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身 | 道地药材（3）——贡品、《方志》与“道地药材”
养身 | 道地药材（3）——贡品、《方志》与“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 与 方志和贡品
方志一词始见于《周礼·地官·诵训》，《后汉书》西域传云:两汉方志，全部失传。唐朝政府规定每隔三、五年造一次图经（即方志），明、清两朝也是每隔若干年修一次方志（包括全国性地理总志）。据不完全统计，宋、元以前方志多达2175种，但幸存不到70种，现存8000多种方志多为明、清两代。由于修志的延续性和佚亡的逐渐性，现存的这些方志仍为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重要史料和源泉。例如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和地震委根据现存数千种方志，分别编辑了《中国天文史料汇编》和《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对我国天文学和地震规律与预测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作者注意到历代本草学家都十分重视从方志中吸收营养，为本草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陶弘景在紫草条下引用晋张华《博物志》云:“平氏阳山紫草特好”（平氏为河南南部地名），陶上距晋代较近，所引《博物志》是最真实可信。又如李时珍引据经史百家书目440种中有37种以上是方志。赵学敏引用的方志80种之多，其中尤以《西藏见闻录》、《朝鲜志》、《滇南志》、《边州见闻录》、《金沙江志》、《峨眉志》等更为知名，遂使其《本草纲目拾遗》有永久参考的价值。另一方面，方志的种类浩翰，本草学家参考的毕竟有限，且对某地特产、上贡的史料引用不多或不详，或略去原产地等重要信息，因此，研究道地药材就不能不对方志进行再查考。
贡品，又称方物，或称异物（土特产之意）。《尚书》禹贡篇记山川、土壤、物产和贡赋，明言“任土作贡”,“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清楚地表明夏禹时代贡献已成制度，并为后世所承袭和完善。《汉书·五行志》云:“使各以方物来贡”，即是证明。五千年文明史上，进贡品目达三千多，涉及食品、织品、珍兽、异禽、药物、乐器、奇玩，种类无奇不有，其中尤以药物品种为最多，各地奇特珍贵药材历朝历代进献，直至末代皇帝所用药物仍有各地贡来之品。不仅如此，皇帝赏赐文臣武将或上级赏赐下级的赏品中也有不少是药材，如人参、金鸡纳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伪、次品是不大会出现的，因而是研究道地药材又一个视角，又一条思路。
方志和贡品均与道地药材有密切的关系，明确进贡最多的是二十六史以及《西洋朝贡典录》等专门性文献。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正史和代表性地理总志的查考，证明历代主要本草涉猎道地药材尚不够深入，努力挖掘仍有宝可寻。不仅如此,方志记载的一些品种尚未为本草所著录，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亦有较大参考价值,现将所研究整理的结果报告如下：
五种史籍方志收载药物数目统计见表2.1—6。《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将历代有关医药、兽医学和生物学资料汇成一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经梳理分类，共涉及药物187种，其中植物类129种，占69%；动物类31种，占16. 5%;矿物类27种，占14.5%。《本草纲目》未收的金芙蓉、金莲花、菩提子等均系明以前的贡品。进贡10次以上的有23种，占11%;进麝香83次，名列第一，堪称贵重和常用；进乳香28次，居第五名，全系外国所献，是外国药材中药化的典型代表。
一、《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记载的是公元4世纪中以前秦岭以南，远向西南至身毒（即印度之古译名）东部一带的史料，此前已有100多种方志，但皆失传。东汉的《巴郡图经》的部分史料经《华阳国志》辗转流传下来，物产如巴国江州县有荔枝园、御米田。特别是记载蜀国五城县玄武山出龙骨，其传说“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此，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的前半段虽不可信，然后半段讲的却是事实。唐代以至今日中江县玄武山仍有龙骨岀土入药，是一考古和研究古生物的重要线索。李时珍虽然参考过此书,但并未在龙骨项下记载此事，可见此志中方物尚需细考。
二、《元和郡县志》
《元和郡县志》为唐代地理总志，为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记述了10道47节镇的府、州、县的户口、山川、道里、贡赋史料。在描述祁连山时特别赞美“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并引匈奴失祁连、马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马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足见古人对环境和畜牧业发展，对人体容颜的影响何等关切，亦是道地药材概念形成的最好背景材料之一。此志在有关医药方面有四个特点：
（一）贡品药材的种类比《唐书·地理志》多50%,尽量标岀了进贡的年代（开元或元和）和数量。如厂次进贡干姜达300斤，槟榔为500颗，椒为1石，人参为30两，荔枝为4斗，麝香20颗，犀角20斤，餃鱼皮100张，盐45万石。这些具体数字和计量单位是其它史料未曾见到的，对了解唐代贡赋制度和贡品的价值与用途极为重要。
（二）土产药材的生产地十分具体。如记载兴州长举县西北53里处的按溪山出朱砂，百姓采之；鸣水县南三里厨山多木蜜（枳俱），百姓资其利，把这两种药材的出产处和经济价值说得如此详尽，相当于指岀了新种的模式产地。
（三） 形态描述不亚于本草著作。如记载雷州海康县产米豆:“枝叶似柳，花如鸟，豆之一种，数年收实（多年生）”。并引《淮南子》云:“豆之美者，有米豆。”诸家本草未载米豆，由此描及其产地分布，不难考证为豆科植物木豆Cajanus cajan。民以种子可食而栽培，其根入药可治黄疸性肝炎。
（四）医药史料极具参考价值。如河东泽州道巻内记载：内丘县西36里鹊山，扁鹊与虢太子游此山采药。此为考证扁鹊的生平事迹提供宝贵的资料。又如在岭南道廉州卷内记载：“合浦县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春秋两时弥盛，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茅瘴……土人谙则不为病。”这对研究合浦县流行病史和疾病免疫史都是很有价值的和不可多得的资料。总上所述，《元和郡县志》在医药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是考证本草和研究医史必须要参考的古籍，在很多方面是本草专著所不能代替的。
三、《元丰九域志》
《元丰九域志》为北宋时期地理总志，首列四京，次二十三路，分记府、州、军、监之道里、户口、出川、领地和土贡等项，府州土贡一项备载额数，是资考核。初步统计出87种药材，每种均载有逬贡数量，绝大多数以斤两为单位，仅木药子和枣以“颗”为单位，羚羊角以“对”为单位，犀角以“株”为单位。《宋史·地理志》所列贡物均不注数量和次数，来路仅写到府级（此志写到县级）。值得一提的是，《元和郡县志》和《元丰九域志》均载剑州普安县为唯一贡巴戟天之处，也就是说至少有400年的时间，那里是巴戟天的正宗产地，比本草专著更具体地指岀了原产地，通过原产地调查和采集标本,应不难查明其原植物，澄清当今关于历史上巴戟天的疑案和纷争。此外，从地名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些药物产地，如酸枣县、黄连岭、石燕山等也会加深我们对药物发现、使用历史的认识。
四、《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为官修最庞大的地理总志，始于康熙25年（1686）,1743年初版为342卷,1760年第二次编修为500卷,1842年第三次编修为560卷。土产和贡品部分的内容由于疆域广阔，且包括俄罗斯、日本和安南等地外国特产而空前丰富，仅药材一项就增至547种, 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内偏远地区的民间药和民族药。清代的本草学家赵学敏穷收博采，查阅诸多方志、游记、笔记、诗文集等，终于拾岀几百种《纲目》之所遗，今以赵氏从《诸葛亮集》（李时珍未参此书）中发现有“彝人以芸香草解军土哑泉之毒”而新增此种现时很知名、很常用的草药为例，充分说明从文献硏究中发掘新药有时是一条便捷之路，亦即从民族药物学 （Erhnopharmacology）的角度去继承整理。赵氏成就为学术界一直推崇，但与中央集权下官修《大清一统志》相比，有近80种属于赵氏所“遗”，其中肯定有不乏芸香草一类好药,有待我们根据该志提供的线索去查明和验证。从道地药材方面来考察，白芍、丹皮、当归、白芷、川芎、大黄、艾叶、枳壳、花椒、五加皮、石斛、天南星等的优质产地均有记述，是研究道地药材延续与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与《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一样,不见于李时珍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的另一本重要古籍是宋《全芳备祖》，收载430余种植物,绝大多数是芳香植物，也有像余甘子一类药、食两用植物，每种分“事实祖”、“纪要”、“杂著”、“赋咏祖”等项编辑，前两项往往引用不少方志资料，如在余甘子条下引《云南记》云：“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色微黄，味酸苦，核有五棱。”《纲目》及以前本草中未见滇西泸水县有此种植物分布记录和性状描述，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全芳备祖》原版保存在日本,1980年才影印出版，可能在李时珍时代就在国内失传,故未被引用。历代古籍中相当一部分在国内外新发现其珍本而重见于世,考证本草或发扬古药均须参考和再发掘。中华书局出版了《宋元地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全国性修志工作也已开展，部分县志刊行，如《桃源县志》专立药业卷,载入药材产量、价格等资料。青海省民委整理出版了《青海地方志五种》，收载了 1154-1919年间青海乐都、湟源、大通等县志，物产一项有许多特产药材，如珍贵药材麝香在清末的收购数量和药价均有记载，对研究麝香的分布和麝香原动物濒危过程很有参考价值。
另附
- 《部分史籍方志收载药物一览表》
- 《二十六史进贡药材统计》
- 《二十六史进贡10次以上的药物名单》
- 《元和郡县志》载进贡药材统计
- 《元丰九域志》载进贡药材统计
- 《大清一统志》载药品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