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观：二十八宿名称起源考

摘自《易学春秋，追溯从天文到人文的易学发展之路》

十四、二十八宿名称起源考

在确定了二十八宿的起源后，人们不禁要问：二十八宿每个星宿又是如何得名的，这命名中是否也包含些对研究二十八星宿至关重要的信息？显然，二十八星宿的命名不可能是某人一拍脑袋随便就取上的，这其中确实有不少的重要信息可供发掘，以下将分二十八星宿分多组、逐一分别进行讲解：

参宿：

在二十八星宿中，论重要性，当首推参宿。在由《大戴礼记》所收录的《夏小正》中，参宿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星宿。一般认为《夏小正》记录了夏代（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历法，可见对参宿关注早在4000年前就已形成；《春秋左传?昭公元年》中所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也可旁证之。参宿能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参宿一、二、三，这一组紧密相连的亮星。

从天文观测的视角来看，要在黎明太阳初升或黄昏太阳初没之际，准确的观测到一颗初现于位于地平线上的星，其实并不容易。但参宿一、二、三这三颗星因为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昼夜交替昏暗不明的时刻，即使错过第一颗星也能捕捉到第二颗星、再错过第二颗星也能通过第三颗星来弥补——参宿这紧密相连的三颗星给了一般天文观测者足够多的机会来补救观测的失误。此外，参宿一、二、三的亮度都很高，也较容易被观测到。

再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以及之后的金文等等来看，“参”字的本义也应当是对参宿中参宿一二三这三颗星的观测：其上段的三个圈象征着参宿一二三这三颗星，而下段则是一个观测者的形象。由此可见，古人对参宿的观测有多么重视。

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参宿不止有中间的参宿一二三，还有外围的参宿四五六七和觜宿三星，这些星共同组成了整个参宿。那么，既然我们观测的是参宿一二三这三颗星，那又为何要在外围再添上一圈星呢？其实，这也是当时为了沿着天赤道创建二十八宿时，通过参宿四、参宿五和觜宿三星的加入，使得整个参宿看上去恰好贴着天赤道；既然参宿四和参宿五加入其中了，那么也干脆把亮度相近、与参宿一二三距离也相同的参宿六和参宿七也加入其中，这样看着更显对称——最终，以参宿一二三为核心、参宿四五六七和觜宿三星为外沿的整个“参宿”就此诞生了。

娄宿：

二十八星宿中另一个包含重要天文线索的星宿就是娄宿。先来看“娄宿”的“娄”字为何义：《说文解字》给出的解释是“娄，空也”。如果仅仅是这么解释的话，那也看不出娄宿与其他星宿相比有何特殊之处。

好在随着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尤其是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金文的出现，揭开了“娄”字的本义：

娄，随县战国墓上的“娄” （要，捧脸欣赏） （二，两人），造字本义：两人相拥吻。金文 （贯，相连） （口，嘴） （女），强调男子与女子拥吻。籀文 将两口相吻写成 。篆文 承续金文字形。当“娄”的“拥吻”本义消失后，篆文再加“手”另造“搂” 代替。隶书 将篆文的“女” 写成 。

知道了“娄”的本义后，那问题也相应而生：这“娄宿”究竟要“搂抱”的是什么？下面来看两组星象图，就豁然开朗了。

从这两张图上可以明显看出：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这段时间里，娄宿的娄宿三和娄宿二这两颗星是将天赤道紧密“搂抱”在一起的。所以通过“娄宿”的命名，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以天赤道为基准的二十八宿是在公元前2450年到公元前1950年的这段时间里被发明出来的。当时的古人为了精确标记天赤道，而特意创立了“娄”宿、以显示天赤道贯穿娄宿而过。虽然随着岁差运动娄宿不断北移、夏商之后的娄宿就已远离了天赤道，但“娄宿”这个称谓却一直保存至今，为我们发掘二十八星宿的起源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四仲星：房、虚、昴、星

此处所言“四仲星”并非《尚书﹒尧典》中所涉及的四仲星，而是二十八星宿中东南西北四方各组星宿中、位于七个星宿中正中央的四个星宿，这四个星宿正是房宿、昴宿、虚宿、星宿。而《尚书﹒尧典》分别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两者相比只有“昴”与“虚”相重合。那么此二者间又有何联系呢？

还是从字义上着手，来解开“房、虚、昴、星”的本义。

“房”字按《说文解字》的注释为“房，室在傍者也”。上古边室皆用单扇门（即“户”），庙门大门才用双扇门,故“房”从“户”。“方”本义为“城邦”、“城邑”。“户”与“方”联合起来表示“方形城邑正大门左右两边的门卫室（传达室）”。所以“房”的本义：方城南大门左右两侧的传达室、门卫室。

在知晓了“房”的本义后，“房宿”命名的依据也由此显露。如下图所示，在公元前2400年之前（最迟不晚于公元前2350年），天赤道是贯穿房宿而过、就像一条大道贯穿城门而过，而“房宿”四星就像城门边的门房。

再结合之前讲解“娄宿”时讲道，天赤道贯穿娄宿的时间为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1950年。可以发现：要同时满足天赤道贯穿娄宿和房宿的话，那么只能将时间定格在公元前2400年的前后50年里、即B.C.2450-B.C.2350年间。

然后是“昴”，“昴”从字形上看是由“日”和“卯”两部分组成。其上半部的“日”和“参” 上代表星的小圆圈一样，是对夜空中星星的指代。而“卯”是“铆”的本字。卯，甲骨文 是指事字，两竖指事符号 代表两扇门板， 、 像钉在左右两扇门板上的双头钉：古人用粗大的木栓，穿过两扇门板上两个双头钉的“匚”形孔，即可将门关牢。造字本义：用来穿门栓的“匚”形双头钉。金文 承续甲骨文字形。籀文 反写字形，突出铆丁的“双头”特点。篆文 写成正反两个“户” 、 ，突出框形“匚”双头铆钉的“关门”用途。

从上图所示的昴宿七星来看，确实和“匚”双头铆钉有相似之处。而作为关门“卯”的“昴宿”恰好与处于对位的城门“房宿”相对应。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发明二十八星宿时就已经准确的找到了各星宿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心宿与房宿贴得很近，但古人还是明确的指明了与昴宿相对应的星宿是房宿、而不是心宿。置于《尚书﹒尧典》四仲星为何是心宿而不是房宿，将在下文中另行讨论——这并不是当时的古人看走了眼、而是另有所指的。

再谈“星宿”的“星”的本义。“晶”是“星”的本字。晶，甲骨文 由三个“日” （代表天体）会义，表示众多闪烁的星体。当“晶”的“星群”本义消失后，甲骨文 在“晶”的字形 （星群）基础上再加“生” （从无到有）另造“曐”代替，表示星群的“天生”现象。造字本义：夜空中出现的众多发光天体。有的甲骨文 将圆圈从五个 简化为两个圈 。金文 改为三个圈 。籀文 将 改为 ，突出那些天体在夜空发光的特性。篆文 将籀文的三个“日” 省略为一个“日” 。古文中“晶” * 与“星” 互相通用。

为什么在二十八星宿中，唯独“星宿”被赋予了“生”的含义（“星”是 + ）？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二十八宿创立时的天象说起，当我们把时间定格在公元前2400年的冬至时，我们会发现：在冬至那天的黄昏，星宿恰好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如图所示：

有人会问：冬至不是12月21日嘛，为何你在此把冬至定在1月13日？其实这是天文软件设置的默认历法的问题。现代公历的蓝本是公元1592年颁布使用的格里历，而这之前西方一直使用的是儒略历，两者的区别在于：格里历考虑到了岁差的影响，所以每400年减去3日；而儒略历是不计岁差的，使用时间跨度一长就与格里历出现明显的差别，今天俄罗斯等信仰东正教国家依然使用这种历法，所以他们的日历往往比公历晚了近一个月。而一般天文软件在设置历法时，会将格里历之前的日历设置为儒略历——因此，一旦用儒略历来查询公元前千年以上的时间，必然会出现与现代公历相差甚远的“日期”。这并不是自然规律发生了变化，仅仅是人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变化而已。

明白了历法日期的问题，接着就须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何冬至这一天被赋予了“生”的特殊含义、而不是其他日子呢？在此，又要回溯到前文所述的“圭表法”的立竿测影定日期。众所周知，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远古，当时的生产工具比今天是简陋得多了，所以测量工具的精密度也远非今日可比。“圭表法”的原理是通过测量对比每日正午时刻表杆的阴影长度变化来确定具体日期，因此从实测上看：如果隔天的杆影长度与当日的杆影长度之间的差值（ΔL）越大越显著，则测量的准确度就越高。而冬至这天杆影最长，与冬至前后几天相比其ΔL也最大；同理，夏至杆影最短，ΔL也最小——显而易见，若用精度相同的一把尺来分别测量冬至和夏至前后的杆影长度差ΔL，那么冬至时得到的数值精密度最高、用此数据定出的日期也准确度最高；夏至时精密度最低、定日期的准确度也最低。如在黎耕和孙小淳所做的《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一文中提到：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根用于立竿测影的表杆，其复原长度约173cm；此表杆冬至时杆影长约344厘米，夏至时长约40厘米。显而易见，在用圭表法确定一个年内的基准日时，以冬至这天所测得的数据进行核定日期是准确度最高的；而冬至也因此被定为最早的新年起始日，古人就在冬至这天来祭天，易学中“冬至一阳生”的说法也源出于此。相应的，冬至这天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星宿也由此而被赋予众星之源的含义——由“ （星）+ （生）”而来的“星宿”就此诞生。

虚宿与尧王城文化

在理解了房、昴、星三个星宿后，就只剩下“虚宿”了。以《说文解字》为准，“虚”的含义为：“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再从文字考古方面来看：虚，金文 （“虍”的变形，虎头，借代老虎） （两个“匕”，表示虎爪） （土，地域），造字本义：虎豹横行、了无人烟的地方。从这两条来看，虚宿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虚”字高山莽林的本义相匹配。看来，对虚宿的认识的必须另辟蹊径。

从图形上看，虚宿与山丘并无形似之处，反而更像一根棒子——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圭表法”的表杆。如果再联系其周边各星宿来看，那展现的就是一场古人的祭祀典礼：

星体的运动方向是自东而西，所以首先从银河说起：这银行就像是一条护城河；横亘在银河上的斗宿（即，南斗），就像过河的渡船，“析木之津”由此得名。过了护城河后，就要上山，因为这里是“建星”：“建”，金文 （“阜” 表示山地， 表示墙基） （不是“聿”，表示手持 杵棒 ，夯土筑墙），表示辟山为址，傍山筑屋。到了山上，祭祀典礼就要开始了：有祭祀用的牛，即“牛宿”；有主持祭祀的巫师，即“女宿”（上古巫师多由女性担任）。祭祀典礼在树有表杆的开阔地上举行，即“虚宿”；其后有用于祭祀先祖的庙堂，“危宿”是屋顶，《史记?天官书》记“危为盖屋”；《说文解字》记“危，在高而惧也”；籀文 （人） （山，山巅、崖际），造字本义为，人在山巅或高崖、身居险境。“壁宿”和“室宿”是相应庙堂的墙（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称这两宿为“西萦”与“东萦”）；祭祀过程中还要献上被从胯部分爿开的整猪，即奎宿（《史记?天官书》记“奎，为封豨”；《说文解字》注“奎，两髀之间”）。

由此可见，虚宿边上从银河到娄宿之间的各星宿是在表述同一个理念——祭祀。那么上述猜想是否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来提供论据支持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山东日照的一处上古文化遗迹——尧王城遗址。

千百年来，日照当地一直流传着关于帝尧、帝俊、羲和、常仪等五帝时代的传说。直到上世纪，湮没雨地下的尧王城遗址终于重见天日；1978—1979年，因修路，文物工作者对该遗址的东沿进行了小部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器物近200件。该遗址文化层厚度一般为2—3米、最厚处可达6米。地层堆积以龙山文化层为主，兼有大汶口、岳石、商、周、汉等时代。作为在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尧王城遗址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是一个较早发展起来的聚落，属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

根据考古证实,尧王城遗址处于鼎盛年代距今4000-46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按其文化特征和年代,结合古籍记载,正好是尧舜禹生活的时代。而在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彩陶不仅填补鲁东南沿海龙山文化陶器的空白,还似乎也表明帝尧时代的影响力曾波及到尧王城。因为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器的生产是有地域性的,黄河下游生产黑陶,黄河上游生产彩陶,两者采用不同的制作技术。迄今为止,在龙山文化的地层里,整个鲁东南地区只有尧王城出土了彩陶。

时光回溯到四千年前,尧王城在当时不是一般的村落,而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始城市”,是龙山时期该地区古国的“都城”。尧王城遗址首次被发现,当时的考古工作者对尧王城遗址进行了初步测量,判定龙山文化堆积分布面积为52万平方米。而近五年不断的考古研究和探索表明,尧王城遗址地表陶片分布面积为367.6万平方米。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尧王城遗址属日照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群,该群分为都城、邑和聚落三个等级,已形成“金字塔”结构,城乡分离已很明显,尧王城遗址就是这个聚落群的“塔顶”。

尧王城所处的地区离当时的海岸线非常接近，从二十八星宿观测的角度来看：在黄昏时刻、太阳刚落入西方山岗下时，二十八星宿逐一从东方的海平面上升起。相比于陆地上高地起伏的地形，海平面则能一直保持着水平状态——这对观测工具相当简陋的古人来说，海平面是就个天然的水平基准，以海平面为基准观测到的二十八星宿各初升点相比于其他内陆观测点更精确！

那么尧王城的天文观测台又会在哪呢？在对尧王城墓葬的发掘中，考古发现：尧王城遗址目前发现的几个墓区均为小型墓葬,应属普通阶层的墓地；这里的墓葬方向显得比较凌乱,其中以大的南向(包括东南和西南方向)为主,也有东向者。那么尧王城的南方，又有何值得当时的民众如此信仰和崇拜呢？

在尧王城以南3公里处，有一座上古名山——天台山。《山海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竹书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日照古属琅琊，离琅琊台20公里)。而天台山上也确实有不少上古文化遗迹：遗址上有太阳部落用的沙发状石椅，石椅靠背上刻画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还有石砌的图腾柱，居住用的石头房基，生活用的石盆、石磨、石臼、石火坑以及女巫和族长等人的积石冢等。遗址上出土过石球、石斧、石镰、石箭头、及各类生活或祭祀用陶器等旧石器或细石器时代文物。遗址周围的山岩上刻有反应远古时期先民生活的岩画。这里是太阳崇拜文化的发源地。天台山中有汤谷，汤谷之上有太阳神石和太阳神陵，有商王到东海来祭祀太阳时留下的石刻岩画等遗迹，还有大量与太阳崇拜有关的故事与传说。这里曾经是东夷先民祭祀祖先的圣地。天台山是尧王城古国的祭祀地。山上有帝俊的石祖像，有羲和积石冢和大羿、嫦娥、伯益的大墓，还有祭祀伯益的魁仙阁。山下汤谷中有祭祀羲和与女娲的老母洞和古莒国国君黎比公的祭祖碑，汤谷春秋大墓出土过雌雄青铜宝剑等重要历史文物。

从地形上看，天台山是尧王城附近，所有直面大海的山岗中最高的山；其主峰高约258米，不仅可毫无障碍的眺望整个东南海面，而且爬山行程也不超过个人运动能力的上限。因此从地势上看，天台山是尧王城附近最适合的天文观测点；上古当地部落的先民也因此把天台山视为他们的圣山，并作为祭祀太阳神的圣地！

综合尧王城遗址的规模与天台山的地势来看，“在黄昏时观测东方地平面（海平面）二十八星宿初升来确定具体日期”的历法发明人应当是此地先民。而虚宿中“虚”所指的大丘正是此处的天台山，虚宿本身象征着耸立与山巅天文观测点的“圭表法测日影”的表杆。这个表杆日后演变为祭祀和祈求丰收的“社”神，《礼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为何“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因为测日影的表杆必须置于露天见光处，所以“必受霜露风雨”、才能准确报时，才能“地载万物，天垂象”；而亡国之“社”柱被从露天见光处移入屋内，就失去了作为“圭表法”表杆的作用，因而无法再行圭表法纪日的功能，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并通过“薄社北牖，使阴明也”使亡国的历法永世不得翻身！

由此可见，以虚宿为中心、从银河到奎宿的一些列星宿正是表达了上古尧王城先民的一整套祭祀礼法和相应的祭祀场所。二十八星宿的命名正是来自于尧王城先民日常生活的直接反映！

从胃宿到轸宿与东夷先民的日常生产生活

既然虚宿以及其相邻星宿反映的是东夷先民的祭祀活动，那么有没有星宿的命名反映的是其日常生活呢？其实，胃、毕、井、南河、柳、张、翼、轸这些星宿反映的都是东夷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

先说胃宿，“胃”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原型为：甲骨文 是象形字，像一个袋子 里有“米” （粮食）、金文 （像“米袋”） （月，即“肉”），强调“米袋”为身体的器官——造字本义：动物体内袋状消化器官。篆文 承续金文字形。隶书 误将篆文的“米袋” 简写成“田” 。可见“胃”的本义与粮仓有关，所以胃宿两旁有“天廪”“天囷”等同粮食仓储有关的星宿。

跳过娄宿和昴宿后是毕宿。“毕”与“禽”，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后分化。毕，甲骨文 （开口向上的“网” ，捕鸟工具） （“十”是“又” 的变形，抓持），表示持网捕鸟。有的甲骨文 加“田” （田园），表示在田间和菜园里扑捕啄食嫩苗的鸟雀。造字本义：用网罩抓捕田间的鸟雀。金文 将甲骨文 手持网罩的形象 写成 。篆文 省去“田” 。隶书 变形较大，网形尽失。俗体楷书 误将正体楷书 的“卄” 写成“比” 。如图所示，“毕宿”的外形与 几乎如出一辙，毕宿得名也由此可见。

毕宿之后、越过参宿，就是井宿。井，甲骨文 像两纵两横构成的方形框架；金文 承续甲骨文字形。有的金文 在方形框架 中加一点指事符号，表示坑中有水。这与天上的井宿的形状如出一辙，其义自现。水井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上的基础水利设施，对地处盐碱化严重、并且土地裂隙大难以储水的尧王城先民来说，有口水井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地处银河边上的此星宿就被赋予了“井”的含义，以突显水井的重要性。

井宿之后是南河，《石氏星占》中称南河与北河为“南河戌”“北河戌”，“戌”为戌守之意。从甲骨文的字形演变来看，“戌”是种象征独裁王权的大斧；“河戌”自然是掌管水流用水大权之人。考虑到尧王城地区相对有限的水资源，作为水资源管理者的“河戌”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不可或缺性。“南河戌”“北河戌”也因其本身亮度较高，自然在众星宿中占有一席之地。

南河之后是柳宿。柳宿是取象于柳叶。之所以用柳、而非其他树种来命名星宿是因为：柳树是种适应能力极强、并易于栽种存活的树种，柳树因此而长被栽种在河道两岸的河堤上，以起到加固河堤的作用。所以在作为“河序”的“南河”星宿边上有个“柳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柳宿之后，越过星宿是张宿。张，金文 （糸，弦） （长，距离大），表示拉开弦与弓的距离，造字本义：拉开弦与弓的距离，使弓弦紧绷，为射箭作准备。可见，张宿象征的是一把张开的大弓。如下图所示：

在制作弓箭的“六材”干、角、筋、胶、丝、漆中，最关键的材料当属作为粘合剂的“胶”——“胶”的粘合力直接决定了弓所能承受的最大张力和、并决定了箭的最大射程。而在众多的动物胶中，以黄鱼膘熬制成的鱼胶最为优良，弓匠也因此用鱼胶制作弓的重要部位，即承力之处，而将兽皮胶用于不太重要的地方，如包覆表皮。而地处海边的东夷先民自然最容易得到鱼胶，所以也无怪乎上古神射手后羿、逢蒙等都来自东夷地区，因为此处盛产鱼胶、其制作的良弓产量也是最大的——有了足够的良弓作为后勤保证，就好比有了足够多的子弹训练狙击手，自然相比其他地区，东夷先民中更利于培养神射手。东夷先民也特意将其擅长制作的武器“弓”用于命名星宿，“张宿”之名也由此而来。

张宿之后是翼宿，翼宿从形象上看就是只展翅高飞的大鸟；翼宿也是所有星宿中含星量最高的星宿，共计22颗。相比二十八宿中其他星宿一般只含三五颗星、至多也不过十来颗星，翼宿的22颗星就显得规模尤为庞大——那么，当时的东夷先民为何要在此画出个如此繁复的星宿呢？

其实，翼宿恰恰放映了上古东夷先民浓厚的“鸟崇拜”情节。《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了一段少昊后人郯子来朝时，对其东夷先祖“鸟崇拜”做的一段详细解释：“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这段话详细的讲述了东夷先民鸟崇拜情节的来由，并成为后世考古中不可或缺的引证。今天我们在山东、河南、江苏等东夷先民活动区域发掘出的先秦文物中，鸟崇拜的痕迹比比皆是。而翼宿正是东夷先民“鸟崇拜”情节在星宿上的体现。

那么翼宿所比拟是什么鸟呢？作为东夷鸟文化继承者的商人，《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将“玄鸟”视为其祖先；而《毛传》《吕氏春秋》等著作都认为“玄鸟”就是黑色的燕子。同样与商人有密切联系、同出东夷一脉的秦人也有浓重的玄鸟崇拜的文化情节，其姓氏的“嬴”就来自于“燕”字，《史记秦本纪》中也记载了一个同商人祖先类似的秦人祖先与玄鸟的故事。此外，楚人所崇拜的“凤鸟”经考证，其原型也是作为“玄鸟”的燕子，目前学术界也多认为“凤文化”的起源正是“玄鸟崇拜”。可见，“玄鸟崇拜”是当时各地东夷先民共同的文化特征，翼宿的原型就是这只被称为玄鸟的燕子。

而在4000年前的中国大陆，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2℃；现在每年春分时，燕子只能飞到长江口和太湖一带，而当时的燕子能飞到淮河入海口的连云港一带。而日照尧王城与淮河入海口并不远，所以在那时燕子同样能在春分时飞到尧王城一带。而公元前2400年前后，每到春分时的黄昏，翼宿就高悬于南天正中，与燕子飞来的日子正相吻合。而进入春分后，是春季种稻的插秧时节，所以当看到燕子飞来时，就预示着插秧时节的来临；而尧王城遗址中出土了十余粒早已碳化的稻种，可见在4000多年前此地就已进入稻作文化，水稻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因此东夷先民在“以鸟为官”时,不仅将玄鸟赋予“司分者也”的职责，还因其能预告种稻插秧季节的来临、是能否获得一年收成的关键，而将燕子视为“衣食父母”而格外推崇——可见，“玄鸟崇拜”的诞生并古人非闲着没事干的自娱自乐；而是上古东夷先民的智慧与劳动相结合，而创造出的文化结晶！

在论及“玄鸟崇拜”时，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觜宿”。觜宿是从参宿中分割出的一个星宿，其本身并无甚天文实测价值，相对而言其人文价值更大。觜宿的“觜”字是“嘴”的本字，《说文解字》对其的解释是“鸱旧头上角，觜也。一曰觜，觿也。从角此声”。显然，觜也与鸟有关，是鸟喙而不是兽口。其实从形态上看，觜宿三星与鸟喙并不相似。显然，当时的东夷先民在命名这个新创的星宿时，其“鸟崇拜”意识指引他们将此星宿与鸟的特征相结合；而鸟身上除了一对翅膀外，其尖锐的鸟喙也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这个从参宿中被划分出的新创星宿，本着“鸟崇拜”的文化，被命名已鸟嘴，即“觜宿”。

翼宿之后是轸宿，在曾侯乙墓漆箱盖写作“车”，可见轸宿是与车有关的。《说文解字》注“轸,车后横木也”；《考工记》记载“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轸，亦谓之收,独以为舆后横者,失其传也”。将车轸与轸宿做一比，其义自现。

牛与苍龙七宿

长期以来，角、亢、氐、房、心、尾、箕这七个星宿被称为苍龙七宿，被认为是“龙”的化身。但历史的本源真的如此吗？首先，从之前其他22个星宿的分析来看，二十八星宿反映的是当时东夷先民从祭祀到生产的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若用龙图腾崇拜的模式来解读角、亢、氐、心、尾、箕，那不仅有违东夷鸟崇拜的传统，而且也缺乏相应的文献和文物的论据支持。其次，从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龙形文物——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玉猪龙——来看，当时的龙都是没有角的。即使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夔龙纹，其“角”的特征也并不明显。《山海经?大荒东经》描写夔是：“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此时的“夔”显然是“龙”的雏形，但还处于“无角”状态。由此可见，上古的“龙”并无角，以“角”论龙那是秦汉以后的模式——因此以“角宿”为龙角显然是后世缘木求鱼般的牵强附会。还有，“亢宿”中“亢”的本义为枷锁之类的限制工具——亢，甲骨文 在人 的腿部位置加一横指事符号 ，表示双腿活动受限制。很难想象在龙的身上也套一个“亢”一样的枷锁，至少在目前的先秦田野考古和文献考据中没有出现过此类案例。此外，箕宿中“箕”的本字是其。其，甲骨文 像竹篾编制的簸箕。当“其”的“簸箕”本义消失后，篆文 、 再加“曲” （竹筐）或“竹” 另造“箕”代替。造字本义为“竹篾编制的簸具”，这显然也与龙无关。

因此，从“角”与“亢”的文字解读上看，把角、亢、氐、心、尾、箕六宿与龙联系在一起显然不妥。但这六宿又显然在描绘某种动物，这种动物又是什么呢？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破解个中原委，还须从“角”“亢”“箕”入手。

如前所述，二十八星宿的命名都来自于东夷先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那显然他们要描绘的动物也应该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动物：

首先，“箕”是人类编制出的工具，与“箕”有关的动物一定是已被人所驯化、参与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动物——如此一来，就可将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都剔除，将目标直接锁定在常见家畜中。其次，“亢”代表着枷锁，对于家畜来说就是缰绳之类的套索——而在家畜中常会被套上缰绳的家畜无非“牛”“马”“狗”三种，其他也可以相应剔除。而在这三种动物中，只有“牛”是有“角”的。由此可见，此动物的真明目最终被锁定在“牛”身上，角、亢、氐、心、尾、箕六宿分别描述的是：牛角、牛脖上的缰绳、牛蹄、牛心、牛尾（牛鞭）以及牛身上所背负的盛具竹簸箕。所谓的“苍龙七宿”的真明目其实是“青牛七宿”——这个“牛”后来演变为龙的雏形“夔”、并最终演变为“龙”——牛的原型也最终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只剩下龙的传说高悬于天！

而且，这头“青牛”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牛”与之间作为“车”的轸宿是紧挨着的，两者相连就是个“牛车”的造型。在火力蒸汽机发明以前、尤其是在上古生产力贫乏的时代，因为牛是所有家畜中力量最大、耐力最好的动物，所以牛车是当时陆地上载重量最大的交通工具、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今天的火车。当时的古人对发明牛车的人是非常敬仰、乃至膜拜有嘉。殷商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先王“王亥”，其历史功绩就是驯服了牛、并发明了牛车，史称“王亥服牛”。在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可以发现，王亥是被祭祀的次数最多的几个殷商先祖，其频率之高甚至不亚于建立商朝的开国始祖成汤；并且，对王亥的祭祀规模也是最大的，在武丁时代最大的一次祭祀使用了300多头牛，其规模之大空前绝后！牛对上古先民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在当时的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的夔龙纹中，“龙”长出了类似牛角或兕角（兕，一种似牛似犀的动物）的头部或鼻部凸起。

虽然目前在考古上能追溯的牛车历史仅到商代，但考虑到王亥本人生活于先商时代、并且商人也是东夷的一支——因此，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王亥并不是最早的驯牛人和牛车发明人，他很有可能从其他东夷部落那里学会了驾牛车，东夷先民在更早的时代就发明了牛车。而《山海经》中将发明牛车的功劳记在一位名为“帝俊”的五帝时代帝王身上，这位出自东夷先祖少皞氏的东夷帝王，很有可能是牛车最早的发明人！而二十八星宿中角、亢、氐、心、尾、箕六宿和轸宿正是牛车在东夷先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的反映！

十五、星宿变迁

二十八星宿中多数星宿的命名来由至此已厘清，但如上所述的某些星宿却与如今通用的二十八星宿并不相同：如现代二十八星宿有斗宿和鬼宿、而原始的二十八星宿只有建星和南河；其他还有星宿虽然名称没变，但星宿却变了，如女宿和牛宿。那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呢，以下将逐一分析，并揭示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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