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晴:【依稀往事尘如烟 情留此时空馀念之一】我的父亲/邵东第一位北大生的部分回忆录
依稀往事尘如烟
情留此时空馀念
刘向晴
有些记忆犹如浩瀚大海里的泥沙,时间久了,便大量地积聚在海底深处,无论海面是风平浪静或是波涛汹涌,都难以使海底沉渣泛起。但是,有些记忆却像一面镜子,多少年后,无论镜子是完好如初,还是摔成百千碎片,但只要你捡起其中一小片,仍然能完整地照出人影,一丝一毫也不会变形走样。我的记忆有深海底的泥沙,也有光洁的明镜,现在重拾追忆,只是感到时不我待,聊慰老怀,并期待能留些什么给后人。以下的文章就是对过去的回忆,虽然它只是某一时间的碎片,但都是我的“镜片”反映出的真实片段。
我的父亲
父亲的生日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为农历正月初一日,每年过生日,因为赶上过年,所以都特别隆重而丰盛,人们都以无限羡慕的口气说父亲有福气。但是父亲出生在前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正处于清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末期,内忧外患、战争频仍,国已不国,何以宜家?社会不幸,何谓有福?祖父是个补锅匠,一个乡村最本分的小手艺者,每天披星而出,戴月而归,收入微薄,艰难维持全家生活。父亲是家里长子,命运注定他只能作为祖父的帮手,共同担负起养家的重担,因此他没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终其一生,除仅识自己姓名外,余字一概莫辨其形,莫知其音。
因为家里穷,父亲结婚那年已经25岁,这在当时算是大龄婚姻了。我外婆家也很穷,室如悬磬,地无立锥,外公是个铁匠,靠抡锤打铁维持家计。如此看来,两家结“秦晋之好”,实属“门当户对”。父亲婚后,随着大姐来到这个世界,家里不停地增丁添口,日子过得越来越紧。随后的两个男孩,也就是我那未曾谋面的两个哥哥,一个因病夭折,一个则因被水牛惊吓生病,终致不治离世。为了更多地挣钱养家,父亲跑到附近的煤窑去做事。旧社会的小煤窑矿难频发,十天半月一小难,一年半载一大灾,灾难接踵,祸事相因。灾祸发生时,不死既伤,而且群死群伤,人们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煤矿工人之命运是“埋了没死”,此话虽然刻薄,却也恰如其分,一般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去做窑工的。
父亲在煤窑先是下井挖煤,后来上到地面专门做计量工。那时乡村小煤窑计量方式很落后,没有台秤,更谈不上磅秤,用的而是很笨的办法——数箩筐:两个计量工从煤堆中装满一箩筐煤(约100斤),抬着走几米,然后起势用力,很巧妙地把箩筐翻转,将煤倒在买主指定的地方,边倒边吆喝着“一箩筐”!坐在一旁的帐房先生听到喊声,随即在买主的名下记下“正”字的一笔;这一吆喝也是喊给买主听的,因为买主也在同时记“正”字,以便事后双方对帐,所以,计量工的喊声必须嘹亮清楚,不致引起双方误记。于是,煤场尘土飞扬的上空,就不断响起父亲那永远充满磁性的、浑厚粗犷的男中音。
父亲做这一工作很是称职。由于他不断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办法,找到了其中的一些诀窍,做起来既省力又准确,量一箩筐煤,误差总是只在一两斤之内,无论矿方或买方都十分信服满意,于是,“一箩筐”就成了父亲的代名字传遍了十里八乡。和我同龄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时,总是喜欢相互打闹,有时呼喊着对方父亲的名字取笑,也是百无聊赖的恶作剧之一。同伴们对别人总是直呼其父名,对我则喊着“一箩筐” 的“雅呼”以代父名。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对父亲的尊重,还是别的意思,但我一听到这称呼总是感到即亲切又自豪,并不认为他们在取笑我。
虽然父亲的臂力很强大,虽然他抬煤倒煤时用的是巧劲,但每天走来走去不知要抬多少箩筐的煤,唇干舌燥不知喊多少句“一箩筐”,所以干的仍然是十分辛苦的重体力活,尤其是特别忙的时候,半天下来,累得骨头都散了架。但这个工作毕竟比井下挖煤要安全得多,他因此也静心而很努力地干了下来,而且干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过父亲并不想以此为终身之业,他的理想是求得一亩半亩属于自己的田地,“田宜致力终,岂敢辞劳留”,几千年的农本思想根深蒂固,深深影响着他的择业观。终于面临抉择的时机摆到了他的面前:1949年全国解放,随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如春潮澎湃,浩浩荡荡汹涌而至。土改的最核心内容是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无偿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千百年来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号“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在继续做工人,还是回家分田当农民这两种选择上,父亲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他辞掉了煤矿的工作回家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分到了几亩水田和旱土;同时,在分地主浮财时,按照“自报公议、工作组最终决定”的程序,分得了一个四门衣柜、一副棺材、一个冬天烤火用的熏笼。衣柜后来倒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此家里乱摆乱放的衣物和一些零碎小件大大减少,它们都归整到衣柜的四门之内,柜门一关遮凌乱,整个屋子上下左右变得经看多了。熏笼虽然材质考究,做工精细,而且油漆彩绘,是个很好的物件,但到了我们家里,按当时的条件,似乎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一直闲置在那里,直到父亲去世,终未派上用场。那副棺材是地主特意打造以备自己死后之用,父亲看上了它,因为这副棺材材料是上好的柏树,规格要比普通的大了许多,尤其是在上漆时用到了特殊工艺:用斧头尖角在棺材板上斫下了密密麻麻的小坑,一遍又一遍地往小坑中填充刚从漆树上收取的“生漆”,如此这般反复“髹”漆,据说棺材木质硬如铁石,埋在地下滴水不浸,可保棺材百年不朽,尸体百年不腐。可惜的是,预理身后事,百般不如意。地主当年没有用上自己专门精心打造的棺材,父亲也没有用上自己处心积虑求得的棺材,真正“享用”这副棺材的竟是我的母亲,这真是为人作嫁,造化弄人,分毫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老话说“器二不匮”,原本应该提早备齐父母要用的两副棺材,但当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家里仍然只有土改时分得的那一副棺材。哪知母亲多病,竟在60岁头上故去。事情太过沧促,已经来不及去置办另一副棺材了,而且那年头,建筑“三材”之一的木材奇缺,没有计委下达的指标,一时之间到哪里去弄近1立方米合乎规格的圆杉木?情急之下,父亲只好忍痛割爱,将原本准备为自己死后的“安息之屋”让给母亲,也算是对与自己多年辛苦相随、患难与共的老伴一个交代,以告慰亡妻的在天之灵。但临到出殡时,着实出了一点点不大不小的麻烦。在我们乡下,族间公存有一副出殡用的“老扛”,族人死后出殡,都可借用这副“老扛”,由前后各四人抬着棺材“上山”。而母亲这副棺材,规格非同一般,且用生漆无数次“髹”成,比普通棺材不知重了凡几,八个人是绝对抬不上山的,惟有用“龙扛”,由十六个人方能将其抬着“上山”。大家没法,只好四处打听,究竟何处可以借到“龙扛”。经多方奔走求告,终于在离我们大队八里多路的地方找到了。人家倒也十分慷慨,没等去借的人多费口舌,就爽快地答应了。
至于父亲特意回家分得的田土,其经历就更加起伏跌宕。这与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风风雨雨密切相关,也是当时历史的真切缩影。刚分得土地,父亲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以为有了田和土,“离离之米麦既可疗长饥,腴腴之垦田足方遗后世”。他精神焕发,精力充沛,信心坚定,迈着大步走在小农经济奔小康的曲折道路上,充满着幻想和希望,创造着财富和奇迹。他没日没夜地带领着姐姐们辛勤耕耘在刚分得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肩担云千叠,腰镰月一钩”,“耨云山廓外,犁雨水田中”,忙得不亦乐乎。当春寒料峭,细雨纷纷的早春,别人还穿着棉鞋厚袜的时候,最早赤脚下水田的人一定是父亲;当骄阳当空、酷暑难耐的夏日中午,别人还在美梦中甜甜地午睡时,站在密不透风的禾田中间,大汗淋漓进行中耕的人也一定是父亲;当白露湿头、寒霜袭体的深秋清晨,别人正卷缩着身子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时,左手扶着“草树”杆,右手不断接取从下面抛上来的稻草把,巍巍颤颤向高处“踩草树”的人,还是父亲;当隆冬腊月,水落冰凝、岁寒逐灶之时,别人或侯雪以待年,或垂帘以向火,如果有人踏雪早出,拾粪积肥;有人猫身冷屋,抢修农具;有人凌风斩冰,递改菑畲,那这人仍然是父亲。……啊,父亲!您在生产关系变革时所焕发出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是那么巨大、深邃和无畏。虽然,父亲快乐地耕耘着,但劳累和岁月的痕迹依然漂染了他的双鬓,印满了他的脸颊,爬上了他的双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双满是老茧的手,一到冬天,手掌、手指、手背,还有那脚后跟,处处都可见程度不同的皲裂,有的裂口深可见鲜红的嫩肉,尤其当干燥的霜风刮起,父亲的手和脚跟的皲裂就会渗出斑斑点点的鲜血。这时候,每当夜晚忙完活儿之后,父亲则就着昏暗的油灯,拿出“羊角刺”油——一种叶面如芭蕉形,边缘生有尖刺的常绿灌木所流出的紫黑色油脂,据说这种油脂可以很好地弥合手脚皲裂——在灯上烤化,趁热将熔化的羊角刺油填入皲裂开口处,滚烫的油汁一接触到嫩肉,疼得父亲呲牙裂嘴直吹气。虽然如此,但他没有停手,继续充填着其他裂口。
父亲的努力和辛苦,换来了“谷满黄云垅,香垂白露塍”的丰收,全家人为此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我们家的生活因而逐渐变得丰衣足食起来,仓里的粮食逐渐越堆越高,栏里的猪逐渐越养越肥……好日子终于光顾了这个昔日的贫困之家。
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令父亲十分困惑,他痛苦地思索着,想从纷纷乱象中理出一些头绪,从茫茫迷雾中发现一线光芒,从匆匆急变中寻求某种希望。
没有了土地,父亲又想到回煤矿当工人,可是,这回却不能随心所欲了,因为煤矿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矿主被私有化改造了,煤矿被收归国有,原来的煤矿工作人员大都变成了拿工资、吃“国家粮”的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以粮划线在农民和工人之间从此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特殊情况或特别际遇,各自的身份将终身保持不变。此时,原来与父亲一起做工的工友们,现在可就和父亲大大不同了:他们每天上班八小时,一星期休息一天,每月到时盖戳领工资,到了退休年龄就回家养老,工资虽略有减少,却是旱涝保收,照领不误。而回家当农民的父亲就是另外一副样子:早出戴月,晚归披星,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八小时,没有星期天,没有固定工资收入,没有老来退休,差别十分明显(社会学家把这种差别名之曰“三大差别”,说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所以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说父亲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是目光短浅的表现,父亲能说什么呢?!后悔药是没有的,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顺便说一下,无独有偶,我的大姐夫和父亲的情况竟是那样的相似乃尔:他解放前去到宝庆城印刷厂学徒,出师后已经独立操作几年,但不久正逢全国解放,由于对土地的渴望,使他放弃印刷厂已有的工作,回家分田当了农民。
父亲是个作田里手,犁、耙、栽、种、收样样农活十分纯熟精通,院子里的叔伯兄弟都以他的行动为指南,什么时候犁田,什么时候育秧,什么时候插田,什么时候扮禾,大家都或明或暗唯父亲的“马首自瞻”。不仅如此,父亲还是个心灵手巧的多面手:他会木工,锯、刨、锉、钻、墨斗、墨线等木工工具一应俱全,家里差不多的桌椅板凳均为父亲亲手打造;他也是业余泥瓦匠,家里砌炉打灶以及小房小屋的修造,也是父亲带着家人自行完成的;父亲又是个手艺不错的篾匠,家里所有的篾货,如禾筛、米筛、麻筛、竹篮、撮箕、畚箕、筲箕,以及捕鱼用的荃等等,均出自父亲那双粗糙却不失灵巧的手。篾匠活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的手艺活,最难的是制作篾条、篾片,其薄如纸,其细如线,操作要求心细手准,质量要求光滑柔韧、美观适用。父亲用料最讲究,该用青篾的地方,决不用黄篾,父亲说一是一,二是二,就像做人做事一样,不能马虎。父亲劈的篾片厚薄均匀如一,如果有劈一片则厚,劈两片又不足的篾,那他一定削去多余的半片不要,决不把它劈成两片不合规格的篾片,宁舍而不可滥竽充数。父亲用到同样规格的许多篾片时,劈的竹篾几乎一样长,这是因为他劈的所有竹篾都是参照第一片做成的,标准始终统一不变,而不是为了图快,下片参照上片那样劈下去,因而不会形成误差积累,使最后一片与第一片因此相差一大截。父亲说,这就像有些人喜欢家长里短传播小道消息,比如一句话,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你加一点点,他减一点点,偏离了最初的原话,失了真,走了味。父亲还说,我编的竹器是为了实用,结实是最终目的,不能做华而不实的东西。
我从小看父亲编竹器,由好奇到佩服,最后,我不得不承认,父亲编的是竹器,但他何尝不是在编织人生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这些来自乡下最底层的普通农民所创造的“编织哲学”,对我“人生哲学”的形成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父亲不苟言笑,严肃的时候多,轻松的时候少,在他面前,我总有点拘束,有点惧怕。父亲管束我最严,但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他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他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等到回家或没其他小孩时,先责备我,指出不对在什么地方。犯的事大了,也免不了要行罚,最大的处罚是“吃爆栗”——用弯曲的手指头在小孩的头上轻轻敲打几下。父亲虽严,但他是非常喜欢我的,只不过他所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他给我的是身教多,言教少。我记得有一次,他正在编竹器,我在一旁玩长条竹篾,篾片的弹性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拨弄着,有好几次篾片弹到了父亲的身上,他几次叫我别弹了,我正玩在高兴头上,那肯听他的话,这下惹恼了他,停下手中的活,在我头上不轻不重的给了两个“爆栗”,说,第一下,是告诉你不能光顾自己高兴而不顾别人;第二下是告诉你,高兴也不能过头,不然,就会乐极生悲。我当然听不进他说的道理,只觉得很伤心,就哭着向奶奶告状去了,奶奶最疼我这个长孙,拉着我走到父亲那里,数落了父亲一顿。但父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骂我。以后我回想起这些事感到特别后悔,怨自己淘气不懂事,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不过,父亲的身教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确实起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我发现我身上的性格优点,多多少少都有父亲的影响。应该说,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父亲感化的。我的性格,包括正直、诚实、厚道,以及一些习惯,包括手巧、多技多能等,也是父亲传给的。在学校学习,我有许多老师,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影响不大的,但是我的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父亲。父亲并不识字,他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作者简介】刘向晴,号五闲老人。邵东牛马司人。1963届北京大学生。邵东县环保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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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钟石山 主编 何俊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