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苏州河3

2016年1月16日，骑行邮政博物馆，往返51公里，配合十年前的文章。

离开下海庙我们又转回苏州河边，我们要去看桥。

苏州河在上海全长53公里，河段上的29处现有31座桥，俨然一座天然的桥梁博物馆。最早的“桥”是浮桥，1735年的雍正年间，苏州河上就有了一座浮桥，位置就在今天的新闸路桥，当时是“两岸各筑石磴，中架浮桥，船过拽之。”行人车马往来不便，除此之外苏州河上再没有其他的桥，要过河都靠摆渡。从那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苏州河上的桥逐渐增加到如今的29处，几乎每一条大路相应地有一座桥。我们今天已经见过了外白渡桥和吴淞路闸桥，接下来的是乍浦路桥和四川路桥。

苏州河北岸是北苏州河，不宽但原先是畅通无阻的，现在到处在施工，从外白渡桥开始一直到新闸路桥，全都断掉了，去任何一条桥都需要从外面拐过去，好处是可以随便停车，倒也方便了我们。（2018年6月9日去的时候，苏河全部打通了，直到政法大学）

我们停的第一站是四川路桥北面的上海市邮政总局楼下，下了车走上四川路桥，向东看去便是秀气的乍浦路桥。

按网上的资料介绍，如果溯流而上，苏州河上的桥梁可分为三大段：东段从外白渡桥到西藏路桥，大都已是百年身，始建于二十世纪初。这一段处于原先的租界范围，所以基本上是欧式风格，像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和西藏路桥，与两岸的建筑风格十分协调。中段从乌镇路桥至长寿路桥，大多是近些年新改建的桥梁，桥梁强调交通功能，桥体外部线条简洁明快。西段从昌化路桥至中山西路3号桥，大多为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里所建。这些桥普遍面目呆滞、身躯笨重。这是因为受限于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因素，所以桥型结构较为简单，造价也相对低廉。

上海开埠后，传教士文惠廉曾经在苏州河上建起一座浮桥。1873年工部局将浮桥改建为木桥，称为“里摆（白）渡桥”、“二摆渡桥”或“二白渡桥”。这应该是和修建第二代的外白渡桥同一年。1927年又改建为长72米、宽17.7米的三孔钢筋混凝土桥，载重量10吨， 就是眼前的这座乍浦路桥。

说到乍浦路，我只知道著名的乍浦路美食街，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早有耳闻。那还是很多年前在南通的时候，我有一个姓陈的朋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南通开了一家东方夜总会，在当时南通最高的建筑新海通大厦楼下，虹桥医院的斜对面。其实那就是一个饭店，吃吃饭而已，但这个名称吓坏了工商局的那帮老爷们，夜总会！那是个什么玩意？那可是只有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东西，怎么可以开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真的，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十年了，南通人的观念依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我那朋友一趟一趟地跑工商局、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就是要用这个名字，不然改一个名字也就得了。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

饭店开张后，果不其然生意火得不得了，猎奇的南通人就冲着这个神奇的名称都拥到了这儿，估计大部分的顾客都是想看看夜总会究竟有些什么，所以也不能只怪工商局的那些大爷们。最后大家终于确定这个夜总会就是一家饭店，新鲜劲过去了，生意就慢慢淡了下来，不过那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我那朋友算是半个怪才，钱赚足了之后把饭店盘给了另一个人，自己潜心去研究他喜欢的明清小说去了。

后来他跟我谈起那些往事的时候感慨良多，感慨南通人的观念远远落后于广东人和上海人，顺便提到了乍浦路美食街，那整条街的饭店保证了几乎所有经营者的长盛不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规模经营和扎堆效应这两个新名词，当然今天这些都不新鲜了，哪里都不少见。其他的不说，像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我们海门三星叠石桥的床上用品市场，都处在不怎么起眼的小地方，但因为汇集了那个行业里几乎所有的东西，在全世界都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把眼光从乍浦路桥收回来，看看脚下的四川路桥。按百度搜索中四川北路词条的解释，清光绪三年（1877年）租借当局自里摆渡桥（今四川路桥）北堍筑路至天潼路，习称里摆渡桥北。那么四川路桥才是里摆渡桥，而不是乍浦路桥。不过我觉得如果按地理位置来看，说乍浦路桥是里摆渡桥比较合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考证一下。

四川路桥也是一座三孔钢筋混凝土桥，跟乍浦路桥很像，但桥的跨度要长很多，桥上也多了两根柱子，柱子上绑满了电线，锈迹斑斑，要是没有这些电线该有多好。

四川路桥的北岸是四川北路，路西是上海市邮政总局，邮政总局于1924年建成，造价为360余万元，设计者为新怡和洋行的英国建筑师思金生。大楼建筑面积25294平方米，总高51.16米（连钟塔，不包括旗杆）。其外观为英国古典主义风格，主立面有上下贯通三层的科林斯式立柱。大楼转角处有钟楼，上面又有塔楼，为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式。最引人注意的是钟楼两旁基座上的两组雕塑，一组是3人，手持火车头、轮船铁锚和通信电缆的模型；另一组也是3人，居中者为希腊神话中的商神朱庇特，左右为爱神，象征邮政为人们沟通情愫。旁边有介绍说邮政大楼的地下有几百个水仓，用来控制建筑的沉降，挺神奇的。二楼的营业大厅，曾有“远东第一大厅”之称，这座大楼建成后，曾是远东第一流的邮政建筑。

2006年元旦，位于邮政总局里面的上海邮政博物馆开馆。选择2006年开馆，我估计是为了纪念中国邮政110周年，110年前的1896年3月20日这一天，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标志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随后邮票就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第一套邮票要比大清邮政官局出现的早很多，那就是著名的大龙邮票，1878年7月发行，那时候清政府的邮政机构还隶属于海关，而海关并不是中国人在管理，是由英国人管理。大清邮政官局的开办也算是把邮政权利收了回来，而邮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

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国掀起过一轮集邮热，热得让拍电影的也赶来凑了一把热闹，拍了一部反映集邮的电影，名字我忘了，主演是郭凯敏和陈燕华，讲的是一个小混混，因为迷上了集邮，智力指数大涨，在参加一场智力竞赛的时候大获其胜，最后抱得美人归。在我看来，大部分的邮票都可以称得上精美绝伦，特别是新中国的邮票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我没有养成集邮的好习惯，那需要持之以恒的热情与坚持。

不过今天像我这样还坚持给儿子写信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记得那次在达拉斯，同事杨溢听说我还在写信，而且要从邮局寄回去，那惊讶的表情：“现在谁还写信呀？！”幸好我还不是民国初年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是啊，时代在进步，生活的方式也在进步，以前一些即便是好的习惯也会慢慢消失，集绘画、美术、雕刻、印刷、甚至是文化思想之大成的邮票不知道哪天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到那时候想要看邮票大概也只能去博物馆了。

邮政博物馆里陈列了一幅1908年的大清邮政舆图，我的老家海门县（市）当时叫海门厅，归属江南的松江府。当时海门在经历明朝的大规模坍塌后，重新涨回长江北岸，崇明岛的陈氏家族率先前往垦殖，在取得成效后，与迁移到通东地区的原住民发生争执，双方为了争夺土地，不断械斗。清政府特在此设立海门厅，直隶江苏布政使，由松江府托管。

舆图上可以看出，1908年时，四甲、包场、余东不属海门厅管辖，而现在海门市辖下；启东当时还是一个半岛，吕四和海门之间是一个海湾，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将完全涨起来，到抗战时期，陶勇将军领导的新四军一师三旅奋战的苏中军区四分区，也叫通如海启，启东是和通州、如东、海门一个级别的县了。

展品中有一份民国二十九年邮局的招工考试卷，估计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也不一定能答得好，那几乎是无所不含，类似今天美国的SAT考试。

某位考生的作文《言必行行必果》，可能是上海邮区的国文考题《知行合一说》，这是一篇高分卷，评语只是“文顺”。

下面是一份民国十二年（1923年）招考简章，一旦考试录取，月薪为67.5圆现银，之后可以一直加薪到450圆，一定是高薪了，所以对投考者的要求很高，必须是20-27岁受过高尚教育者，懂中英文。朱学范，民革中央主席，1949年后的首任邮电部长，参加了1924年的考试，被录取，当时他虚龄20岁，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之后一路顺风顺水，感觉比以前考中举人还要风光和有前途，邮政博物馆里有很大篇幅介绍这位先生。

邮政总局下面这条南北向的大路就是四川北路，曾经的上海三大商业中心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南京东路和淮海路。我上学的时候上海本地的同学经常会告诉我们这三个商业中心的区别：南京东路是给外地人买东西的。那个年代外地人来上海一趟不容易，上海货又是款式和质量的代名词，哪一个不是大包小包地抢购足了才回家。那时候南京东路还不是步行街，还是一条行车的主干道，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看到这条街你可以很好理解这句话了：“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而在中百一店里还不止这样，今天上下班高峰时段地铁一号线里的那个情景，基本上就是当年中百一店的盛况。上海人大概是不常去南京东路的，他们买东西去的是四川北路和淮海路，区别是穷人去四川北路，富人只去淮海路。我们是穷学生，当然只会去四川北路，而且说实话上学四年，淮海路具体在哪里，当时很多同学跟我一样也是不太清楚的。

这种情况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结束，四川北路历经英租界、日租界、日军占领这些时期，藏污纳垢之下也就难免鱼龙混杂。这条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是上海著名的粤菜一条街，但四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四川北路走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竟然没找到一家像样的饭店，让儿子饿得够呛，不知道儿子还记不记得。

四川北路的那一头靠近虹口公园，现在已经改名为鲁迅公园，以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自1927年移居上海之后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在上海生活了整整九年，这九年里他主要就居住在虹口这一带。鲁迅先生逝世后先是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先生的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我估计是1986年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虹口公园改名为鲁迅公园。

虹口公园一带以前是日本人的租界，当年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在这儿，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跟四川北路有很大关系。“一·二八”抗战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合称为淞沪抗战。去年我们去车墩的一个影视基地，正好碰到一个摄制组在那儿拍摄电视剧，剧名是《淞沪抗战》，反映的就是那一段历史。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即杨树浦）的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死一伤。其实这个事件是由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策划的，三友实业社那些热血的爱国青年（现在有一种叫法是愤青）上了这个女人的当，日方趁机把事件闹大，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四川北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可以想象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嚣张与狂妄。

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声称保护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十九路军主要由广东籍的士兵组成，所以也被称为粤军，大部分士兵都参加过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在北伐之前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十九路军的核心成员在广州受过苏联共产党所派顾问的训练。据说十九路军也不像别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那样强迫老百姓当兵，他们的士兵都是自愿应募的，自己有一套左翼民族主义的制度、政治信条和风纪。其官兵在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时一致表示愤慨，但他们是模范军人，并开始服从撤出上海的命令。可是当日本人向他们进攻的时候，立即调转头来实行自卫。

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四川北路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自从甲午战争清军被日军打败之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已经不怎么敢抵抗日军的进攻了，几个月前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少帅的三十万大军在三万日军的进攻下放弃抵抗，放弃了整个东北。那十九路军为什么敢于抵抗呢？他们的前线总指挥蔡廷锴将军是这么说的：“日本人有现代化战争的一切手段，他们有坦克、装甲车、重炮和东方最好的舰队。我们除了步枪和机枪，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在这里进行抵抗，是要建立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民族在外来的侵犯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时，有权保卫自己。我的士兵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打起仗来，斗志昂扬。”蔡将军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部队跟日军的差距，但为了那个原则，他和他的士兵们拼死抵抗。

那个时候日军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差多少呢？对于这些六、七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都已经很模糊了。

十几年前我曾认识过一位老人，是个山东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他随着百万大军下江南，到松江后停了下来，之后成了新中国第一任的松江县委书记，那时候松江还归江苏省领导，后来老人累官至江苏省副省长之位退休。退休后老人还在江苏省的老龄工作委员会兼职，七十多岁了还是整天忙忙碌碌。

有一个晚上我们难得围坐在一起吃饭，老人突然来了兴致，我们遵他夫人的嘱咐，乘机请他讲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到抗战的时候，我记的老人是怎么说的：“日本人厉害，不像那个伪军，我们一喊话他们就不敢动了……日本人他有那个武士道，那个武士道厉害啊……有一次我们几个区的武工队全来了，归我指挥，去摸掉日本人的一个据点，我那时候比你们现在都要年轻几岁……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们刚集结好，从据点里来了一个女的老乡……”然后老人伸出筷子到碗里夹了一个饺子，放到嘴边刺溜一声吃了进去，慢慢地嚼着，却再也没有讲下去。

老人小时候读过书，所以不到二十岁就可以指挥全县甚至更大范围的武工队，估计不下一百人，而日军一个据点撑死也就一个班，十二个人，以老人的年纪推测，这场战斗应当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驻华日军的战斗力跟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这场战斗武工队最后取得了胜利，要不老人也不会拿出来跟我们讲，说不定这还是老人一生中指挥的唯一的一次战斗，老人没有讲完，我猜想当时的损失不小，让老人突然之间沉默了。一百多人趁夜偷袭十来个人，这是战争末期双方战斗力的比较。在战争的初期，日军的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往往能追着国民党军一整个师的部队打。有了这样的对比，对于十九路军我们怎能不生出敬意呢？

狂妄的日军没想到会遭到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至少在战斗刚开始的时候举步维艰，于是战火迅速从四川北路沿线蔓延开来。十九路军的精彩表现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撒豆成兵”的故事，据说在一座大楼的前面，十九路军在两侧埋伏下一支大刀队，等大批日军冲上来的时候，在正面防守的将士突然撒出大量的黄豆，日军都穿着皮鞋，踩到黄豆上站都站不稳，这时候埋伏在两侧的大刀队同时杀出，像切菜瓜一样把日军全部砍死，十九路军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一支杂牌军，没什么好的装备，来自南方的士兵们大部分穿的是草鞋，不怕滑。这个战术节省子弹、效果又好，大刀砍人也让不可一世的日军吓得魂飞丧胆。日军先后留下了几百具尸体，无法突破这儿的防线。

15年后的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有一位叫陈明仁的国民党将军又采用这个战术来对付林彪的东北野战军。那是解放军进攻四平，战况空前惨烈，经过十多天的激战，四平城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攻占，陈明仁的司令部前面有一座天桥，当解放军进攻这座天桥的时候，陈明仁下令把大量的黄豆倾倒下来，冲锋的解放军战士纷纷滑倒，无法行动，这时陈明仁安置在四周的明碉暗堡同时开火，解放军损失惨重，无法攻下天桥。之后两天，从沈阳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终于突破解放军在四平外围设置的层层阻援防线，迫近四平城区，解放军被迫放弃进攻，匆忙撤退。这次四平之战，双方死伤将近十万，作为进攻方的解放军自然损失更为惨重，常胜将军林彪几乎遭遇滑铁卢。

但是，战争并不取决于某些局部地区的战斗，日军在一开始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部署，大量增兵，一二八抗战的战局迅速朝着有利于日军的方向发展，除了实力上的差距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敢真的和日本人全面开战。

要注意到一二八抗战刚爆发的时候，主持国民政府的不是蒋介石，他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辞职，又在一二八事变后复出，后来我党指责蒋介石为卖国贼，这是不公平的。国民党里面是出了一狗票的亲日派，但蒋介石肯定不会是其中之一。就像当年鲁肃对孙权说的那样：“我们这些当属下的人都可以投降曹操，还可以继续当我们的官，但主公你绝对不能投降，你投降了怎么办？难道向曹操叩头称臣？”

蒋介石复出后，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洛阳，表示决不屈服（年底才迁回南京）。2月16日，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江作为预备队。十九路军是杂牌部队，第五军和第十八军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其中的税警团是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配备有坦克，是蒋介石大舅子宋子文的心肝宝贝，所以我们不能说蒋介石不想打好这一战，至少在兵力的使用上，我们不能指望蒋介石能做得更好。问题是第五军这样的精锐部队却交给了张治中，张将军的军事才能显然比他的嘴巴和人缘差得太多了，精锐的第五军在一二八抗战中的表现比杂牌的十九路军要差很多。后来人们说到一二八抗战只会提起十九路军，而提起第五军我们只会想起七年后的昆仑关战役，那时候军长早已换成了抗战名将杜聿明。

3月2日，增援的日军在太仓浏河一线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中国军队被迫全面从前线后撤。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退守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可能是吴淞江边），交战区被划为非武装地区，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不能驻扎上海市区，除了这一点我看不出有多少丧权辱国的内容。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本人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韩国籍的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指挥一二八抗战的日方主帅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一二八抗战的事实是：尽管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官兵奋勇作战，尽管有大量中国老百姓的支持，但由于国民政府在决策上的犹豫和整体上的劣势，由于某些前线指挥官的无能，一二八抗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收场，其中十九路军伤亡过半，由战前的四万五千人急剧减员为战后的两万余人，第五军的伤亡情况不详，应当与此类似，第十八军没有赶上作战，日军的伤亡为一万余人（日方的统计要少得多，大概一半）。这确实是一场惨败，但是这样的惨败丝毫无损于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广大官兵的英勇和他们的爱国之心，中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一二八抗战后，元气大伤的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去围剿中央红军，和其他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十九路军在红军面前尽管也没讨得了好，但也没吃太大的亏，像后来的陕北，西安事变前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一样，双方在交战几次后，很默契地停战了。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以抗战的名义反抗蒋介石，蒋介石以大军镇压。十九路军没有得到其他势力包括红军的支持，内部也有反对意见。最后十九路军主力很快被中央军击破，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长蔡廷锴将军自此脱离军界，1949年后，蔡廷锴将军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和朱学范做了同事。

走下四川路桥，我在想，桥上那两根锈迹斑斑的柱子何不改成一二八抗战纪念柱，广州就建有十九路军抗战将士纪念碑，以纪念他们英勇的子弟兵，而在他们浴血奋战的上海却没有，要知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两万多条年轻的生命。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本民族和本国的英雄，将会决定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蒋介石在这上面栽过跟斗，那么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