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叛乱始末(最终篇):陈胜、吴广冒充扶苏、项燕为何没穿帮?

在前文4节中,我们梳理了秦国自战国末期一直延续到秦末的叛乱潮。

本节为最终的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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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的覆灭与“新秦朝”的诞生

为什么当时的大小地主阶级不安心在秦廷的统治下生活,偏要铤而走险去“复国”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一点:

秦王朝是否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毫无疑问,秦王朝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它必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那么,秦王朝又是如何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呢?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秦王朝对周王朝境内割据势力的消灭及统一,本身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的。在天下一统之后,秦廷构建了抵抗草原掠夺者骚扰的完整防线,拆除了一系列以损害下游农业生产的恶性水利设施,又清楚了列国之间层层税收的关卡,实质上为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这一政绩所惠及的利益范围较广,即维护了大小地主的利益,顺带也维护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秦廷同时还对底层劳动者存在有高度压榨。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秦王朝在基层推行的秦法,其执行者是本地的地主阶级。我们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王权不下县”。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是错的。说它是错的,是因为早在战汉时期朝廷就已经在基层设立了亭长、啬夫等专制机构;说它是对的,是因为这些专制机构均由本地的大小地主阶级担任。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等文献来看,秦法的内容本身倒称不上太过残暴,整体上内容比较理性,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性化内容,但它的内容十分繁杂、广泛,就给了基层执行者巨大的操作空间。说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秦法本身不见得有多残暴,但最终在基层却能反应出一系列残暴的表现。由于掌控了执法权,地主阶级就可以利用古代法律的操作空间进一波盘剥劳苦大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秦法的既得利益者。

再次我们还有认识到,秦王朝虽然意识到了地主阶级势力过大会减弱朝廷对新占领地的统治力,但并没有对新占领地的地主阶级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方式——也就是通过迁出及迁入的方式稀释地主阶级在基层的势力。客观来讲,这种政策倒不能说有多仁慈,毕竟秦廷想靠杀死地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来也不现实,一是地主阶级的人口基数太大,二是统治基层终归还是需要地主阶级,所以秦廷在当时采取这样的政策更多取决于实际操作的因素而非仁慈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当时秦廷采取的政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

除此之外,秦王朝还有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焚书令”,就是为博士官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实施知识垄断;又比如“令黔首自实田”,也就是完全承认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再比如发起一系列的大规模工程及战争,这些工程所需的人物力巨大,所需的人物力到头来还是得通过地主阶级摊到底层劳动者头上,地主阶级在其中还是有不少操作空间的。

从上述内容来看,秦王朝的统治实际是十分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可为什么像陈胜、刘邦这样的小地主以及田儋、殷通这样的大地主还要推翻它呢?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秦王朝究竟是维护了一小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还是维护了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客观上讲,秦王朝确实维护了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在维护利益的背后存在有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也是我们在前文中反复提到过的——秦国的统治从一开始就不被当时的士人所看好——注意,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存在于秦廷高层。这种不看好的心态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在秦灭六国战争中依旧有所体现,甚至在秦王朝一统天下的12年内已经有所体现。那么,到了始皇帝驾崩之后,,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在咸阳城内发起了一系列血腥的政治清洗,天下士人的态度是否会出现改变呢?是转为看好秦朝的统治,还是更不看好秦朝的统治?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秦廷所维护的阶级已然对它失去信心,那秦廷所维护的利益也就变成了镜花水月。

如果上面的内容不太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站在各个阶级的角度上再来看这个问题。

先以小地主阶级为例:

对于小地主阶级,秦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压力。小地主阶级本身属于统治阶级,但处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他们对上要满足大地主阶级的索求,对下要直接面对底层劳动者的不满,实际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一旦朝廷给他们的索求过大,而他们自身也不看好王朝的未来之时,小地主阶级就会自动放弃作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转而站到朝廷的对立面。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刘季(刘邦)为寇一事。当时,秦廷要亭长刘季征集民夫去服徭役,按说刘季在里面是能捞到一些油水的,奈何秦廷对民众的压榨太深,被征召的民夫中有太多不堪压迫而选择了逃跑,亭长在明知无法完成任务后干脆释放了所有民夫,在当地落草为寇。

除了刘季以外,后世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小地主阶级的叛变能否撬动秦王朝的命脉呢?

还要看大地主阶级的态度。

再以大地主阶级为例:

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秦王朝自然在极大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不过,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小地主阶级与底层民众发起了反抗,大地主阶级必须要思考朝廷是否能继续维护自身的利益——注意,他们本来也不看好王朝的未来——如果不能,那么投机加入叛乱者的势力就成了保障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沛县令、会稽郡守。在“扶苏”起事以后,沛县令在局势变化中迅速产生了动摇,会稽郡守干脆勾结境内的豪杰准备就地造反。除了这种情况外,也有大地主在本县尝试对叛军进行镇压,不过效果普遍不理想,多少也和内部动摇有关。

在大地主附逆以后,叛乱的势头就会出现“滚雪球”的现象。

现在,这是否意味着叛军接下来就能干净利索地斩落王朝的头颅呢?

最后还要看朝中的大地主们的态度。

朝中的大地主们,无疑是秦王朝最大的利益集团。面对滚滚而来的叛乱势力,这些大地主的抉择最终决定了王朝的命数。

摆在这些大地主面前的,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镇压反叛者,一旦战争整理自己就是王朝的中兴能臣;

一个是投诚反叛者,一旦王朝覆灭自己就是新王朝的开国元勋。

注意,虽然这些大地主同样不怎么看好王朝的未来,但是——他们可以随时更改自己的选择。

公元前209年第四季度,秦廷在咸阳方面完成了最后的备战,以少府章邯为将率领700,000刑徒军团进行反击。

公元前209年年底至次年年初,章邯击破周文部于曹阳,击破“项燕”部于荥阳,其后向郢陈方向移动。

图为此时秦军反攻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咸阳方面的大致位置;

紫箭头为章邯部的大致进攻路线;

蓝圈依次为击破周文部、“项燕”部的大致位置;

紫圈为郢陈方面的大致位置。

有关义军的抵抗需要补充2点:

其一,周文原为楚相春申君门客,应该见过项燕本人,想来和“项燕”——也就是吴广——的关系有点微妙,至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不好说,他可能和吴广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关系,也可能和吴广处于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周文给吴广作伪证,称其确为“项燕”;

其二,假王“项燕”攻击荥阳4个月未果,引发了田臧等人的不满,在得知周文部被秦军击败以后,田臧等人杀死了“项燕”,但并未投敌,而是继续和秦军对抗,最终被章邯击破。

之后,章邯击败了楚上柱国房君,又击败了楚将张贺,之后在郢陈与楚王“扶苏”展开决战,迫使“扶苏”逃向汝阴、城父,最终“扶苏”被叛徒庄贾所杀。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秦军与义军在郢陈一带发生了多次激战。

在西部,攻击武关的宋留部向郢陈方面后撤,撤至新蔡一带后被章邯军击破,宋留本人向秦军投降,被押解至咸阳后遭到了车裂之刑。

在东部,信阳一带的吕臣部反攻郢陈,杀死了叛徒庄贾,不过又被章邯击败。

收拾完郢陈一带的叛逆之后,章邯并没有继续在楚地征伐,而是把重点转向了魏地——此时,魏公子咎已经在周市的拥立下恢复了魏国。

在秦军进入魏地后,章邯击破了周市及齐王田儋、楚将项燕派来的援军,包围了魏都临济,魏王咎宣布投降后自焚。

平定了魏地以后,章邯又转向东,杀死齐王田儋于临淄,之后追击田荣部到东阿,但因项梁的支援而暂时败退。

下图为章邯平定楚、魏、齐地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章邯与宋留、吕臣交战的郢陈一带;

红箭头为章邯攻魏、攻齐的大致路线,注意图中使用的是现代交通线路图,黄河河道与当时有别;

蓝圈沿红箭头依次为临济、临淄、东阿;

紫箭头为楚将项燕支援的大致形势。

再之后,章邯、项羽、刘季、项梁等人在原属卫国的濮阳至原属魏国的定陶(再之前属宋、秦)一带交战,最终章邯在定陶击毙了项梁,之后转入赵地。

在这一阶段,需要补充4个重要信息:

其一,在义军进入赵境的时候,将军武臣被拥立为赵王,之后被降将李良复叛杀死,武臣的部将张耳改立赵公子歇为赵王;

其二,在楚王“扶苏”死后,秦嘉拥立景驹为楚王,其后,楚将项梁杀死了僭越称王的景驹,从民间找到了一个牧羊人,声称这是楚怀王的子嗣,立其为楚王;

其三,在齐王田儋死后,齐人立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儋弟田荣则另立田儋之子田市为齐王,武力驱逐了齐王假;

其四,就在秦军在东方征战之际,咸阳方面的阿房宫工程并未任何要有停止的意思。

截止到这里,我们先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章邯以700,000刑徒就能在韩、魏、楚、齐、赵之境内所向披靡?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答:

一方面,叛军本身不存在严密的组织架构——虽然它的规模很大,但完全是由大小地主召集民众临时集结而成——其战斗力不可能太高;

另一方面,章邯的军队主体虽为刑徒,但并非只有刑徒——想要让一众刑徒形成战斗力,总是需要一大批军官的——由于章邯的军中有着一整套完整的指挥链及配套指挥架构,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自然远胜于东方的乌合之众,而司马欣等人带来的后续增援更能让这支军队如虎添翼。

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

组成指挥链的军官又是从哪里来的?

想来有两个来源,一是咸阳方面的脱产军队,二是关中士人。认真分析的话, 关中士人的数量至少不会太少,因为章邯军队的规模过于庞大,所需要的的军官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如果单从首都及周边卫戍部队中抽调可能会造成咸阳及周边地区守备力量的力量过于空虚,秦廷真要这么做的话就有点“玩命”的感觉。

假如以上分析属实的话,也就是说秦廷在当时还是能够得到关中士人的支持的。

可是,关中士人为什么会支持秦廷呢?

有些朋友可能下意识地会认为秦人会出于感情因素而支持秦朝,这种观点显然不全面的,事实上秦人在秦亡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留恋的情绪。

还有些朋友认为可能秦廷对关中士人还不错,所以关中士人就支持秦廷,这种观点也是存在问题的,从高陵一带秦墓的考古发现来看,秦人在秦朝的统治下生活也不理想,所谓“天下苦秦久矣”,关中士人并不能幸免。

那么,又有什么原因呢?

粗略分析有2点原因:

一是当时秦廷方面一直在粉饰太平,再加上秦地的地利环境闭塞,关中士人中的绝大多数应该都不知道东方的叛乱规模,而周文进入函谷关以后又退出,无疑给了关中士人一个积极的信号,让他们坚信秦军可以轻易消灭东方的“盗贼”;

二是关中士人本身并无叛意——至于没有叛意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首都周边的民众本身就不容易产生叛意——所以秦廷能够比较顺利地对其进行动员。

在讨论完章邯军的情况以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章邯军队的实力无疑是远远超过叛军的,无论在组织力上、战斗力上还是意志力上。

相信此时你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章邯的军队如此强大,那为什么叛军很少有人投降呢?按道理应该在陈胜死后义军就该作鸟兽散,幸存下来的人应该找机会招安才正常,可结果只出了两个叛徒,其他叛军的首领已经在以无比坚定的意志和秦军对抗。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认为和宋留的惨死有关,但细想一下觉得不对,因为秦廷对庄贾、李良的处理上还是显示出了宽宏大量,按理说投降朝廷应当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为什么叛军执意要继续抵抗呢?

说到底,笔者认为说还是因为士人普遍不看好秦廷的未来,因此对于投降朝廷很难产生多大兴趣。

在产生这个想法时,笔者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试想——当秦军的反扑势如劈竹之际,当叛军的反抗节节败退之时,天下士人为何依旧不看好秦廷的未来?

到底为止,本文终于进入了收尾阶段。

相信通读全文的朋友都会发现,从战国末期到秦末,我们从始至终都无法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秦廷的未来似乎从始至终都不被天下士人看好。

估计很多朋友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天下士人如此不看好秦廷的未来,即使它一次次地击败它的敌人,即使它一次次地证明它的不可战胜?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天下士人本来就不看好任何一个朝廷,无论是秦廷、楚廷、魏廷、赵廷、齐廷、燕廷、韩廷、周廷。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天下士人不看好任何一个朝廷呢?

朝堂的腐朽糜烂仅仅是一方面,更多应来自于士人对旧公室的观念的转变。

在西周末期,周王室的倾覆引发了王朝秩序的崩溃。在礼崩乐坏之下,权力出现了下移,在“诸侯复宗周”的宣王中兴之下,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不可逆转。然而,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只是过度阶段的一种表象,权力在之后进一步下移,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现象。那么,这一现象究竟也是过度中的表象还是最终的结果呢?在卿大夫窃国的演变中,实权者通过一系列变革实现了早期的集权,君主以士人构建官僚系统成功阻止了权力的进一步下移,但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猖狂。

早在春秋末期,士人就公开否认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士人忠不忠臣,全然看主君愿意付出多少。

到了战国前期,士人开始挑战封建等级制度,并进一步否定对主君的效忠。“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在士人眼中,封建等级制度已基本瓦解,所效忠的主君可以随时更换。

再到战国中期,士人已经无视掉了政权的最基本构架。张仪之于秦魏,陈轸之于秦楚,田需之于魏楚,公孙衍之于韩魏,楼缓之于秦赵,重臣在列国间左右逢源。

最后到战国后期,士人干脆在多国任职。乐毅身兼魏臣、燕卿、赵相三职,掌控燕、赵军队的指挥权,田单身兼齐相、赵相,掌控齐廷重权及赵军指挥权,李兑、吕不韦、嫪毐等人公开接受他国的食邑贿赂,等等。

表面上看,在“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之后,权力并未再出现下移。但从事实来看,士人在战国时期又确实掌控着惊人的权力,只是受制于官僚体系的架构而暂且关照着王权的颜面。

在这种环境之下,士人本来也不可能太看好以旧公室为延续的旧世袭贵族,就像旧公室也不看好周王室一样。

正因为如此,秦末士人叛变之时对“复国”一事十分随意,他们只有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扶上去一个旧公室,还有士人会因为有人扶旧公室而产生不满,“大逆不道”又理直气壮地发兵攻击被拥立的旧公室。

特别补充一点:

有学者认为秦末民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平民”反抗运动,第二阶段为“贵族”复国运动,这种观点最起码是偏颇的——在梳理过一遍秦末民变的始末就会发现,士人在反抗时从一开始就有冒充或扶持旧公室以“复国”的举动,并无所谓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分。

也正因为如此,秦廷的官僚们继续着大工程下的盛宴,不遗余力地要在大厦倾覆前狠狠地捞上最后一笔。

最后的一刻,一直不作为的御史大夫冯劫连同丞相李斯、冯去疾向他效忠的帝国表达出了最后的忠诚——他们要求秦廷停止宫殿的建造,仿佛对王朝的延续产生出了些许希望——但帝国则以冰冷的漠然作为回应。

冯氏父子自杀,李斯家族被诛,李由战死沙场,朝廷和军中的重臣开始向叛军讨价还价,这个拥有7个世纪的老迈王国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在泗水亭长的约法三章之下,曾经朝堂中的暧昧浑浊被一笔勾销。

至此,全文写到了最后的结尾。

如你所见,历史的大潮向来是这样井然有条又不可琢磨。它在不容辩驳的傲慢中如排山倒海一般奔涌而去,仿佛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又都难以预料。在大潮的惊涛骇浪当中,再伟大的强者也只能像浮萍一般无力,就如千古一帝终其一生也无力改变旧公室的落幕;再微小的弱者也可能在浪潮的浮力下引动潮流的缓急,就如幼小的二世皇帝在被权臣的把控之下也能以一个小小的决策影响着千万人的命运。

灞上的席间,曾经的游侠嘲弄地打量着匍匐在脚下的亭长。

在游侠不经意的决定之下,一个崭新的王朝随之开启。在剑与血、光与影、杀与伐、亲人与仇敌的淬炼之下,新的封建铁律被缔造完成,世袭皇权与士族的篇章自此开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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