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

复杂社会需要借助技术或者物质来管理时间和空间，媒介因此应运而生。由于技术具有“透明性”，一旦你习惯它了，就会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如同鼻梁上的眼镜，你看到的清晰世界，其实是被镜片中介转化过的图像。而我们常常对技术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希望它可以解决现实社会中连我们自身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算法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希望智能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节约时间，获得快感；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算法能够绝对智能，察觉情感，甚至超越人性。但这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面向，即算法并非只是作为“媒介”被动地处于我们与事物之间，技术的自主性使其具备“中介化”的能力，可以参与社会互动，建构社会现实，成为基础设施。

疫情的出现提升了区域间人口流动的风险，但同时，人们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视频会议等在线方式进行的沟通和交流却有增无减。我们试图通过延长社交软件中的亲密时间来弥补物理空间上的接触距离。但即便是在线上，也同样存在着社交区隔、知识生产沟、观念的距离、算法认知差距这样的“非物质距离”，它让我们的交流虽然可以跨越山海，但却无法总是抵达内心。

虽然对于算法推送是否会造成社会心态撕裂、社会信任缺失的讨论尚未有定论，但对算法的认知差距——即用户能否意识到他所看到的内容，其实是一个智能装置通过一整套技术组件运算所呈现出的结果——这样的反思性思维，却与社会阶层背景之间存在联系。“现存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是算法认知差距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系统所强调的“个体价值”实则是一种伪个性。以经济要素为底色的智能推送，个人偏好需要与社交关系和环境热度相匹配，通过这种机制再生产出的“知识人”，看起来是个性化的，但并不是真正的“独特”，而是看似很特别，实则很普通。系统的偏好并不鼓励真正的多样性，“聪明且实用”的知识人远比负责任的公众更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