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那个年代稍微象样一点的人物

纪念“五四”，我们首先铭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是他们给中国人介绍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仍然为那一代人的信仰与追求所感怀和激励。最近，媒体和网络热议一部谍战电视剧《潜伏》，其中有一个关注焦点就是信仰和主义。人们在对剧中正反面人物的智慧与狡黠、斗争方式与博栾策略津津乐道时，对其中余则成等共产党人的信仰，有些人显得得很淡然，甚至不可思议。

此刻，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人。新中国“文革”时期，代表着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的一个特殊人物，他不是罗锦遇，也不是张志新，而是离我们远去30多年的思想独行侠——顾准。缅怀他，或许比缅怀“五四”期间的思想家革命家们，更有特别的意义。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都有，他们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反而被视为异端，但他们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命运。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识的那样。

顾准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五六十年代就预见到10年、甚至20年后大陆思想界的划时代的转折，点破了大陆思想界后来讨论的许多热点。“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吴敬链如是说。

顾准是那个时代代表精神独立的中国人，是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一个'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敢于说不——敢于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激情之后的坚持弥足珍贵。比90年前那场革命洪流中的弄潮者，顾准具备更加可贵的科学精神与独立品质。

顾准，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应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防止行政权发展成皇权。惟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力量比谁大。”顾准认为。

他大胆反思中国革命，倾向接受英美式革命，认为不如干脆采取华盛顿的办法，以经验主义态度安排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在他看来，法国式革命和俄国式十月革命并不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顾准开出的药方实在太苦，没有几个革命党能够主动咽下去。即使笔者今天纪念他，也只是佩服他探究真理的精神，至于具体的政治机制社会机制安排，目前肯定是我们不可能轻易接受和实践的。令人信服的是他言中了90年左右苏东变局，足证他的个人胆识。顾准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起跑在线，始终不认同官方价值，不认同主流学术界的价值，甘愿忍受时代对他的遗弃，成为我国难得的思想鉅子。

顾准曾经是解放后最早的右派，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七十年代初期，他下放在河南息县参加劳动改造。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顾准身后，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在这个背景下，他独立思考的精神远比他早年的著作更闪光。

其实顾准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遥远到连伤心都找不到出口。上海学者朱学勤在《愧对顾准》中描述了一个细节，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他说，在一次有境外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上，有境外同行问及内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中国大陆）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象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到：“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此文是2009年为纪念五四节而写的一篇博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