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出版】张元济的出版精神探析
优先出版
题目丨张元济的出版精神探析
来源丨出版与印刷
作者丨彭秋龙 1） 秦思慧 2）
DOI丨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28
摘要丨张元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奠基人，他以旧式学人特有的出版精神，带领商务印书馆取得了诸多成就，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章阐述了出版精神的内涵，分析了张元济出版精神的表现，提出了张元济出版精神的现实意义，以期为新时代编辑人员培育出版精神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丨张元济；出版精神；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一、引言
张元济于1892 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898 年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1899 年经李鸿章介绍，进入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1901 年入股商务印书馆；1902 年应夏瑞芳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此后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等职。自20 世纪80 年代起，关于张元济的研究日益增多。一是张元济书信、日记和诗文等资料的出版，如《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编，1981）和《张元济日记》（张人凤，1981）。二是有关张元济评传的出版，如《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汪家熔，1985）和《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吴方，1994）。三是研究张元济思想的论文发表，如王蕾（1997）研究了张元济的出版人才思想，李艳（2002）分析了张元济的编辑思想，赵玲（2005）探讨了张元济的藏书思想，成果娜（2014）研究了张元济的出版思想。《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王绍曾，1984）一书是较早基于出版角度评析张元济的著述。商务印书馆于2007 年出版的《张元济全集》（共10 卷），是迄今研究张元济内容较全面、史料价值较高的著作。本文对张元济所表现出来的出版精神进行探析。
二、出版精神的内涵及意义
（一）出版精神的内涵
聂震宁（2006）提出：“出版精神的内涵应当很丰富，包括文化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商业精神、学习精神、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等。”[1] 笔者认为，出版精神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或情怀，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新时代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精神体现为出版人在历史与现实中坚守初心，在机遇与挑战中担当使命，在自身与楷模中寻找差距，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统一。本文基于张元济的书信和日记等相关史料研究，认为张元济的出版精神体现为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和商业精神等。
（二）出版精神的意义
本文探讨张元济的出版精神，不仅是为了缅怀张元济，更希望通过总结其经验，与业界同仁共同继续其未竟的事业。目前，在科技进步与创新驱动推动下，出版行业发生了深刻变革，而培育出版精神对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出版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坚守初心，还可以鼓励出版人顺势而为，为新时代出版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三、张元济出版精神的表现
（一）爱国精神
1. 救亡图存
晚清末年，国家危亡。有识之士通过各种途径，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张元济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在不断探索救国的出路。19 世纪末，为了挽救时局，张元济参与了维新变法。张元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道：“弟尝言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也。”[2]131898年，张元济在被光绪帝召见时，向光绪帝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建议，其中包括招揽贤才。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开始投身于教育和出版事业，希望从传播新思想入手，实现“开启民智”的目标。
严复译书的目的是启世救国，这与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理念不谋而合。张元济在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工作时，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论》和《法意》等书。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传播新思想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1937 年5 月，张元济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出版。同年，张元济在致邹韬奋的信中说道：“元济近数月来有感于诸君子人格之高尚，因就古史中选出数人，依本传文字译成白话，稍加论断，名曰《中华民族的人格》。”[3] 该书在激励国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它鼓舞了民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2. 传承文化
（1）创建图书馆
1904 年，张元济筹建了图书资料室。1909 年，图书资料室正式定名“涵芬楼”。1921 年，张元济提出设立公共图书馆。1921年张元济在致朱希祖的信中提到：“建设图书馆，弟久有此意，责以提倡，弟何敢承，但愿先以一人之力从事收罗，俟机会到来，再以公之于众。”[2]125可见，张元济创建资料室和图书馆的愿望由来已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有鉴于皕宋楼书的流失，张元济认识到如果不对古籍加以保护，古籍终将会消亡。第二，张元济初到商务印书馆，在改稿时想查阅资料，却苦于找不到相关书籍。因此，张元济希望通过建立图书资料室和图书馆来方便同仁查阅资料。第三，张元济希望通过开放图书馆来实现“开启民智”的目标。
（2）收藏与流通古籍
为了收藏与流通古籍，张元济“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颇为费心。以从藏家处借书和购书为例，张元济多次在书信中述及“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1906 年，陆氏皕宋楼书拟出售。张元济闻讯后，愿出8 万元收购皕宋楼书，而陆氏要求10 万元。最终陆氏以11.8 万元售与日本财阀岩崎氏。张元济在致缪荃孙的信中写道：“丙午（1906）年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入，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追思，为之心痛。”[2]1 1908 年，缪荃孙在端方的支持下，将丁氏藏书购入江南图书馆。张元济曾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诙谐地说道：“倘果有人持变价之说，则元济甚欲得之，但不可拍卖，恐日本人来出重价。”[2]3此话虽为戏语，但由此可见张元济保护古籍的诚心。瞿凤起在《铁琴铜剑楼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讲述了“张菊生先生商印铁琴铜剑楼瞿氏藏书事”。该文提到，受时局动荡影响，古籍越来越少，学子都感到古书难得。张元济提出影印古籍，以方便天下学子求学，这一主张得到了瞿氏的响应和支持。张元济曾在钩考诸家书目时，发现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藏书十分丰富。1927 年，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说道：“昨得王君九兄来信，谓海源阁有宋元本二十六种，捆载到津出售，并抄来清单一纸。”[2]119
张元济流通古籍有三个目的：一为抢救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二为解决学者求书的困难，满足学者的阅读需要；三为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4]为了避免古籍的流失，张元济多方寻求帮助。他在致缪荃孙的信中写道：“三希堂帖有日本人愿买，敝处却欲留之。拟请老前辈转商，可否稍贬其值，让归敝处。”[2]4 此外，张元济还特别重视志书的收藏，他在致朱希祖的信中说道：“承询购求志书方法，弟从事于此已十余年，且有各省分馆以为之助。”[2]130张元济之所以能够主持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丛书，与他长期坚持收藏和流通古籍密切相关。
3. 扶助教育
“昌明教育平生愿, 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的这首诗诠释了其从事出版工作的初心，即“昌明教育”。1896 年，张元济等人创办了通艺学堂，并在《通艺学堂章程》中说明 “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此时学员多为京员及官绅子弟。张元济不仅自己办学，还鼓励友人办学。张元济在致汪康年的书信中写道：“鄙意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2]9“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务急。以公之能力，何不速开一学堂，似收效比诸事为大。”[2]20
1909 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商业补习学校。1915 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了函授学社。两者都是由张元济兼任校长。由此可以发现，张元济的教育思想逐步由“英才教育”转向“大众教育”。1910 年，张元济赴欧美国家考察，除关注技术和设备外，他还专门考察了国外的教育。他在致沈曾桐的信中写道：“元济专考其初级教育之事，乃知仅言兴学，学固不能兴也。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未知何日吾国始能几及。”[2]8
1932 年，张元济在致胡文楷的信中说道：“元济不肖，数十年来，惟思于教育上稍尽职责，虽遭挫折，矢志不渝。”[2]205 商务印书馆不仅出版了与教学直接相关的教科书和教辅书，还出版了工具书、各类丛书和杂志。张元济的出版活动是其扶助教育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7 年，南开大学遭日军炸毁后，张元济在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信中说道：“暴日无道，辱我平津。贵校竟遭殃及，先生四十年之经营毁于一旦，为之悲愤。然敌人所可毁我者有形之南开，而无形之南开已涌现庄严，可立而待。”[2]161 张元济的悲愤之情既是其爱国精神的另一例证，也是其关心教育事业的直接表现。
（二）创新精神
1. 新人才
在戊戌变法期间，张元济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提出要“定用人之格”，主张裁汰冗余，选拔真才。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事业繁荣期就前瞻性地提出，随着公司事业的发展，人才稀缺，并且不少老员工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如果不能推陈出新，将来败象已经显露。等到面临困境时再想策略，这肯定是来不及的。公司的这种病象虽然不会在今天显现，但病根实际上是源于此时。等到公司病发时，当时这一辈人可能都已经不在公司，其弊端虽然可由后来的人承担，但这算不上爱惜公司。
张元济在致高凤池的信中建议，为公司全局考虑，不能不急于储才。第一，引进人才的途径要广，不能仅局限于相识的人，不管是否相识，关键在于考察其能力如何。第二，薪资待遇不宜薄。第三，要储才必先裁汰冗余，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培养新来有用之人。
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引进外部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内部人才。公司曾多次送职工去进修、出国留学或考察，如商务印书馆曾资助胡愈之去法国留学，再如王云五在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前，要求出国考察。商务印书馆为王云五承担了相应费用，张元济还为王云五写了不少介绍信。
2. 新理念
（1）发行
张元济在北京代发《时务报》，提出该报出售由于分散各处，时间上先后不齐，且不是由专人办理，如果任其涣散，将来必然会导致该报销量日益减少。他提议找两三间屋，专门聘用人员负责售报事宜，“名为时务报分馆而附以各报，即以所提二成经费作为开销，弟等随时督察”。张元济的这一建议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发行的雏形。
（2）圆桌会议
1903 年，为编辑《最新国文教科书》,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百俞等经常坐成一桌，“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5]57 “且每成一课，必经各人批判，至无异议始止”[5]58。可以说，圆桌会议与选题论证会非常相似。
（3）版税
1903 年，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与严复就译书《社会通诠》签订了我国第一份版税合同。双方约定：此后该书发售，稿主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此外，张元济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也提到“版税照定价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张元济在当时已经多次采用版税付酬方式。
3. 新技术
1903 年年末，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一家大出版公司金港堂正式开始合作。金港堂不仅提供了编辑教科书方面的经验，还在改进印刷技术和引进设备方面提供了帮助。先进的印刷技术为商务印书馆在同行竞争中赢得了先机。《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13 年首次使用自动铸字机，1915 年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为了学习新技术，商务印书馆一方面聘用外国技师，另一方面派遣技术人员赴欧美考察印刷事宜。
（三）工匠精神
1. 治学严谨
1897 年，张元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道：“弟意译成一书，必仔细推敲。其稍有疑难之处，必与原译者悉心讨论，务祈明白晓畅，方为有用。”[2]23 翻译者若对自己翻译的读物一知半解，则很难让读者通晓其内容。张元济严谨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张元济严谨的治学态度还体现在《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丛书的编校、影印工作中。
2. 慎考细究
受各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古代统治者的喜恶，许多保存下来的古籍是经过篡改与删减后的版本。因此，对于古籍底本的甄选与校勘显得非常重要。张元济对于古籍底本的甄选非常审慎。他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四处搜求和借阅适合影印的底本，甚至不惜“远弛域外”。他坚持“书贵初刻”，在对版刻时代、版本源流和古籍优劣真伪进行鉴别时慎考细究，择善而从。
3. 重视质量
一是重视内容质量。具体表现为对底本的精挑细选及对文字的精雕细琢。如在编写小学教科书时，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百俞等人采用圆桌会议形式，每编一课，字斟句酌，对某一原则讨论半日或整日才最终做出决定。这种讨论有时会细化到对字或词的辩论，如蒋维乔与高梦旦在编教材时，发生了“釜鼎之争”，最后发现闽语呼“釜”为“鼎”。二是重视印刷质量。张元济对于用纸、墨色、版框尺寸及技术上的问题，颇费心思。为此，他经常与傅增湘、缪荃孙等人通函商讨这些问题。
4. 坚守专注
顾廷龙在《张元济书札跋》中写道：“尝闻人言，先生每日早餐后，即伏案作书，书就即付商务印书馆通讯员汪志清君分发。大病稍痊，仍坐床上支坑作书如常，数十年如一日。龙常往谒，尚亲见之。”[2]278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数十载，始终专注于出版事业。即使他在晚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后，也仍然关心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并且他利用这段时间校勘了很多古籍。纵观近代在出版领域有所成就的出版家，他们大都有一个特点，即坚守专注。张元济能够取得诸多成就，与他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专注是分不开的。
（四）商业精神
1. 科学管理
张元济在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的信中提出，商务印书馆具备较大规模，必须用科学的管理，管理者不能因个人喜怒或恩怨而决定赏罚。张元济认为，要做到科学管理，则必须引进人才。一方面，管理者应提拔公司内部有才能的人；另一方面，管理者应尽力网罗公司外部的人才。在财政方面，张元济认为，“我辈主持全局，在乎权衡之适宜。权衡何在？在审乎此钱之事之当办与否……不当用而不用，人虽以鄙讥，我亦所不惜”。[2]185而对公司有益的事，在公司力所能及范围内，即使花费大，公司也不应该吝惜。1918 年，张元济在致高凤池的信中提出，公司会计制度有不少缺点，应聘用有经验和学识之士对其进行修改。1920 年，张元济聘请杨端六对公司会计制度进行了完善，商务印书馆自此开始采用新式簿记。在组织方面，张元济主张“裁减机关，省去头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采用法治”。[2]189
2. 任人唯贤
张元济反对任人唯亲，这是因为：第一，公司有不少有关系之人，开了先端，其他人会要求援例。第二，公司同人关系较重的人，均在公司任职数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资源，子弟承袭了父兄的余荫，却不知道世事艰难。第三，如果父兄在公司中担任重要职位，旁人会因其父兄面子而不肯言，进而导致公司利益受损。1922 年，鲍咸昌想推荐其子进入印刷所工作。张元济在致鲍咸昌的信中说道：“弟近来主张公司重要职员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养成资格一节，亦无非为公司大局起见。”[2]195 在用人方面, 张元济以身作则，他曾对其子张树年说：“你不能进商务, 我的事业不传代。”[6]
四、张元济出版精神的现实意义
（一）重视创新，开拓思路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创新，指出“创新能力不够强”是当前工作的不足之一。从广义上讲，出版创新应包括出版理论创新、出版实践创新、出版体制与制度创新及其他方面的创新。从狭义上讲，出版创新应包括内容创新、营销创新、方式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机制创新等。从本质上讲，出版创新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内容创新。我国每年数以万计的新书品种，图书同质化现象大量存在。要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内容创新为依托。编辑人员如何依靠作者实现内容创新，是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难题。此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领域。出版人员应开拓思路，适应时代潮流，主动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出版业中的运用。张元济在内容、技术、理念和人才等方面的创新，在当前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出版活动具有文化传播与文化积累的社会功能。编辑人员自觉发扬工匠精神，树立严谨专注的工作态度，既能提升其职业素养，也能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从长远看，只有精品力作才能长传于世。编辑人员要从细节上打磨作品，不断完善每一处细节，做到精益求精。现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长久保持严谨执着的态度不容易。然而，编辑人员只有不忘初心，永存匠心，专注于作品质量的不断提升，才能打造更多的精品力作。
（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圆桌会议具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作用。发挥好圆桌会议的作用，有助于有效提升出版物的质量。以教材编写为例，教材对于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有的教材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及时更新。有的教材是拼凑而成，内容缺乏原创性、实践性、完整性和严谨性。选题论证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集思广益的效果，但此时书稿基本成型，而且由于各种因素，不少参加选题论证会的人并未对书稿有全面、客观的认识，书稿的质量和价值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笔者认为，鉴于教材的重要性，编辑、作者与业内专家等可采用圆桌会议形式，定期开展研讨会，及时解决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切实提高书稿质量。
（四）科学管理，广纳贤才
张元济清楚地认识到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为了商务印书馆的长远发展，张元济数次提出“科学管理，广纳贤才”。在遭遇阻力后，张元济先后两次提出辞职。时至今日，新闻出版业应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出版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加强企业科学管理。鉴于人才是第一资源，出版企业要增强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本领。
参考文献
[1] 聂震宁. 培育出版的精神[J]. 中国编辑，2006(1)：26-30.
[2] 张元济. 张元济书札[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张元济. 张元济全集：第2 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25.
[4] 顾廷龙. 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M]//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
[5] 蒋维乔. 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 年）[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7-58.
[6] 王绍曾.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6.
（作者单位：1）2) 立信会计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