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西康琐记》连载之四十七

走进“旄牛国”（三）

“旄牛国”溯源

对“旄牛国”，前人多有说及。不妨听听那些学者、大家、大员们是怎样说的。

就其手边现有资料，最早说打箭炉就是“旄牛国”的，是晚清一位叫黄懋材的“贡生”。黄优于数理，还被江西学政保奏到“同文馆”学习过。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五月，黄奉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到西藏和印度“游历”，察看英人入侵西藏后的“情形”。七月，自成都启程，经打箭炉到巴塘，再由巴塘到腾越，从腾越到缅甸，又由缅甸到印度,来回历时两年。他沿途察看形势,绘画舆图，并著有《西輶日记》一部。《日记》中说，他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打箭炉。当时的里程“自省城至打箭炉十三站，计九百七十五里”，“炉城二水夹流，三山紧抱，晨夕多风，终年积雪，盛夏犹服重裘。……梵僧喇嘛往来不绝于道，实西南之锁钥，藏卫之喉吭也。”随即又写道：“打箭炉古旄牛国也”。当年的打箭炉，有“明正宣慰使司驻城中”。明正土司，藏语称“嘉拉甲布”，意为一方之王。这个“王”，“所辖长官司及土百户四十九员，东至沪定桥一百二十里，冷边土司界；西至中渡汛（今雅江）二百八十里，里塘土司界；南至乐壤六百里，冕宁县界；北至章谷屯四百五十里，小金川界。”这也许就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打箭炉这个“古旄牛国”所辖的地域范围吧？！

说打箭炉就是“古旄牛国”的还有：清末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他在《西康建省记》（民国元年十一月成都公记印刷公司印刷出版）中就说：“打箭炉即古之旄牛国也”。清末曾任理塘粮务同知、民初又当过邓柯县知事的查骞，在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写成的《边藏风土记》，也说打箭炉是“古牦（旄）牛国”，并认定《汉书》上所说的“牦（旄）牛县实为炉地”。康定人杨仲华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一月出版的《西康纪要》一书中，也肯定康定是“古旄牛国”。

当然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就说“打箭炉非古旄牛国”。

“旄牛国”也好，“旄牛县”也罢，其说缘何而来？今天的康定地方又是不是属“古旄牛国”或“旄牛县”？这还得请教“古人”。有史书说，远在三千多年前，周武王伐纣时，就曾会合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进行“牧野之战”。这埸在今天河南的淇县展开的著名大战，最终逼商代最后一位君主纣王兵败自焚。有史家说，前去中原参战的八国中的髳，就是以其出产牦牛而得名的。因这个“国家”以牦牛尾巴作旗帜，故称“旄牛国”。三千多年前，这个“旄牛国”能从遥远的西部前往中原参加大战，足可见其“国力”之雄厚，与中原关系之密切。当然，这里所说的国，是指远古时代的“国”，与今天“国”的概念完全不同。

“旄牛国”究竟在何处？我们从史书上有关“旄牛夷”、“旄牛羌”和“旄牛县”的记述中，便可寻到一些信息。除前面所说的晋人陈寿在《三国志. 蜀书》的“张嶷传”中已提到“旄牛”外，另一位叫常璩的晋人在他所著的《华阳国志》中也有“旄牛”的记述：“旄牛”为西汉汉嘉郡所辖的四县之一。这个“旄牛县”的治所就在今天汉源县的九襄镇。另三个县分别是汉嘉（在今芦山县境）、徙阳（在今天全县境）和严道（在今荥经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