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印刷趣谈之十四:隋人太翼, 目盲摸书便知其字 ; 加彩佛像 , 刻印时间大业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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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树栋 张耀崑   题字:王树明

                         编辑:赵志忠

古今印刷趣谈之十四
隋人太翼 目盲摸书便知其字 
    加彩佛像 刻印时间大业三年   

  编者按:一部《古今印刷趣谈》,让我走进八十五岁高龄的淮镇籍老乡,张树栋先生的印刷史学和他的精神世界中。翻书灯下,受益匪浅!张树栋先生现居北京,其原籍是河北省献县淮镇东刘庄村,他是中国印刷史学的著名学者,其著作等身。作为乡贤张树栋先生虽身居京华,心系家乡,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家乡捐款,助力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此书为张老先生的封笔之作,征得老先生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开始将全文刊发《古今印刷趣谈》。张老先生以中国的印刷发展史为线,将中华传统文化从远古至今贯穿起来,其中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说、趣事等。阅读《古今印刷趣谈》一书,我们从书中或许能得到启示,我们淮镇是全国重点镇、河北省重点小城镇,又是千年文化古镇。梳理淮镇文脉,整理淮镇文化,创建文化淮镇,构建中国·淮镇。我们需要精神动力,寻找文化之源,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诗眼看世界”,在淮镇籍学者张树栋的《古今印刷趣谈》一书寻找答案吧,让我们为构建中国·淮镇而共同助力!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隋人太翼 目盲摸书便知其字 
 加彩佛像 刻印时间大业三年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是个短命的朝代。如果从它灭陈统一中国的公元589年算起,到其为唐所灭的618年,统治中国仅仅30来年。在这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除前文介绍的隋文帝敕令“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之外,与印刷朮有关的还有:“卢太翼目盲摸书便知其字”;唐初道宣著《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中出现了特指雕版印刷的“缮刻”二字;现存最早的印刷佛像隋大业三年刻印的《木刻加彩佛像》等多种。简要介绍如下:

   卢太翼  目盲摸书便知其字

在隋朝,有一个名叫卢太翼的人。此人字协昭,河间人氏。他本不姓卢,卢姓是隋炀帝御赐的。史载卢太翼是一个“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尤善占候历算之朮”的人。因与太子杨勇关系密切,在隋文帝废长(杨勇)立幼(杨广)之时遭受牵连。后来他双目失明,隐居五台山,发生了“以手摸书便知其字”的事情。柳毅先生在其《中国的印刷朮》中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摸的到底是什么版(按:学术界普遍认为卢太翼摸书便知其字摸得是书版),没有详细说明,虽不能证实,但不能否认的是,能够用手摸而知其字,一必须是突出,二必须较大,这就是雕刻版的特征,这一点不是很象今天盲文书一样吗?柳毅先生的结论是:我国隋代时间虽短,但隋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当时手工业很发达,钱币的铸造很精。隋匠李春造的赵州桥,至今仍然无恙,是建筑史上的卓越成就,雕刻极精。造的舰船可容战士800人。从当时的纸和墨来说,发明印刷朮已经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笔者举此例证,意在说明:到公元七世纪之初的隋朝,相距印刷朮的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时已有五六百年的时间,印刷朮的发明不可能晚于隋朝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缮写与刻印

缮写与刻印,是雕版印刷朮中的三大工序。其中:缮写指书写字样;刻印指刻版和刷印。把缮写和刻印这两个词简化、连接,便组成了一个新词——“缮刻”。唐代高僧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慧净传》中使用了这个新词,说是:“美恶更代,非缮刻而难功”,还说“无缮无刻,美恶之功就著?”意思是说,如果不写文章,不刻印书,“美恶之功”怎么能显示、著录下来呢?慧净说这些话的起因,是因为有一个名叫辛谞的太子中舍,狂妄骄傲、轻侮僧人,“……预有杀青,谞必裂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慧净便写了一篇长文,批驳他说:“……然则我净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缮刻”。不少学者认为,这《慧净传》中的“缮刻”二字,指的就是缮写和刻印,即先把文章写出来,再刻印成书的意思。因为那时的印刷方法就是先把字样写出来,再将字样反贴在木板上,然后才能雕刻成印版进行印刷。按:史载“道宣是丹徒钱氏子,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居京师西明寺,与处士孙思邈结交,持律坚定,号为南山律宗,著书《续高僧传》等多种;慧净,真定人,隋朝国子博士房徽运之子,为纪国寺上座,他十四岁出家,神采孤拔,博通经论,有辩才,善诗文,贞观中以为普光寺主,佛法之盛于唐,慧净颇有功。”

   隋木刻加彩佛像  

1999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专家冯鹏生先生著《中国木版水印概说》。该书以1983年11月30日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隋刻加彩木佛像》为据,认定这幅落款为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刻印的木版画,是隋朝已有雕版印刷的实物证据。该书作者在仔细观察、研究了这幅木版画之后指出:“观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蓝地匀净,显为雕版印刷。……对于这幅产生在公元607年的木刻加彩佛画,也有人提出疑义说:‘文中称敬画,则非印本可知’。众人皆知,凡过去的木刻画,都是先由画者创作,后进入雕版印刷,至今依然。倘若不睹原物或不顾及画幅是否有印刷的痕迹,而单纯的依画幅有‘敬画’二字,便断然否定为‘非印本’的观点是轻率的。依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双钩填墨的迹象,即字体先印出墨线,而后填墨。这大抵是印刷朮尚未成熟阶段的一种印刷方法。”

冯鹏生先生举证《隋木刻加彩佛像》为木版印刷,得到当代木版水印大师王荣麟、孙树梅先生的支持。王荣麟大师在仔细观察该画之后,高兴地说:“此图足堪珍贵,虽不见原作(按:冯先生所持为复制件),但视其边框和画面线条,属雕印无疑,就这么论定,尚有问罪者,我替你去坐‘班房’。”可见:此画既印迹明显,又有木版水印大师的鉴定,为雕版印刷无疑。

上述文字之中,有几个关乎这幅《隋木刻加彩佛像》是不是印刷品的关键词语。搞清这几个词语的含义,这幅隋代佛画是画是印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其一,题名《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幅出自敦煌石窟、用木刻版印刷后添加色彩的隋代佛画。

其二,卖方既然将其作为隋代印刷品拍卖,必于拍卖前对该佛画作过考证与鉴定。

其三,观此画 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这是来自原画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原因是古代书写绘画皆用毛笔,再高明的书画家也画不了如此齐直。

其四,画幅 有“印刷的痕迹”。这是来自雕版印刷行家的判断,木版水印专家的判断最具说服力。

其五,下部题字有“双勾填墨的痕迹”。此为来自原画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二。如是绘画作品,作品上的文字又何必先勾出轮廓线,再填墨呢?道理再明显不过了。

其六,当代木版水印大师王荣麟、孙树梅予以鉴别,认定其属“雕印无疑”。这是来自木版水印大师的判断,犹如其四所言,本专业权威专家的判断最具说服力。

至于有人以文中有“敬画”二字而断定他是“非印本”,笔者不予苟同。原因是笔者亲历的两件事,足证此言“是轻率的”。

记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搞过一个用当代印刷设备复制大型书画的科研项目。目标是用现代印刷技术,以相对低廉的印制成本,获得木版水印几可乱真的复制效果。当时的复制对象是当代著名书画家王成喜先生的名画梅花和寿字。其中“寿”字下边的题字是“福寿康宁龙年岁首成喜书于北京香雪斋”。当年我们复制的这幅寿字,阅者大多说是王先生原作,即使内行人也难辨真伪。对此,我们能因文中有“书于”二字便说它“非印品可知吗”?

再有,拙著《文房四宝与印刷术》介绍荣宝斋木版水印几可乱真的复制效果,举证齐白石大师的名画“虾”,文云:“当年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工艺复制了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名画‘虾’,并把原作同复制品挂在一起,请白石老人辨别。白石老人左看右看,良久,摇摇头说:‘看不出来,实在是看不出来’。”可白石老人画虾多种,有的题字明确写着“寄萍堂老人齐白石画于京华”。您能说这用木版水印复制、几可乱真、题字“画于京华”的复制品是“非印品可知吗?”

《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虽为《木版水印概说》中的一大亮点,但毕竟文字过于简练,这给进一步考察与论证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冯先生文中明确指出:“依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双勾填墨’的迹象”。这一现象笔者在首次看到此图时就已经发现了,并且还用通过反复复印加大对比度的方法,将这一迹象变得更加明晰,进而发现这“双勾填墨”采用的正是隋唐时期盛行、用来复制书画的“拓书术”。

“拓书术”,古人称之为“摩搨”,早期用来复制书法作品。基本手法是“双钩廓填”,即冯先生文中所说的“双勾填墨”。后来又有“响拓”之谓。方法是:在一间暗室中,向阳开一小窗,将要复制的字画贴附在窗口上,再覆上一张半透明的薄纸,这样被阳光照射的佛画便纤毫毕露地显现在薄纸上。拓书人用特制的游丝笔沿字画边沿勾画出轮廓线(即“双钩廓填”之“双钩廓”),再在轮廓线内的相应位置仿照原作填上相应的颜色(即“双钩廓填”之“填”)。     与当今木版水印之“勾描”颇为相似。史载,此法始于晋而盛于隋唐。相传书圣王羲之所书《兰亭诗序》,原由一王姓人收藏,后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得,尊其为“天下第一行书”,并命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用响拓法将原迹摩拓出副本。而真迹则被作为随葬品埋葬于他的昭陵墓中。这样,在拓书术盛行的隋唐时期,在狂热的佛教徒把抄写佛经、复制佛像视作功德无量的社会环境下,用拓书术复制佛像便顺理成章、势在必行了。基于上述,笔者试给《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之制作过程,描述如下:

1、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虔诚的佛教徒创作了这幅《南无最胜佛像》;2、 为广为传播,僧人们采用当时盛行的拓书术复制这幅佛像,数量大增;3、 用拓书术复制虽快于手绘,但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遂用当时已有的雕版印刷术,将用拓书术勾描出来的线条图,反贴在木板上雕刻成木刻版施墨印刷出线条图;4、 最后,再在印成的线条图上填上相应的颜色,制作出流传至今的《隋木刻加彩佛像》。

需要指出的是:现存这幅《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原创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但尚无证据证明其为当年印制。故其印制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察与论证。鉴于拓书术在隋朝已为成熟工艺,其印制时间当不会拖至唐初,作为雕版印刷与拓书术结合印制佛像的实物证据,定其为隋代印刷品当无疑义。

中国有句俗话,说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不假。可没有哪一个状元是行行都通的。笔者引用此言,意在指出学界在鉴定像《隋木刻加彩佛像》这样的文物时,应更多的尊重和听取本专业专家的意见。具体讲,荣宝斋木版水印专家的意见较之其他领域专家的意见有着更大的可信度。因为只有他们最了解画作与刻印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意见最具权威性。具体到这幅《隋木刻加彩佛像》,其画面本身既有边框、线条齐直等雕版印刷特征,又有双勾填墨的刻印痕迹,加上木版水印权威专家的鉴定。应当说,判定其为隋代印刷品的证据够充分的了。雕版印刷的发明不晚于隋是毋庸置疑的。

编者简介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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