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尚龄和他的《吉金所见录》
初尚龄和他的《吉金所见录》
———《中华珍泉追踪录续篇》 （九）
在拙编《集币随笔》中， 曾撰短文《泉学开山祖师初渭园》， 介绍这位清乾嘉时期著名泉学家。近年重温初氏名著《吉金所见录》， 开卷有益， 颇有收获， 现将读书心得简记于后。
初尚龄（1759—1841） 字渭园， 山东莱阳人， 出身于海滨名族官宦之家， 其祖父及世父皆“从科第起家， 毕力诗书， 宦游两世”。其大兄初颐园嘉庆六年进士， 曾任官于滇南抚署。尚龄幼承家学， 博雅嗜古， 早年好书古法帖， 喜考究文字， 其后服官中外“宦游四十年”。乾隆丁酉（1777） 尚龄时年十九， 他“随侍浙西， 于海昌得古钱数十品， 卒皆秦之半两， 汉之五铢”， 为集泉之开始。此后广事搜罗， 不遗余力， 并随得随录， “迄乙卯岁（1795）， 几至盈千”。乾隆四十七年（1782）， 尚龄专注汇辑《吉金所见录》， 历四十三年，凡五易其稿， 嘉庆廿四年（1819） 定稿付梓， 刻印需时五载， 至道光五年（1825）， 莱阳初氏古香书屋刻本印成刊行。
尚龄一生不好金钱好古钱， 他曾说： “吾素不好金钱”， “余寡所嗜好， 独于此（古钱）寄爱不倦， 非惟古香古泽， 适一时之兴， 而按图考据， 亦可补金石文字之缺也”。他数十年的集藏岁月， 曾与众多泉家交往， 据他忆述： “余吉金之好四十余年来， 同好者海昌陈舆伯， 广陵江秋史， 北平翁宜泉， 同邑赵北岚数家”。“（刘） 青园余姻戚， 亦余同好， 近今所称广收博览者”， “所蓄吉金甲于一时云”。“丁丑（1817） 在都见吴柳门（名文炳） 所刻《泉币图说》， 展阅累日， 神往久之， 己卯（1819） 春始识其人”。尚龄相识之博古者还有宋西崖、周松霭、马思贤（号衍斋）， 海昌之周春、张集堂、俞氏， 胶西胡憩棠， 杭州汪氏， 其侄儿初铭峻亦好此收藏。
尚龄在其著述中， 多处谈及他集藏及著录之经历， 所见所闻所得， 一一记录。初氏曾说： “自乾隆丁酉（1777） 随侍浙西， 即有吉金之嗜”， 其后“宦游四十年”， 而搜集、笔录、考据亦四十余年。他又说： 泉货“存今者尚多， 然博古征信无逾于此， 自兹以往加意搜罗， 足迹所至， 当无不留意焉， 积四十余年， 藏千有余种”， “爰为辨其文字同异， 考其世次先后， 俱摩其文于右， 而详注于左”， “自周秦以及胜国， 凡有所得及耳目所接见者，咸入于图， 名之曰吉金所见录”。“是编始辑于壬寅仲夏（1782）”， 阅五、六年， 初稿“抄录成帙， 浅见寡闻， 未敢遽以示人”。
乾隆癸卯（1783）， 尚龄于海昌请有三十年集钱经历藏泉家周春先生作序， 是该书五篇序跋中之首篇。同年冬， 尚龄“旋赴金陵”， “随先伯父金陵盐巡道任所皖江太守江年丈”工作多年， 差务繁忙， 他仍“俱携诸行箧， 随得随录， 迄乙卯岁（1795）， 几至盈千”。至此尚龄蓄泉初具规模。其后“遂出而与翁太史宜泉相商榷”， 翁树培阅览其书稿后建议镌刻， 以公诸同好， “余因以谫陋未遑也”。
嘉庆四年（1799）， 尚龄又请其好友黄如瑀作序， 为该书第二篇序文。嘉庆五年（1800）， 尚龄游滇南抚署， 探访大兄初颐园， 并将书稿“重辑之”。他记述： 大兄颐园“工书画， 善篆隶， 钱谱乃其绪余耳”。其兄并“曾题数语于简端， 今又二十余年矣”。嘉庆廿三年春（1818）， 初氏到访若溪长兴官署， 并请有十年交情之好友延荔蒲明府为其著作题跋， “戊寅春携赴若溪， 延荔蒲明府又见而悦之， 其诗友王届山又极力至成， 并为之跋， 且助以资， 嘱即镌刻， 回里后仓猝莫办”。王届山先生题跋为七言长句， 兹录其中诗句云：“渭园先生东海边， 家藏历代刀布钱， 摹拓成谱置行箧， 古香扑鼻文斐然”。“君言宦游四十年， 黔蜀吴越雍幽燕， 足迹所到必搜览， 在山掘地溪沉渊， 时人掉头不屑顾， 君乃积累方盈千”。
嘉庆廿四年（1819）， 尚龄“携（书稿） 以赴都， 质之刘青园， 青园余姻戚， 亦余同好（尚龄是长辈， 刘氏称他为姻丈）”， “承其指示， 舛讹仍多， 因详加厘定， 稽诸旧史之记载，参以同好之论衡”。在京逗留期间， 曾选刘氏所藏古钱精品多种， 手拓于青园京寓韩家潭书。嘉庆廿五年春（1820）， “同石贞、时园两弟（将书稿） 重加修辑”， “勒为四册， 分为十六卷， 又撮其大概， 得二十二条， 一一胪列于右， 名之曰考古琐言， 附诸卷末。” 道光乙酉夏（1825） 镌刻告成， 全书总计钱图一千二百一十种， 计字七万余。“念此四十年来， 白驹过隙而学殖荒落， 仅存此管窥之见， 聊用销磨岁月以自娱也”。
据尚龄考订， “吉金” 一词出自宋欧阳永叔《集古录》， “韩城鼎铭以金铸， 器成通谓之吉金”。尚龄说： “钱为历朝国宝， 是其尤著者， 故以此名编”。而书名曰“所见录”， 是指作者所见、所闻、所得之真实记录。尚龄十分强调， “兹编必实有是钱， 然后拓入， 欲见庐山真面目也”。唐宋以来泉谱， 多采用手摹前人谱录之钱图入编， 无实物可循， 未经考订，走样失真。初氏《所见录》除选自个人藏品外， 不少泉拓由同好博古者提供。他曾说：“编内新奇罕靓之品， 多有拓于刘氏青园者”。经检阅得知， 刘氏提供泉拓有贝益化、大泉五十背十五字铭奇品， 淳祐当百， 嘉定折十， 靖康元宝铁钱， 西夏梵文钱、汉文钱等十多种。吴柳门提供大布黄千， 贝益化方孔圆钱， 孙吴大泉五百： 陈舆伯提供丰货、淳祐通宝当百、五铢异品。还有衍斋之大泉五十钱范， 周松霭之货布泉范、“富人六万” 钱范， 海昌俞氏之隶书靖康元宝折二等。
尚龄十分重视古钱出土资料之搜集， 包括出土时间地点、钱币类别及数量， 均一一记录在案。他曾说： “古钱之出土者多在北五省， 而吾登莱尤多”， “古布及汉钱近今晋省最多， 陕次之， 尤多莽泉， 明字刀尽出北直间”。道光五年（1825） 该书镌刻接近尾声， 他发现一份重要的刀币出土资料尚未入编， 于是立即补刻在《考古琐言》第十八条内。他记述：“齐刀尽出吾乡， 乾隆丙午（1786） 昌阳城南赵旺庄乡人掊土得齐刀百余品， 三字者居多，间有四字者”。“嘉庆辛酉（1801） 即墨东北皋虞古城掘得即墨刀数十品， 内有安阳刀数品”。“道光辛巳（1821） 嵩阳城西阎家村， 掘得齐刀数十品， 内有即墨、安阳刀各数品”。“道光壬午（1822） 即墨城东台上庄掘得即墨刀数十品。癸未（1823） 昌阳城东南泽上庄掘得齐刀数百品， 以上五处， 余所目睹者各购数枚。百余里之内， 三十余年间已五见矣”。
该书还记录： 乾隆癸卯（1783） 江宁师古滩掘河掊土时， 发现出土蚁鼻钱数千枚； 嘉庆十年（1805） 甘肃凉州窖藏出土唐宋古钱及辽钱、西夏文钱数千枚等。本书最大特色在于采录钱图确有实据， 别开生面而引人注目， 增强了本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此其一。
《所见录》前一卷“古圜金刀布文字考”， 列出古刀布常见八十二种古篆文字， 并予释读。例如京作， 颖作， 金作， 当作， 法作， 货作或， 邑作或等。卷二篇内， 还收录廿一种古布文字与钟鼎文之比较。后一卷“考古琐言” 中， 介绍一组钱币名词术语， 包括钱币的历史、名称、别名、形状， 钱之面文和背文， 铸币的材料， 钱文字体及名家书法， 钱之大小轻重及钱之行使流通。该书还收录多种历代钱谱书目。以上资料都是学习古钱入门基本知识， 为旧谱所缺少者。本书知识性强， 可以说它是一本集币者必读的参考书， 是为该书之第二特色。
尚龄数十年来潜心学问， 孜孜不倦， 考据钱币甚有见地， 皆因他十分重视历代博古者对古篆文字的考订研究成果， 集思广益， 并加以善用， 尤其是对钱币“制度之沿革， 用法之轻重， 采辑群书， 参以诸谱， 务求允当， 不使稍涉纰谬云”。该书多处引录金石类古籍文献包括有： 宋欧阳永叔《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山左金石志》、宋李孝美《钱谱》、南宋洪遵《泉志》、元孔行素《至正杂记》、《至正直记》、《西湖外记》和《西清古鉴》、吴柳门《泉币图说》、刘青园泉拓本等。该书经过翁树培、刘青园等古泉名家过目审定。书内考订钱币时， 亦尝采录陈舆伯、吴柳门、赵北岚等诸家解读和评说， 经多方考据后尚龄再加案语， 如此可靠而有力的考证， 无疑增添了读者对本书的认受性， 此是该书第三特色及可取之处。
《吉金所见录》十六卷， 全书精要内容在前六卷及末一卷。关于古代文字的演变， 尚龄记述： 上古为蝌蚪文字， “周宣王（在位于公元前827 年一前782 年） 改为籀文， 列国以籀文而各为一体， 秦始皇改为小篆， 又改隶书， 汉兴有草书又变为楷”。何谓蝌蚪文字， 何谓籀文。他说“头圆大而尾细， 古文似之， 故孔安国云蝌蚪文字是也”。尚龄又据《法书要录》所云“籀文折直劲迅， 有如镂铁， 而端姿旁逸兼婉润者也”。尚龄说： “古钱断自秦半两， 今周圜法尚有可据， 惟刀布史无明文， 后之排纂谱录者， 率多荒诞纰谬”。他经过对各种古布作细致的观察和考据后指出： “以上列国布几百品， 虽其篆法各殊， 而结构则一”，可见“列国布尽为籀文”， “按其篆法， 辨其文字， （它） 确为周列国时物”。尚龄并指出：“古布中其文有不能尽识者， 各国难以分晰， 兹就所有者联类编入， 统谓之周列国布， 世次前后， 所不计也”。
关于空首布（铲布）， 尚龄记述： “此种（铲布） 出土最晚， 元明以前未有言及者， 近来见者甚多， 大小文字互异， 赏鉴家呼为铲币或曰空心币， 实无所稽， 以其形似为名耳。今细玩其铜质篆文， 似在前诸布之先， 为春秋以前物”。“迩来中州出土者甚多， 他处无之，闻山右亦间有之， 是亦近于中州者， 其为卫币， 似有可据”。该书共收载“安藏”、“武” 字等空首布十余品， 考订空首布为卫国铸币亦较允当。
（图片：《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选》）
该书收录各式齐刀四十一品。尚龄指出： “今此（齐） 刀尽出吾乡而登莱尤多， 其为齐之遗制无疑”。“即墨刀尤精炼厚重”， “与前品规制相同， 即墨为齐之大都会， 其为齐刀无疑”。另有“安阳之法货” 五字刀， 尚龄指出其“铜质精炼而篆法遒劲”， “其形制文字， 确是齐刀”。
该书收载明字刀廿四品， 尚龄考订说： 明字指“平明” 之地， “属北平郡， 列国时为燕地。此种（刀） 或其遗制， 且此刀尽出燕市， 迩来河间易州，于败井颓垣中每有所获， 动辄数千， 吾乡莒地曾无一见。质之刘青园， 据云此种非莒刀， 余向亦疑之， 今闻此说， 已先得我心”， “余谓既非莒刀， 又出燕地， 汉志之平明， 何必不始于列国时耶”。初氏对明刀之考据尚属允当。
初尚龄博学精思， 不盲从附会。他重实物重考据的研究学风， 使其见识超轶流辈， 故他能打破前人旧谱对古刀布错谬论说， 直指旧说“荒诞纰谬”， 并认定古刀布“确为周列国时物”。此划时代之论断， 可谓前无古人， 真知灼见， 对后世钱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当年为该书作序之人士皆认为， 初氏“泉谱一书， 搜罗极富， 考定亦精”， 其“立言谨慎”，“考证得失多古人所不及”。
鲍康曾说： “古泉之学至嘉道间始有确据， 前人谱录率不足征信”。“初渭园吉金所见录，视以前诸谱所收为多， 凡千二百十种”。是书“然能一扫旧谱沿讹之陋， 最为善本， 所可议者三五品耳” （《观古阁泉说》）。清末泉学家饶登秩在其《古欢斋泉说》中称： 鲍康“于古刀布主初氏说， 谓其篆文平易近人， 不纯属上古”， “余尝统而观之， 图录之书多矣， 唯初氏之谱为大纯， 论钱之书亦多， 唯鲍氏之说为最平允”。
民国时期著名钱币学家张綗伯先生在《古钱大辞典拾遗》序文中曾有评说： “尝谓乾隆以前无钱学， ……嘉道以还， 钱学始萌， 初渭园为开山祖师， 《吉金所见录》虽非完书，而刀布断自列国， 一扫前人陋妄， 真知卓越， 洵不可及”。綗伯先生对初氏及其著述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例如， 战国后期齐国铸贝益化圜钱， 初氏断为周景王大钱。魏币共字圜钱、釿字布、当寽布， 还有閵字方足布、兹氏半布、虞阳， 背十二铢圆足三孔布， 面文及背文初氏均未能准确释读等。两百年前， 真正泉学研究刚起步， 初尚龄能写出此书已十分可贵。我们研读此书时须辨识真伪， 取其精华， 当会有不少收获。
初尚龄于道光廿二年（1841） 去世， 享年八十三岁。同治十二年（1873） 李佐贤在《续泉说》一文中写道： “藏泉家垂久远者鲜， 翁宜泉所藏早经易主， 吾乡初渭园所蓄早归他氏”。初氏遗藏虽已星散人间， 然而他的遗著却对后世泉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为泉学界人士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