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 ‖ 话说巫山寨子
戴直松 /文
寨（通砦），《辞海》解释有两种含意：一是防卫所用的木栅，引申为军营，如安营扎寨；二是宋代设置在边区的军事行政单位，隶属于州或县。但是巫山县的大多数寨子则有别于以上两种解释，因为它既不是军营，也不是军事行政单位，而是民众避难逃生的场所。
巫山县的寨子子据不完全统计，不下数十处，多是依山据险而建，稍加修筑，便能一夫挡关，万夫莫开。
这些寨子的命名，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由某大姓家族独资建造，则以姓氏命名，如龚家寨、罗家寨、刘家寨等；
二种是由社会民众捐资修建，寨名依地名而取，如石柱寨、仁和寨、砂嵌寨、马渡河寨、凤凰寨等等。
稍大一点的寨子皆立有石碑，碑上大略记述了建寨的始由、时间、捐资人姓名等。以大昌石柱寨为例，该碑立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月初八，是为补修石柱寨子而立，其序言中记述曰：“……教匪猖獗，是募我同人共输金鸠工补修，刻期告成。夫然后有所恃而皆得无恐，即遭变而如处其常。是天生以庇人者可久庇，人命所攸赖者可永赖矣！讵非乱而仍治，危而亦安之明徵哉？共有寨洞数处，谨遵县示敕令约民、山主、听其修理躲避，无得藉匪强索招祸，无愧于守望相助，患难相顾之义。至乐捐姓氏，并列于石，以志不忘，以垂不朽焉。是为序。”
此段文字中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此碑言明该次捐资修寨是补修，说明这里以前早就是一个避难的寨子；
二、此次补修，其主要目的是躲避猖獗的教匪（白莲教），这与历史上记载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盛行相吻合；
三、该寨经补修后非常安全，可使人逢凶化吉、庇人以安；
四、补修此寨子是遵照县令指示而为，这说明当时官方已无能力保护老百姓，只有号召民众自己出钱修寨子保护自己；
五、该碑文还强调“遵县示敕令约民、山主、听其修理躲避，无得藉匪强索招祸。”此意是告诫山主，不得干预别人进山修理躲避，也不得强索钱财。
笔者分析，大昌为巫山第一大镇（康熙九年前为县治），商家民居较多，而石柱寨离大昌较近，且寨子中洞穴多，可容纳数千人，故该寨子是大昌镇商家和居民的最佳藏匿避难之处。现存在各洞穴岩石上，当时用于支床立柱的用钻子打出的凹形石槽比比皆是，可见当时避难人口之多。
笔者查阅史料，巫山地处川、陕、鄂交界之地，山大林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历来是义军（农民起义军）、绿林、土匪盘踞生存的理想之地，加之距李自成、张献忠的根据地陕西商洛地区较近，所以自明崇祯七年（1802年）至清道光初年的一百七八十年间，巫山的兵燹匪患不断，尤以明末清初的六十余年为甚。巫山人民遭受的兵燹匪患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
一是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崇祯巳卯年和甲申年，张献忠两次攻陷巫山城，烧杀抡掠，尸横遍野；清顺治四年（1647年）李自成余部高以功、李过、郝摇旗、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等十三家，拥军数万，攻破大昌（当时为县治），嗣后三四年，于大海、李占春、王友进、谭谊、胡云凤等营相继攻占大昌，纵兵掳掠，殆无宁岁。一直到康熙三年正月，由四川提督郑蛟麟、总统署总兵梁如琦、重庆镇总兵程廷俊等统兵征剿，李来亨等十三家始被平息。据旧志记载，当时的巫山大昌“商贾绝迹，耕农失业，斗米四两银。强者掠人而食，弱者割尸苟延，加之土匪入伍肆虐，骄兵悍将，屠戮无忌，兼有虎豹疾疫，百姓死亡殆尽矣。”
二是康熙十三年，吴三桂部将杨来嘉、王凤岐、刘之卫等盘踞巫山，与清兵对抗，人民遭其蹂躏，苦不堪言。直到康熙十九年二月，吴三桂余党始被荡平。
三是嘉庆元年，川东白莲教兴起，教首王三槐、林之华、覃加耀、龚文玉等聚众举事，四处掳掠，大户商贾多被抡劫。巫山白莲教徒多达数千，百姓多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嘉庆七年，大股教匪被削平，小股残余一直延缓到道光年间。
综上所述，巫山人民历遭劫难，一百多年间，在官、兵、匪三层蹂躏之下艰难生存，现存的数十个寨子遗迹即是很充分的证明。可以说，明朝崇祯以前的老巫山人所剩无几，现在的巫山人绝大多数都是“湖广填四川”时由两湖两广陆续迁徙而来的移民后代。据《李氏家谱》记载：“祖先初至巫山，四周皆荒芜，绝少人烟，祖挽草为业，结棚而居。”
看到山寨遗址，想到先人们扶老携幼躲避兵匪时的惨境，不禁悲从中来。
思昔抚今，我们更应珍惜今天社会的和谐安定。
主编/ 刘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