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漫漫西口路：呼和浩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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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文明体现在诸多方面，而那些老街、官巷、民居的命名则深含历史底蕴。

西口路上的归化城，是一个中枢关节之地，也被视为晋商崛起的发祥地之一。老呼市人心里，更是将归化城视为“平安之城”，流传着“归化城，归化城，很多灾难归到这里就会化了”。1986年，呼和浩特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老街、老字号、老文物分不开。

“在呼市，巷，通常读'hang’，街巷文化成为城市重要的记忆”。有“老呼市”之称的樊肃成带领着我们来到了归化城大召寺西墙往北位置一个路牌旁，只见这个蓝色的路牌上面写着“宁武街”。据说当年这里居住的山西宁武人特别多，便叫为宁武巷，现在又更名为宁武街。此外，还有席力图召东南方向的定襄巷、通顺南街的寿阳巷，萨拉齐有大同巷、忻州巷。而位于呼和浩特周边的代州坟、榆次营子、祁县营子、五台营子、崞县营子等，也是以山西地市区县名所命名。

呼和浩特街道还有与近邻大同市城区街道完全同名的命名，比如大东街、大西街、大北街、大南街、太平街、大什字、四眼井巷、城隍庙街等街道。街道同名，是地缘近亲的表现。随着归绥城贸易兴盛，许多老街巷名字还会以老字号而来，比如日盛茂街、聚隆昌街等。

老街老巷，还有那些“讨生计”“学手艺”“吆喝叫卖”的山西人身影，长治县剃头匠、定襄县和大同的铁匠、原平杠房匠和水果商贩、平遥粮油商贩、祁县豆腐郎、五台县泥瓦匠等，来自大同的“崔铁炉”更成为呼和浩特老字号代表之一。

还有一些留下许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如位于赛罕区榆林镇的阳曲窑村，距离呼市市区大约20多公里左右。听村民边来旺说，阳曲窑村的村民中，姓“边”的村民占了很大一部分。阳曲窑村大概在清朝乾隆年间形成了村落的规模，以前这里因为地处荒郊野外，很少有人来到。当时，山西省阳曲县的一些边姓老乡因为走西口，就漫无目的地结伴而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虽然有些荒凉，但依山傍水风景很是不错。再加上这里远离城镇，少了匪患的威胁而多了一份安静，不失为居家过日子的理想场所。于是，大伙儿开始依山修筑了供人居住的窑洞，在平坦的地方开荒种地，慢慢地就人丁兴旺了。而在武川县有一个村子名叫“右卫钵子”，这个村子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解放以前从山西省右玉县逃荒过来的。右玉县原来的县城就在“右卫城”，而这个村子地势又比较低，当地老乡习惯上把地势低洼的地方称为“钵子”，这么一结合就有了“右卫钵子”的村名。

当然了，一条街巷、一个村子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搬迁而来的话，他们都会将原来的饮食习惯等保留下来，在经过与当地人的交往后，又随乡入俗的学会了当地人的东西，慢慢就形成了更为有趣的生活习惯，这更是一种大家和睦相处的例证。

如今，呼和浩特早已不是归化城、绥远城之划分，旧城、新城记忆停留在了老一代人们心里，许多新的建筑、新街道、新牌坊，都盖去了“老痕迹”，但那些老街道、老街坊却成为了城市里不可磨灭的记忆，物质与文化长期留传下来。

【8】  

为了管理越来越多的迁居汉民,清政府先后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设置了五厅。到19世纪初统计,上述五厅加上绥远城厅六厅共有汉族人口120776人。清朝原驻防绥远城的八旗汉军被迫出旗转为民人。乾隆四年（1739年）绥远城建筑完工，从漠北而来的已成汉军的原2000京师家选兵及热河汉军1000人率先进驻绥远城。乾隆六年（1741年）在其旗丁内扩兵400人。所以绥远城驻防旗兵在乾隆六年即有3400名汉军。从清军入关到乾隆初年的近百年时间，汉军旗人与满、蒙旗人一样，享受着清廷给予的种种特殊待遇，其地位高于一般民人。由于八旗人口此时已增加了十数倍，使对固定的食饷份额显得日益紧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已成为清廷的头等大事。乾隆帝为了满洲旗人的长远利益，决定以八旗汉军为牺牲，以缓和八旗生计问题。于是清廷强令部分汉军出旗，大批汉军或散为民人，或转入绿营。

明清时期的汉族人两次大规模的迁入呼和浩特地区，使这一地区蒙汉得到充分融合。伴随着汉族人的大量迁入，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呼和浩特地区，促进了土默特地区经济的繁荣,走在了当时蒙古族文明的前列,为后来呼和浩特发展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奠定了可靠基础。

【9】

“走西口”与呼和浩特有特殊的源缘。嘉庆年间（1796——1820）编修的《乌里雅苏台志略》记，乌里雅苏台“南至绥远城（归化），俗曰西口，距54站，五千里有奇；东南至张家口（东口），距64站，六千里有奇（即归化——西口）”。道光年间（1821——1850）成书的《定边纪略》说:“绥远城之北（归化，俗曰西口），由喀尔喀南台至喀尔沁济洪鄂尔岔路，计48站……”光绪19年（1893），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运输车上标的西口地名，当地驻军号衣上亦是。显然，归化城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张贵教授收集的一页光绪年间商家帖子，可清楚看到“西口归化城”朱红五字印。有学者据上述事实认定，西口就是归化城。看似事实确证，但只能证明归化城是西口，而不能证明西口就是归化城。同时，上述史实可以证明西口是个俗语，即民间称谓。《绥远通志稿》记:“归、包二处，实为西口商业之中心”，似称西口不仅只是指归化城。

走西口的目的地指何处，历来说法不一，就传统说法有两个，一是大库伦，蒙语为大寺庙的意思，即今天的蒙古国到乌兰巴托；另一个对山西人来说，指今天呼和浩特和包头，以后随着商埠转移，便主要指包头及西、北一些地域了。

【10】

西口文化在呼和浩特和内蒙古的影响很深。呼和浩特西口文化学者曹建成说，不仅呼和浩特历史上曾归属山西管辖，还有“走西口”的山西人带来太多的晋文化。

最典型的是二人台戏曲《走西口》，是深植民间的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它是在小曲坐腔基础上吸收汉族民间歌曲与蒙古民歌形成的。是蒙汉文化艺术的结晶。晋陕冀等地的文化艺术随走西口人民进入內蒙古及呼和浩特，与蒙古族的文化艺术在呼和浩特、土默川一带经多年流传融合，广泛于村落、广场、公园等公众场所。由打座腔吸收了秧歌、高跷、旱船、道情等营养，使之发展提高为有人物、情节、舞蹈，“以歌舞演故事”（王国维语）的独特地方戏。二人台表演生动活泼，唱腔洒脱奔放，委婉流畅。以汉语为主，也有蒙古语的（《四公主》《森吉德玛》），还有蒙汉语混合的（《海莲花》《喇嘛苏》）。

此外还有晋剧，汉译蒙古好来宝等民族融合文艺形式。

教育方面，归化城和绥远城早在雍正年间就设立了官学，后改为启运书院，学修滿蒙汉文。同治七年建立长白书院，开设科学博物、算数、国文、历史、修身、地理及经学、英文等，光绪三十年改名与古丰书院合并为归绥中学堂。还有武备学堂和民国初年开办的归绥第一高小。傅作义主政绥远后，更加重视教育事业。各类学校相继建立增加。

【11】   

以饮食和方言为例，来看看民俗文化:

呼和浩特，所以称“青城”，蒙古语解读为“青色的城市”，四处都是青砖石、天空蓝。后来，当地百姓也会理解为一座“青砖茶之城”。呼和浩特不生产茶叶，但是家家户户都饮茶。呼和浩特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茶为青砖茶，以羊楼洞、赵李桥青砖茶最常见，以晋商万里茶路上开拓的“川”字牌茶最为盛，内蒙古奶茶就是以青砖茶为基底，进行熬制。

此外，大部分居民喜爱喝小叶搬砖茶，坊间还传：“小叶搬砖，喝得心宽。”其实，山西很多地区也是以茉莉花茶饮为主，介休、宁武、应县、运城等地都有饮茉莉花茶的习惯。我在运城疗养期间，很多饭店上开水沏砖茶或泡花茶待客。现在，呼和浩特人开始从青砖茶逐步升级到喝红茶，居民家里除奶茶之外，也以现泡红茶为主要待客方式。这一方面是便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生活的提高。

一壶奶茶，再配上几笼屉烧麦，开启一天惬意的呼和浩特生活。旧时，烧麦也习惯用“稍美”二字，当地人还称吃烧麦称为“喝茶”“喝稍美”。

当地文化名人曹建成和樊肃成介绍，归化旧城呼市人们心里的味道与醋息息相关，那种醋味儿也是晋味道。吃烧麦、吃莜面配醋料……在玉泉区，当年还有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名为晋阳楼巷，就是山西菜馆命名而来；还有祁县人开的呼和浩特老字号“麦香村”饭庄，过油肉、铜锅仔、莜面墩墩、晋中剔鱼子、拿糕、红面擦擦、大同浑源凉粉、焖面……晋商巨贾从外归来或出发前，总会到这样的山西菜馆，来一桌热腾腾的家乡菜。

很多晋菜随着走西口，落户在归化城，成为呼和浩特城市烙印。如今，过油肉仍为老呼市人最爱的传统炒菜之一，西口味道逐步改良，结合当地水土，成为新味觉记忆。

“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有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可见，包括归绥在内的绥远地区的汉族人最初大都来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走街串巷，正如回到“家乡”一般熟悉。我在呼市老城也就是大家说的归化城看到，“山西味儿”更重一些。归绥道在清朝时期属山西管辖范围，道台衙门就在归化城，也是人们说的呼和浩特旧城。此外，还有冀宁道、雁平道、河东道，呼和浩特很多汉语方言也是山西话演变过来的，除了与太原话相近，还有西口语言带过来的晋语系方言、大（同）包（头）片方言和张（家口）呼片方言。呼市话细分，宁武话、大同话等晋语都能寻到遗迹，比如谝（音pie），“作甚”，干得不错叫“真油呢”，角落叫“旮旯旯”，有本事叫“日能”。

樊肃成介绍，呼市话汉语方言也是民族融合，有蒙语、回族语，还有绥远城里与“京腔”接近的满族语。樊肃成是晋籍老呼市人，当时就住在繁华的老城区，其实他的祖籍是山西原平。樊肃成表示，晋蒙一家亲，这是血缘之亲，也是文明融合之亲。

大批山西汉族移民固然对归绥地区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回族、满族移民以及原住民蒙古族，也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与原居地分离的山西移民的方言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自然演化，受到蒙语、满语及回民话的影响，在其原有语言中融入了这些民族的大量语汇，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方言——此地话，呈现出与晋方言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此地话与山西方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蒙语、满语、回民话词语的吸收。

通过以上对归绥此地话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归绥汉族移民以晋方言为其语源，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对蒙语、满语以及回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多有借用融合，发展较快，“居然另成一种方言”。这是一种以晋方言为基本特征，并具有多民族语言融合特点的新方言。其演化情况表明，在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中，汉族移民的语言受其他民族语言化的影响，不断融合与构建的特征。

【12】

十六世纪中叶，阿拉坦汗与索南蒙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之后在蒙古地区大兴黄教，在延续后金努尔哈赤优待黄教政策下，更加重视黄教发展传播。顺治帝及其母亲孝庄皇太后都信仰黄教。顺治在沈阳登皇位时，呼和浩特席力图召二世活佛应邀前往祝贺，与顺治帝建立了亲密联系。康熙受父影响很深，认为“建一庙，胜养十万兵”。清代，蒙古各地寺庙林立。黄教教义主要是宣扬灵魂不灭，劝人独善其身，虔修来世。凡能积德进功者，死后魂灵可升天进入极乐世界，再生转投人世，亦可享受荣华富贵。

三世达赖曾受阿拉坦汗之子邀请来归化城大召主持开光法会，住在席力图召。他圆寂时，遗嘱阿拉坦汗重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在席力图召举行坐床典礼。进蒇后，西藏又派迈达力活佛到这里主持宗教事务。五世达赖也在此讲经说法。

“召”在蒙古语里有寺庙之意。呼和浩特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有学者将“免名召”称为“绵绵召”，与大同当地盛传的“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绵绵巷”相呼应。

自明代喇嘛教兴起，召庙和城市同时兴建。“大召”和“小召”（已毁）、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召庙构成了奇特召庙景观。呼和浩特也因召庙多，一度被称为“召城”。如今，召庙所剩不多，但也是代表性建筑，成为万里茶路呼和浩特段A类申遗点。

清代山西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普通小贩开办的大盛魁，最初都是在草原上走包串户的货郎。他们与召庙渊源至深。当时，盛行一时的晋商们驻扎于此，开着商行、商铺、票号，并乐善好施，为附近召庙集资募捐。呼和浩特召庙盛传的名匾，就与榆次人王用桢相关。王用桢是名誉天下晋商老字号“大盛魁”的账房先生，也是一名书法家。席力图召菩提过殿门上写着“阴山古刹”的匾额，大召寺“九边第一泉”匾额均出自他手，“九边第一泉”匾额也是当时400多家商户“饮水思源”，感恩玉泉井所集资敬献。

从商道义之一乃感恩，关于“九边第一泉”还有一种说法，当时王用桢用木棍裹着棉花球，蘸着墨汁所提。九边，则指当时榆林、宁夏、甘肃、宣化等九个重镇，不幸的是，当时亲笔书写的匾额早已被拆，现存均为后人复刻仿制留存。

多民族聚居 也带来  汉 传佛  教、伊斯兰教、耶稣基督教等，修建了许多寺院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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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六世纪，阿拉坦汗建造的枧模宏大的城堡宫殿——美岱召，其梁柱门窗所用木料都是取自大青山。之后归化城、缓远的不断建没，所用木材都取自大青山一带。

走西口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康熙年间，张家口到归化城沿途“草尤肥缛，青葱翠倩，高可及膝”  ，“归化城这边自哲尔得莫芬处野鸡甚丰”。说明清代前期阴山地域还是一片完好的天然牧场，以后生态逐步恶化，出现荒漠半荒漠，山地森林减少，草坡退化，水土流失，不得不采取退耕还草还林。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家文焕然先生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收集资料中，特别关注历史时期森林地理分布的变化。他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还进行广泛考察，足迹踏遍中国大部分地区。令我瞩目的是他亲自来内蒙古阴山与大青山地区实地考察。了解到仅乾隆年间，呼和浩特至少已有召庙四十余座，大的召庙有僧众数百人；而召庙的大量木材取自阴山数百年古树；他还在大青山了解到山下的许多称为“板升”的古村庄，其早期房屋是用大青山的木料建造的。

从贻谷放垦以来，历史似乎又回到原点。呼和浩特一带草原属阴山生态脆弱带，地表腐殖土平均只有40厘米左右，下面就是沙石层。这种松散的土壤结构，缺乏有机质和矿物质养分，砍伐林木、翻耕后容易遭受风蚀却不易恢复。这也是走西口放垦后对生态过度破坏的后果。本来一项内外交困形势下缓解财政的无奈之举，却成为人口、生态失衡和一些社会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