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八大山人传世花鸟作品赏析（5）

清 八大山人 荷花芦雁图 纸本水墨 中鼎国际2013秋拍成交价552万元

朱耷为清初四僧之首，此幅《荷花芦雁图》，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卓尔的表现力，巨大的尺幅，撼人心魄，格外抢夺人们的眼球。此画本是国内著名老收藏家的旧藏，文革间，曾经被查抄为文物局所藏，现保存的文物局签条上印有当年的鉴定意见“佳”字印戳。

这幅《荷花芦雁图》，纸本水墨立轴，尺寸为164×88cm，约13平尺。画面是数株傲立的荷杆，荷叶肆意张扬，怒放着两朵荷花点缀其间。两只戏水的芦雁徜徉在画面的上方，看似雌雄相伴，却没有一丝世俗的夫妻情爱，而是表现出朱耷一贯的孤傲心态，抒发其晦涩的痛苦情绪：白眼向青天。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其于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结合其生平事迹，再观察画家艺术表现技法的纯熟度，我们大致可推证出《荷花芦雁图》是朱耷中年之后的成熟期作品。对照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两幅朱耷名作《芙蓉芦雁图》、《芦雁图》，我们可以看出画家在艺术表现芦雁的笔墨中，具有极为惊人的一致性，可判定为同一时期的作品。而上海博物馆的《芙蓉芦雁图》、《芦雁图》，其尺寸分别约为14.8平尺和9.6平尺，此幅《荷花芦雁图》约为13平尺，间于两者之间。朱耷的存世作品很多，为我们研究其作品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但绝大多数均已庋藏于世界各大公私博物馆中，而从民间收藏的角度看，此幅《荷花芦雁图》实在是罕见的艺术珍品矣。

清 八大山人 花鸟四屏水墨绫本成交价1320万元

《花鸟四屏》除一幅为山水外，其余分别为松石、荷石双鸟、竹石双鸟。画面上的石头造型简洁奇特，负势偃蹇，由于多为头重脚轻的倒三角形，画面因之呈现出强烈的不稳定状态：松石一幅，顽石从右下角冲进画面，将倾未倾之时，被左侧的乔松巧妙的托住，化险为夷。能于险中求稳，是为大家手段；荷石双鸟中，斜挂疏荷下，略有变形的小鸟站在两尊倒立的石块上，一低眉缩首，一怒目向天。怵惕觳觫，互相依存；另外一幅作品中，一组乱石从天而降，将处于画面下方的鸟儿挤在中间，营造出沉重而压抑的视觉感受。画中虽有两只小鸟，但它们彼此之间似乎并未形成顾盼的关系。它们各自蜷伏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白眼向天，敢怒而不敢言，或许这是画家对自己当时处境的一种隐喻吧！

从这件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察觉八大怪诞、冷漠、高傲、孤独的个性特征。画中的水鸟翻着白眼，缩脖独立于小头朝下的怪石之上。造型极为夸张，眼珠顶着眼圈，狐疑而警觉，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在构图、笔墨上简洁概括。用笔挺劲刻削，嘴、眼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栖一足，悬一足，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它们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可以说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的写照，即“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

松树的造型也极其概括简洁，松针只以疏落的墨笔写出，可谓惜墨如今，但给人的感觉确实劲挺有力；荷叶则用泼墨法染成，笔情酣畅恣纵，不拘成法。苍劲圆润，逸气横生。枝梗笔笔中锋，挺拔圆润，与山石的用笔形成鲜明的对照。画面境界空灵冷逸、荒寒萧索。

八大曾在题黄公望山水诗中写道：“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他的山水画石有所寄托的，往往通过山水形象的描绘表现出深沉的民族意识。他的这幅山水也是如此：枯枝败叶，荒山怪石，完全是他心中的残山剩水，一派地老天荒的精神世界。八大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在艺术的表现上确实做到了既不同于前人，又为时人所不及的境界。

画面采用平远与深远相结合的构图，描绘秋山之荒寒。山石用披麻皴法，枝干的勾勒也如同他的花鸟画一样“纯用减笔”，造型简洁到极至。八大山水注重景物的整体气氛而不拘细节，树木的造型只追究笔势和笔力而不拘形似。笔墨酣畅，内蕴胸逸，心手贯通，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抽象的形式美。（高鹏）

清 八大山人 游鱼 立轴 水墨纸本 成交价1610万元

鱼是中国画经常表现的对象。一般画家绘水中银鳞，多喜刻画其自由自在的游姿，与庄子所谓“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的想法有点相近。应酬画中，则往往取“鱼”与“余”的谐音，来表达一种祝愿，如“年年有余”、“富贵有余”之类。八大山人（1626—1705）笔下的游鱼，也有多种，有些并不特别。如现藏苏州灵岩山寺的一幅《鹌鹑游鱼图》，着意表现的是鹌鹑的孤傲冷峻，两条甩尾逐食的鱼只是作为陪衬罢了。

此幅《游鱼》，则以鱼为惟一描写对象。山人成就最着、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水墨写意花鸟。特点是以极简省的笔墨，写一二叶芭蕉，或一枝枯荷，一截古松，意境荒凉凄寂；画鸟则多为栖身独木、怪石之八哥类孤禽，造型夸张，表情冷峻，或独足而立，或白眼向人。凡此均为画家精神状态的写照。透过怪诞、阴冷的画面，表现的是深沉的亡国之痛，是对新统治者、新秩序的仇恨和蔑视。上述特点，同样强烈地体现在此图及其题诗中，只是表达方式极其隐晦，笔者经过再三琢磨，才恍然明白。

空阔的画面上，没有任何陪衬、任何背景，只有孤零零的一条鱼。没有水纹，但从它突出的背鳍、高耸的尾鳍、摆动的鱼身，可以看出它正在前行。姿态决不优游自在，决不会引发“鱼乐”的联想。而最令观者心为之震的是鱼的一只眼睛。生活中鱼眼本无表情，而画中之鱼，不仅目光烱烱，而且神情复杂。那眼神中透露的，既有对前方的关注，又有对周遭的警惕、蔑视，还似乎含有一点热切、一点希冀。那么，画家究竟想表述什么呢？奥秘全在题诗中。

画幅左上部有八大山人自题七绝一首。第一字湮没不清，从仅剩的一笔猜测，应是“到”字。全诗如下——

到此偏怜憔悴人，缘何花下两三旬？

定昆明在鱼儿放，木芍药开金马春。

剖析此诗的关钥，全在第三句。从字面理解，“定昆明”即定昆池。据野史记载，唐中宗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曾请求将长安县西南的昆明池赐给她作为私沼，中宗不允，于是她发民夫自凿定昆池，方49里直达南山。“定”字含有抗衡的意思，即认为该池之奢华壮丽，堪将昆明池比下去。不过，“定昆池”在昔人诗中一般不称为“定昆明”或“定昆明池”，如杜甫的“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清吴伟业的“春风好景定昆池”（《补禊》）都是用的池的原名。现在画家将该池称为“定昆明”，从用典来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关键是，一字之改，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明朝点了出来。本来，安乐公主与定昆池同他毫不相干，定昆池也从无鱼儿放生的记载，惟有“定昆明”中这个“明”字才是他一生的伤痛、永远的追怀！另须解释的是，“木芍药”即牡丹；而“金马”指汉代宫门金马门，系学士待诏之处，后世常用以代指朝廷，并用作咏士人入仕的典故。

弄清了相关典故和画家的用心，诗就不难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从画中鱼的角度、以鱼的口吻抒发了一种不可明言的难以实现的梦想，译成白话就是：当我游到这里，偏偏怜惜这形容憔悴的人，你为何要在花树下苦苦守候两三旬之久？如果明朝还在，我辈就都有了生路；那时牡丹花开，学士们的春天就降临了啊！

诗后未书康熙年号，仅写“甲戌之八月廿六日画并题”。按甲戌为1694年。这也说明，虽然清兵入关已经50年，画家已是68岁高龄，但他那怀明仇清之心并无丝毫改变。（俞汝捷）

清 八大山人 群雁鸣集图 水墨纸本 嘉德2010秋拍 估价4500万元

八大山人晚年好作芦雁，不知是求索的需要，还是宿命的暗示，不管是飞鸣倦宿，都栖止于断崖危石之间，自动而静，意境虽不免苍寒，而格局阔大、气势雄远。此幅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秋中，已是其最晚作了。笔墨苍劲中有雄直生拙之趣，所谓返朴归真，不求好而自好，境界更趋上乘。

此图为王方宇先生旧藏，王先生为近世研究八大山人之权威，所收八大画作极多且极精。此图为其有年款中之最晚者，且幅式巨大，精气神俱备，是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