中，挑选属意的乘龙快婿。就连皇帝也会登上紫云楼，观看其盛大场面。然而，帝王此时只是一个遥远的布景，白衣进士才是最璀璨的明星。眼前的“红杏园中客”，便是将来的“金銮殿中臣”，更会成为德识与才学的典范，为世所重。
当进士们返回乡里，更有一番庆祝荣耀迎接他们。“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一个进士的头衔，不仅可以光耀门庭，还能够让亲族受益，为家乡添彩。族中宗老们将其事迹郑重地写入祠堂，刻碑立石，甚至于身后可以享受到修祠堂、立牌坊的荣耀。读书的光彩，命运的可能，便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发散到全国，得到普遍的认同。一个进士荣身的功名时代，已经随着科举的诞生而来临。它为天下的读书人勾勒出一个鹏程万里的前景，也演出了许多“得水蛟龙失水鱼”的慨叹。虽然其中发生过无数次的偏畸与失意、奔竞与华侈，但总算为这一千多年来的世情世风，添染了一脉不绝如缕的书香。
始觉文章可置身
科举的诞生与成长，背衬着一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士人的集体意识都随之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白居易的远祖本是北齐士族，祖籍太原，因熟习兵事而闻名北朝。入唐以后，士族的权势逐渐冰消瓦解，白氏一门的支族也四处迁徙，散居各地。白居易的曾祖父徙居陕西下邽，定居在那里。虽然士族门第的礼法门风依然为世尊仰，但对于仕途已经失去了影响。武则天修《姓氏录》，“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白居易的祖上三代，都是以科举入仕。读书兴家，官品重于门第，已经是那个时代士人们的集体认同。
统治者自上而下地编纂氏族志，强行糅合士庶，是颇为强硬的方法，容易在社会中造成深深的裂痕。科举制度才是潜移默化又行之有效的手段，将高第寒门驱向一途，逐渐接近，以至合流。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是时代的前进造就了科举，还是科举的产生催生了变革，这是一个难以洞彻的趣题。
汉晋时候的门阀子弟，并非都像以马为虎的王复那样羸弱浅闻。他们大多以礼法或经学传家，承担着恪守纲常、延传名教的使命。选官时不仅以才秀为美，而且更重品德。忽视那些沽名钓誉的内容不论，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仍然算是达成了为国取贤的任务。科举则打破垄断，避免世袭，打造一个平等机会的同时，将天下的读书人都捆缚到一个精密的考试制度中去了。这一改变开启了文章致身的新格局，不仅成就了后世激荡千年的读书风气，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也都随之变化，政情、阶级、婚姻、教育都不免受到它的强烈波及。
古代士人对于个人命运，最看重者莫过于婚与宦二事。科举之前，婚嫁关系一切取决于门第。之后，重贵胄转为重冠盖，女貌须配郎才的标准遂兴于世，甚至演绎出许多慧眼识珠、助夫成名的贤妻故事。但是才学取代门第只是更换了阶级的凭借，并未消除婚姻中的门户陋俗。白居易与平民女子湘灵青梅竹马，然而身份悬殊的两人不会有任何结果，白居易终于在母亲的逼迫下娶了同僚杨汝士的妹妹。对于湘灵，他徒然写了一生的思念诗，却从未敢越雷池一步。当两人中年相遇，却只剩下“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的结局。科举似乎赋予了婚姻关系更多的可能性，但顽固的世情趋附依旧强大。
白居易的内兄杨汝士，元和四年（809年）登进士第，历任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刑部尚书。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先后中了进士，官拜正卿。唐懿宗年间，杨氏子孙在朝廷与方镇任要职者十余人，杨家成为累世公卿的“昌族”，居住在长安静恭坊，门前“并列双戟”，俨然一副门阀气派，盛极一时。这是科举催生出的新兴贵族，他们与前朝门第最大的区别是失去了世袭的权利。家庭与个人的命运因此而多变，瞬息荣枯的世态屡屡上演，令权贵们触目惊心。“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科举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在原则的平等之下造成了稳定的特权阶层与不稳定的家族命运。科举时代的贵胄往往深具忧患意识，“物盛必有衰”的箴言时时提醒着他们：若想守住显赫荣华，教育与书籍才是他们生活中最需要认真对待的大本大宗。
庠序千秋播德馨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说在唐代两科常举中，明经科易得，三十岁及第，已嫌其老；而进士艰难，即使五十岁登科，犹为年少。以此之故，唐代科举诸科中，以登进士第最为显耀，而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以太学生登进士第。如此出身的士人，仿佛获得一身名牌的包装，拥有了入仕之前最完美的履历。
国家学校的建立，不仅为了兴教化、育人才，其中也往往包含着帝王笼络士子、控制思想的用心。唐代学校之设，始于武德元年，唐高祖在即位后第八天，便下诏设置国子学、太学，并令各郡县置学。学业的内容昭显着科举时代的特色。国子监统管京师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学培养统治人才，皆习儒经，以《五经正义》为课本，兼习《孝经》《论语》，并且须学习书法，日写一幅。后三学为培养业务人才，注重实践，但地位不及前三学。
国家学校重视思想教育，是正宗的天子庠序，在唐初极为兴盛。然而唐代进士科以诗词取士，导致生徒进学录取额极低，每年及第人数尚不足京师学生的百分之一，处境尴尬。相较之下，不经学馆输送的地方乡贡反而及第者众，地位急遽上升，有喧宾夺主之势。国子监教育要等到宋代科举改革以后，学校与科举入仕衔接起来，才重新获得了仕进坦途的声望。
乡贡的优势在于私学灵活。汉末以后，历魏晋南北朝，国家动荡，兵火不绝，中央政权更替频繁，导致了国学衰而家学盛。魏晋以来士风重词赋，乡间私学可以针对此风作相应调整，兼顾文学，不似国子监单以经书为教本，教学僵化。在科举的刺激下，唐代的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布城乡，制度不一，水平也高下有别。既有名家大儒传道授业的书院，也有村野间启蒙识字的私塾学堂。
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唐玄宗于开元六年（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负责校勘经籍，辨明典章。与白居易同时代的李渤，在庐山白鹿洞中隐居读书。南唐时，官府就其遗址设立书院，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宋代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民间的藏书与讲学之所。书院与官学不同，它本应侧重于学术的研讨与交流，倡导自由的学术风气，与科举保持距离。宋代书院，多在山水名胜之地，学者安贫乐道，专心学术，讲学立派，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科举功名的强大吸引力使书院难以长久保持其独立精神。明清以后，书院渐渐趋同于官学，讲学者不再是名动一时的贤士大儒，而是功名在身的官僚乡绅，学院中的治学风气已经与国家学校并无二致了。
唐代致力于学的家庭，一般在孩童六七岁时便将其送入私塾，年龄比起汉晋之时提前了一二岁。唐时流行的蒙学课本，除了常见的《急就篇》《千字文》以外，还有《兔园册府》《蒙求》等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的蒙书，强调锻炼儿童的阅读能力，启发智慧。因为受到进士科以辞章取士的影响，唐代私塾学诗的风气也颇为盛行。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时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许多未来朝堂上的名公巨卿，最初在乡里便是这样背负着光耀门庭的殷殷期望，在私塾中开始他们科举生涯第一步的。白居易曾对元稹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五六岁时便入私塾习诗，九岁熟知声韵。十五六岁知道有进士科，便立志苦读。二十岁左右，白天学赋，晚间练书法，连睡觉也顾不上，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年纪轻轻便已牙齿松动、头发花白，眼前常常似有无数飞蝇晃动，这都是为了一个进士的名号所付出的代价。但白居易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比起那些在科场中蹉跎一生的读书人，他总算是幸运的。
得水蛟龙失水鱼
科举之路多歧变，尤其在唐代，考试成绩未必是及第与否的唯一标准。举荐、请托、奔竞之风盛行，令科场成绩充满变数。士子们挣扎其中，尝尽了无数悲喜忧乐。
每过三年，赴举者从四面八方来到京城，无论是首次应举的，还是累黜科场的，莫不希望能够一展平生所学，跻身于青云之上。然而，千中选一的严峻现实，注定了大多数士子的鸿鹄之志将折翼坠落。再怎样才学过人，都不免一入科期便惴惴不安，如囚如丐，一想到落榜便“瞬息而骸骨已朽”，经历一番身心交瘁的折磨。家人的等待，乡邻的眼光，令人如负千斤，增加着及第的压力。仕籍子弟不须耕田，不缴农税，也不许经商，人生的目标，唯有金榜题名。
一旦文战获胜，即刻“战胜真才子，名高动世人。”曲江游宴上的欢乐雀跃，有多少是因为压力释放后的放纵。士人们的自我价值，只有在这一刻才得实现。有的人虽已“白头纷纷”，却依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豪兴不减少年，似乎他们的人生从这一天才正式开始。相较于之前落第时“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的心碎情境，有如天壤之别。赴举时彷徨，落第时惆怅，及第后狂喜，科举对于读书人命运的操纵，对其情感的支配，已经深入骨髓了。
每一个科举年，及第者只是凤毛麟角，失意的落第者则是最普遍的存在，凄然寥落在长安城内。“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落榜的心情，难免又要借这句唐诗描述分明：元和十三年（818年），诗人李廓在人群中看榜时，见不到自己的名字，不禁悲酸欲泣，但又怕引来众人的目光，赶紧忍住。这时候，仿佛自己身体的存在都令人憎恶起来。唐代的进士科既然是以诗词取士，那么李廓单凭此句的酸楚凄恻，便足以与那些及第者等列齐观了。而诗中的情景，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史上屡见不鲜，反复重演，也不禁使人对这些“尽入彀中”的读书人的命运喟然慨叹。
在历史中，从来都是谋身之士多而谋国之士少。读书人大多为前者投身宦海，戚戚于科场得失。但也有极少数人面对官场污浊，不再应举，绝意仕进。《唐才子传》向后人展示了许多甘于菜茹、怡然林下者。他们脱离了令人凄凄惶惶的科场，追求精神上的旷达自由。可是这也并非儒家正己以待天下的志愿。诚如白居易《中隐》诗中所言：“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无论如何，隐居是对于宦海浮沉的安慰与反思，作为平衡功利心态的一种行为，已经随科举时代演出了上千年。
隋唐以来，科举的诞生、世风的导向、门第向官品的转变、士子命运的沉浮，一系列变化中就像隐藏着一个精巧的设计。这仿如宿命的机关并非人力所为，亦非天工，而是由中国人传统的孝悌精神与平衡社会的前进力量造化而成。最终得到的结果，便是这一千多年来泛满书香的功名社会。虽然其中产生过种种弊端，但其制度依然值得肯定。一千三百多年前，世界上已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地方，单凭才学而任免官阶、决定身份。这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已足以令后辈骄傲。时移世易，新的环境会孕育出更加合适的设计，然而旧制度中修身正己、守道立名的精神，仍值得反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