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明国：韶华旧梦

韶 华 旧 梦

安徽  陶明国

序   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至九十年代中后叶,十几年的光景中,我长久地沉浸在对虚拟世界的全神构筑之中。平房卧室朝南的窗户下是一张鸭蛋青色的三抽书桌,桌后一把略显陈旧、时或会发出“吱嘎”之声的暗红色靠背椅，这便构成了我构筑虚拟世界的“作坊”，一篇又一篇的短篇小说，一部又一部的中篇小说，连篇累牍地从这小小的“作坊”里被制作出来。这小小的“作坊”，犹若一个小小的岛礁，被虚拟世界里广阔海洋的一波又一波、一重又一重无尽的浪潮荡涤着、洗礼着。这些小说几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并且是几乎全数地流到了全国各地、各层级的文学期刊上，甚至在国家一流级别的文学刊物《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都有转载。于是我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戴上了作家的桂冠;期间被北京市文联、浙江省文联、安徽省文联邀请参加笔会。在这些个年月里，卧室朝南的那扇窗户，窗下那张鸭蛋青色的书桌，那把会“吱嘎”作响的半旧的暗红色靠背椅，这个制作小说文字的“作坊”，成了我妻子之外的第二位最亲密伴侣。坐在书桌边，时或看看窗外小小院子里的花草和两棵一人多高的橘树，或者举目看看院墙外枝干疏朗的三棵槐树，而心神却在想象的虚拟世界里不知游走到了何方。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是在伏案疾书。一支笔尖很细的钢笔，在陈旧的簿本或并未印格的非正规稿纸上，以极小极潦草的字迹，极快的速度，描摹和记录下这虚拟世界里显现的人物和故事——这，便是我作为一个所谓的作家的干活。然而我本分的职业生涯却是在充当一介教书匠的角色，而并非一个职业作家;所谓作家者，则是纯属业余。写作集中在寒暑假及节假日进行，所以，写作于我，实在是一种闲暇时的紧张奋斗，它与职业的教学工作相互结合，把我那时尚属年轻的生命，揣填得满满当当，不留一丝得空的缝隙。就这样，在没有工夫停下喘息的岁月里，生命的年轮迅速地增加了十几个圈儿，那也正是史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为昌盛繁荣的黄金时段。

　　或则是应了中国流传了千余年的“盛极必衰”的老话吧，新时期文学尽管并没有繁盛得很久，却也便很快显出了颓势。新时期文学的时期宿命及新兴艺术鉴赏方式如电视剧的历史性强势登场，使得文学在艺术鉴赏的疆域里所占的地盘迅速缩小，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也随之一跌再跌，终至寥寥无几，难以为继;致使一些文学期刊为了维持刊号的存在，不得不将刊物的用稿，改为收费发表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各行各业的专业论文，供作者评职称之用;而作为文学刊物，实则已是名存实亡。自然我的小说创作也就走到了尽头。掐指算来，告别小说写作，竟已有近三十年之久了。呜呼!哀哉!

陶明国老师在写作中

　　然而嗜好写作的积习，却终究使我不忍放下手中的这支笔。心里虽则每常有无从写小说的叹息，却总时常思忖着该写点儿什么，留存一点另外的什么文字，以慰钟情写作的生平。当此时，生命时长的纪录仪已经悄然地将指针指向了以七十计数的时间段;年轻时代浓密得让人发愁、在头顶堆积得像一座小山似的的乌发，不经意间已经悄然脱落变得珍稀,竟至空出了头顶上那一块广阔的地域，而只留下童山秃岭以下两侧有限的地方那黑白相间、叹息般的余韵。现如今，我们夫妻已成皓首翁媪，当我们的目光回溯几十年人生时，喜悦与慨叹相伴，笑颜与泪目同在。诸多人生景象，诸多人生色彩，诸多人生歌叹，在记忆的视频里映现。我们是辛劳一生，喜乐一生，歌哭一生;脚踏着这人生交响曲的节拍，一路蜿蜒前行直到如今脚下。早年父母把这个世界交给了我们，然后渐渐地就由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演绎人生的喜乐悲欢，起伏跌宕，目睹了人间的纷繁浮华，体味了人生的真谛至理，现而今，这些都已随时光流淌远去，而只在记忆的海面上时不时地泛映着一些不甚明晰、絮絮缕缕、光色暗淡的岁月影像，若再不加以尽可能详实的整理记录，只恐有被时光氧化销蚀之虞。于是此时，便有另一种强烈的人生感悟在铿然有声地敲击着我们的心扉：老之已至，还不赶快趁着心智尚健，把自己的韶华旧事撰以为文，留给自己珍藏，也留给后人在他们偶尔可能有兴趣的时候随手翻阅，其间所记录的人生影像与感悟,或则对他们会不无裨益吧。于是和老妻一道，携手漫步在几十年人生往事的杨柳岸畔，追溯我俩从相识初恋的美丽直至后来不同人生段落中的同舟共济、奋斗打拼的酸甜苦辣,终至登上事业成功彼岸的一路绮丽风光;还有哺育抚养儿孙的辛劳和幸福。这一轴可以命名为《幸福》的长轴生命画卷，让我们深深地陶醉其间。也于是便有了这部《韶华旧梦》最初的写作动机。但在刚有这个写作动机之始，还不曾为这部以我们自己为主角的长篇散文命名;至后来，大约是某一天某一刻的灵光一闪，忽然就有了这个自认是绝好的篇名。又至后来，虽然已经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构思，并且粗拟了写作提纲，却终因种种琐事和正事的缠身而不得动笔。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是年过七旬又六，耄耋之年，加之老妻一再催促,容不得一拖再拖，须得尽快拿出这部以自己生平为蓝本的长篇散文的初稿了。

　　是为序言。

　　2019年11月29日 于合肥

青年时期的陶明国老师

青 春 之 花

　　1968年,临近大学毕业的那段日子里,虽然还没有一个美丽而心仪的姑娘走进我的感情世界,让我的青春岁月开始绽放美丽的爱情花朵,但对于有一位美丽的姑娘走进我感情世界的希冀,却已经在内心隐秘的世界里,像一丛花骨朵儿一样迅速地生长膨胀,并且因为这种心灵的渴望而在自己的内心不自觉地涌动着一种美好的感觉。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悄悄地告诉我说：“少年郎，你在渴望恋爱!你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啦!”不必害臊，更不必羞耻，一个完全成熟的青年男子内心渴望恋爱，期盼着有一位心仪的姑娘走进他的感情世界，这是青年的人情之常，即使在被有些人视为书呆子的读书人那里，也丝毫不会例外;并且正因为是读书人的心怀，在那儿生发出来的对爱情的向往，或许会比一般人更加美丽多彩。

　　华东师大文史楼前面有一块足有二十来亩面积的大草坪，在冬天以外的所有季节里，草坪上绿草如茵，青草厚绒绒的;即便在冬天，草坪也并不显得那么枯黄。躺在绒毯般的草地上，仰面朝天，蓝天流云的明丽，配着身子下面绒毯般的草地所馈赠的惬意，会让人有一种处身诗意氛围之中的感觉。就在临近毕业的那段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躺在这片厚绒般的草毯上，头枕交叠的双手，怀着一种明朗而带着美丽向往的心境，仰视天空，悄然地做着没有具体对象的恋爱梦。真的，在那段临近毕业离校的日子里，渴望恋爱，成为一种常驻的心态。或许是因为在这座校园里已经生活学习了有五年之久，对于这里的一切已经过于熟悉，在即将告别这座校园之际，竟并不曾有过依依不舍、不忍离去的感觉;相反，竟似乎心怀一种盼望快点离开的迫切之感，似乎在离去之后，在未知的前景里，一定会有我所企盼的种种美丽扑面而来，其中尤其包括着行将走进我感情世界而让我倍感心仪的那一位不知是谁的姑娘……

　　同时,在那段日子里，在那块草坪上，在我企盼爱情的心田上，自然曾经有过与爱有关的遥远的浮想。

　　那些浮想里曾经显现:早在读小学的时候，还是儿童时代但是已经萌生了性知觉的男生女生，就已经在某种嫉妒的心态中相互发生口角。记得在丹徒县高桥育英小学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与一位生着一张大扁脸的女生同坐一张课桌。她个头稍比我大，有时伏在桌上写字，把胳膊肘一直伸到我这边的桌面上，妨碍我写字;叫她把胳膊收回去，她根本不理。这时坐在邻桌的另一个叫刘爱珍的女生就为我打抱不平，说：“你就知道欺负老实的男生!”不料大扁脸立即反唇相讥：“关你什么事!你这么护着他，你是想以后嫁给他!”刘爱珍立刻满脸通红，并且哭起来。刘爱珍不只是与我同班，她家与我家还曾同住在叫做长安圩的村子的同一幢大房子里，与我家是隔壁隔的邻居，她妈妈同我妈妈还是挺要好的朋友。在我们两岁不到一点的时候，她妈妈和我妈妈还让我们并排站着拍过一张合影，我们的脚前还站着一只小白狗。那时候，拍一张照片还真的是一件挺不简单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家，别说是孩子，哪怕是大人，也没有拍过照片。可见我妈妈和她妈妈把两家的交情看得有多重。这张照片放在相框里一直保存到1954年，最终是被这一年的大水淹没，没能留存下来。或许，女孩子的心智和情感成长得比男孩子要早要快，在男孩子还是完全懵懂无知的时候，同龄的女孩子却已经有了与性别相关的感情知觉，所以小学四年级时候的刘爱珍面对另一位同性别的同学的霸道言语时，才会那样飞红了脸，情急地哭起来。其实那时候我们家早已不与她家住在同一幢大房子里了,从长安圩中间位置的那座房子里搬到了圩东头的王庄房;并且小学四年级以后,我从育英小学转学到了高桥小学,不只与他们家断了往来,我也自此没有再同刘爱珍做过同学。又两年，我们全家从高桥迁居到了安庆市，便与他们家永远彻底地失去了联系。刘爱珍并非她父母亲生，她的父母不知是谁的毛病，没能生育他们自己的子女。不过她的养父母待她视如己出，爱如掌上明珠，对她特爱特珍惜，大约“爱珍”这名字就是这样起的吧。刘爱珍的父亲当年在乡下是个挑着油担子走街窜巷做小生意的人，靠做这点小生意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刘爱珍的妈妈翠芬好像从来也不曾下田做过农活。几十年后，大约是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吧，听我二姐说，刘爱珍和她的父母全都过世不少年了。这真让我唏嘘不已。试想，如果当年我们全家没有迁居到安庆，仍然一直生活在长安圩那个村子里，我的母亲同刘爱珍的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往昔的交情，那么她们又将可能会对我和刘爱珍的青春年华作怎样的联手撺掇呢?并且刘爱珍自己，又会对儿时同桌的我，心存怎样的希冀呢?

1973年应西安电影厂著名导演孙敬之邀，讨论剧本改编事宜。大雁塔留影，时年29岁。

　　即将离开师大园，我仰面躺在大草坪上，渴望日后的爱情时，时或就会遥想到童年时代的这位伴友刘爱珍。命如游丝，飘忽无定，原本看似很可能一生相交集的两个异性生命，便在这人世的不定风向中而相互游离，永不相逢了。而刘爱珍与我，不只有了后来的天各一方，更有了后来的阴阳相隔。

　　搬出与刘爱珍家同住的那幢大房子以后，我们家搬到了长安圩东头的王庄房的土改房里。王庄房是清代末年一位在京城里做着一个什么不小的官儿的王姓人家所建造，最早分为东大门、中大门、西大门三列也即三个大院，共九十九间大瓦房。之所以只建造九十九间而不建成一百间，是为了避讳“百则为满，满则必败”的老话。听老人们说，早年每列房屋的南面都有一进院落。但到我们这一辈人记事时，西大门和中大门那两列房子前面的院落已经不复存在;到1949年解放时，就只剩东大门大院这列房子南面还有残破的院墙，但也已经是断垣残壁了。我们家被分配住在东大门大院这一列里。这一列共有三进房屋，一进与一进之间有院落和隔墙隔开，而各进之间的院落的进深又不一样。第一进是通过那个残破的院墙后，进入大院进深最浅的一进房屋，房屋朝南的正墙上,大门的上方,有栩栩如生的人物砖雕,这砖雕应该是在讲述古代的什么故事吧。这进房屋北面是一个进深挺浅的院落。入大门堂间的东西两边是各三间屋子，院子东西两头各是一间厢房。这进房屋和它北面进深浅浅的院落，以一道砖墙与它们北面的一进大院落和这列房屋里大厅所在的主体建筑隔开。墙的正中位置有一个建造考究的月亮门,门的上缘还有精致的花形砖雕。或许正因为这圆圆的月亮门的这份精致中看，它竟成了我对这大院里记忆最深的一道风景。走过这道月亮门，便进入后面的大院。在今天想来，这座大院其实也并不算特别大，但在我儿时的感觉和记忆里，却是那么的又广又深。大院的东西两边，各是两间厢房，只是东边的那两间之间隔着一条窄窄的巷道，巷道东端开着一个边门，可由此门走出大院去。西边这两间，朝东的一面，半截墙上全是玻璃窗;窗下有一块用青色片石插地围成的长方形小园，小园内却生长着一棵很有年头的又高又大的桂花树，底部树干足有小水桶那么粗细。每年八月花开时节，清香四溢，沁人心脾，整个王庄房的人都能闻到。分给我家住的，正是门朝东的这两间厢房。每年桂树花开时节，我与六姐总要折下好些花枝去高桥街上卖点钱，好买一点油盐。这进大院的北侧便是东大门大院中的主体建筑、高大的正屋了。正屋东头与它南面的那两间厢房相交接的那一角，有一棵高大壮硕的玉兰花树，每年花开时节，满树洁白的硕大花朵，惹得院外过路行人都驻足而望，一边口中啧啧赞叹，一边深深吸入两口花香。正屋的东头是隔成两间的大房间，两间大房间与正屋的南墙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巷道。东面一间门开在最东侧，朝南;西面一间门开在西壁的南侧，朝西。分别住着两家人家。正屋西头则是一间大屋，这间大屋的南墙同正屋的南墙之间也隔着一道窄窄的巷道，房门开在朝南的一面墙上。住着一户人家。东西两头的房间之间则是正屋的大厅。大厅的长度等于三间大房间的总长度，南北之间的进深足有近三丈。包括我在内的小孩子们常常费力地抬高大腿,跨过这大厅又高又厚的木头门槛，到这大厅里来，在这宽广的大厅里追逐嬉戏，欢呼叫喊。这儿也就成了孩童时代的我们的一个别样的欢乐世界。

　　正屋后面又是一进并不很深却东西直抵边墙的院落，院子的东段和西段，各有两处形状有些奇特的小型石山，而西段的石山旁侧，生长着一株石榴树，春天的时候，石榴花开得一团火红，像煞燃着一树的红色火焰，煞是好看。这进小院的北墙正中部，也是开着一个大大的月亮门。走过这道门，便进入后面的大花园。这原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花园，只是在我们这群孩子能够进入的时候，它显然已经早走过它的好年华了。现在已经名不副实的这座大花园的东边，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那时候，在我们老家，在整个高桥区，像这样的楼房，恐怕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座。那时候的王家，早已衰落，王氏家族，仅有一位后人，一个靠拆卖老祖宗传下来的房子维持生计的败家子孙，名字被人们叫做“黄胡子”的，还在;就住在这座小楼里。大花园是从前人们叫惯了的老名字，到解放土改以后，王庄房的房屋早已分给了穷人们居住;这“大花园”里原来的好几幢平房，在解放前若干年间就已经被这个“黄胡子”给拆卖吃尽花光了。到1951年土改时，“黄胡子”就剩这一座两层的小楼没有卖掉吃掉了。小楼所在的这个从前的大花园里，此时已是一片荒芜，毫无生气。而这片荒芜之间，还掩藏着一座不知是他们王家那一代祖宗的坟墓。孩童时代的我们有时成群结伙地跑到这花园里去玩耍，当跑到这座坟旁时，有谁忽然叫一声：“鬼来喽!”于是大伙儿便又一窝蜂地逃出这座大花园。不过有一回，我们几个小伙伴忽发奇想，竟然跑到那座小楼的二楼上去玩，毕竟没有住过楼房，对爬楼梯就有一种特别的新奇感，爬楼也就成了我们一种兴趣满满的游戏。但是那一回却看到了一桩怪事情：黄胡子正把他那个十八岁的侄女儿叫小桂英的抱在怀里亲嘴。小伙伴们都“吃吃”地怪笑着跑下了楼。第二年，小桂英生下了一个男孩，后来因为这男孩皮肤生得特别黑，就被圩里人叫做“小黑子”,他的真名字叫什么,却谁也不知道。

　　在王庄房东大门大院的这一列两进又加一座小楼和四院落的房屋里，连黄胡子在内,总共住着八户人家。正屋大厅西头的那一大间里，住着从部队上下来的伤兵陈少林和他的老婆三子以及三子拖油瓶带来的女儿淑芬。三子嫁给陈少林并不是明媒正娶。陈少林最早是被抓壮丁成了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普通士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加入了解放军部队，在作战中腹部中弹负伤，没能随大部队渡江南进，就此在高桥地方上留了下来，他的老家本来也在高桥的一个叫做陈小庄的圩里。三子与他对上眼，就跟他住在一起，从此成为夫妻了。而那时三子本来是有夫之妇,但男人常年在上海不回家，只留下一个女儿淑芬给三子带着。三子与陈少林住在一起之后，淑芬就随继父姓陈了。从我七八岁的时候起，陈淑芬就成了王庄房东大门院子里一伙孩童的儿时伙伴了。乡下小孩子家有乡下小孩子家的游戏，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就玩“坐轿子”的游戏。一个女孩算是“新娘”，由两个男孩相互交叉互握手腕，算是轿子，作新娘的女孩坐在这“轿子”上，充当“新郎”的男孩则走在“轿子”旁，其余男孩两手围在嘴边作吹鼓手;男孩女孩们在大厅里转悠、欢叫。比我大一岁的陈淑芬自然也在这个游戏里做过“新娘”，但大多数她都叫我做她的“新郎”，走在她的“轿子”旁。偶尔我会想去做“轿夫”抬“轿子”而不想做她的“新郎”，她就会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或是嘟着嘴说：“以后不跟你玩了!”因为怕见她这副不高兴的样子，我多半总还是答应她的要求，做她的“新郎”。

　　童年时代转瞬即逝，我在高桥小学读到六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就被我三哥将我们全家从江苏丹徒乡下迁居到了安徽安庆市，那一年，我十二岁。而在那之前，陈淑芬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吧，就辍学在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学校门了;很早就在家里做家务或是随她母亲去田地里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我呢，迁居安庆市后，读完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和三年初中，1960年秋进入安庆一中读高中。大约是在1962年暑假，我十七八岁，读高二的时候吧，从安庆回过一趟老家。那时陈淑芬还随着她的母亲和继父住在王庄房。她那年应该是十八九岁吧，看上去已经完全成人了，在我眼里，她长得朴实而又不失秀气。六七年不见，见到我，冲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出去了，不认得人了!”“出去了”这说法自然是有特定含义的，意思是我迁居到了外地城市里，离开了贫苦的乡下，成了另一层次的城里人了。不知怎么的，她的这句话后来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不用仔细品味，当时我就能觉出她的话里隐约有些许的哀怨甚至伤心，无意中泄露出她内心深处可能一直深藏着的某个隐情。或许,她的心里,真的曾经有过一个以我为对象的梦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还是孩提时代做抬花轿游戏的时候吧，她在她那个女孩子早知早觉的内心，就已经曾经把她自己和我联系在了一起，寄希望于像玩坐轿子游戏那样，有一天我真的会用轿子去把她抬回我家吧?但是在相别了六七年之后，她已经分明地看到她自己和我之间在各方面的距离，心里深知这已是不可能的;不过她还是常常怀念孩提时代在游戏里曾经真心演绎过的情节，所以不见面六七年之后，再见到面时，便很自然地说出了这句隐含哀怨的话语,所谓言为心声吧。

　　那次我独自一人回故乡，并没有在王庄房的老房子里住，而是住在离老房子有七八里远的我三姐家，在三姐家住了有半个暑假，竟至与陈淑芬并不曾有第二次的谋面。又几年后，在我还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期间，曾从上海回丹徒高桥老家一趟，自然又去了故居所在的王庄房。在东大门那列房子的大院里，在有过我和陈淑芬及其他小伙伴们快乐童年的这座大院里，见到了陈淑芬的母亲三子和她的继父陈少林，却没有见到他们的女儿陈淑芬。有位从前的老邻居告诉我，陈淑芬已经在前两年嫁给了一个在乡下做裁缝的男人。听了这位从前的老邻居的介绍，一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起了一种隐约的失落感。毕竟那个在孩提时代曾经在玩坐轿子的游戏中最喜欢做我的新娘、青春期又曾似对我隐约地泄露过哀怨的陈淑芬，现在与我之间，是绝对不存在任何可能的了;而且就我而言，其实在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对她有过什么想头，但很奇怪的，在听到她的归宿以后，我的内心却仍然起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人生，有时候真的会遭遇一种不可名状的委曲甚至悲哀啊!

　　在临近毕业将要离开华东师大的那段日子里，在我有时双手交叠在脑后做枕头，躺在文史楼前大草坪上仰观高天流云，脑海里浮现着往昔与爱情有关的故事时，却另有一段故事会让我泪水潸然。这便是我与在安庆一中读高一时同过班的ZAL之间的故事。

　　ZAL出生于北京，自幼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纯正好听的京腔京韵，一下子让说一口安庆土话的同学们似乎都成了别样的语言土佬儿。单凭这一口的京腔京韵，就足以使同学们看她的目光里多了许多异样的欣羡甚至尊崇，更别提她那通体的俨然出自京城书香门第的内秀外显的文化气质。但她与同学们交往，却又显得那么纤弱低调，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一朵将开未开、羞涩低垂、带着露珠的花骨朵儿。恐怕在许多同学眼里，至少在我眼里，她是一个绝对需要另眼相看的女同学。她生性深沉内敛，多愁善感。读高一时，有次在郊外一座山上的学校农场劳动，我看见她独自一人在远离大家的一处地头小声地哭泣。自然不会是因为老师或同学让她受了什么委屈，但到底为何哭泣，当时我全然不得而知。后来才隐约地知悉，她父亲原在北京的某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一九五七年打了右派后，全家被从北京迁到了原籍怀宁江镇;父亲在江镇初中教书，她是从江镇考入安庆一中的。那么，他们全家这应该算是因为政治问题被贬谪从京城下放回老家来的了。高二时重新编班，她去了另一个班，自此我们再没有同过班。但她在那个班里担任语文课代表，我在我的班里也担任语文课代表，有时学校语文教研组组织各班开展什么活动，在她班任课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就让她代为口头通知各班的语文课代表，所以她和我虽然不同班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有这样的联系的。只是她跟我说话时，总是有点儿脸红。照我的理解，男生女生如果不是同桌，在班上通常是互相不说话的，忽然要去同一个男生说话，女生大约总会有点儿拘谨害羞而脸红的吧。

　　因为隐约地听说了她多愁善感和背着人低声哭泣的原因，我的心里一直对她抱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并且对她一直有一种好印象。也许，这种所谓的好印象，其实已经是一种隐蔽的青涩恋情的萌动。高三毕业前夕，一个礼拜天，我从学校大门口进校园，在大门口通往校园的那条路上，看见她正从这条路折向女生宿舍区去的背影。也不知何故，她的这个背影一直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就在毕业离校的那个暑假里，我终于不能自抑地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江镇中学她家里去。信里有一首直白表达我对她的爱意的藏头诗。这首诗藏头的四个字是：爱ZAL。由于年代已经过于久远，这首藏头诗的具体句子已经难于完全清晰地追忆出来，但还记得，这首藏头诗并没有按照诗歌的通常书写形式以并列的四行单独排出，而是作为一个长句组织在信里的句子中。不过她肯定是看明白了其中藏于句首的“爱ZAL”这四个字是全信的主题词。她回了信，说她姐姐也看了我的信，她姐姐说我很有才华。在学校里相互之间连话也不说的男生女生,却忽然有书信往来,便脱不了有恋爱的干系,更何况我在信里还明明白白地这样写着一首表白爱意的藏头诗。极其颖悟的她显然不缺女孩子这一准确的感知;让姐姐看自己男同学用藏头诗表达主题的来信，显然也有征求姐姐意见的意思吧。她的心里，显然也已经被我的信撩起了恋情的萌动。

　　所以到了这年九月份，她进入了安师大数学系、我进了华师大中文系后，我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就直接挑明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微妙的感情联系，她也承认了，并且表达了接到我信时的那一种急切而紧张的心情。在给我的回信里，她明确地表白她接受我的感情，并且向我亮出他们家的政治底牌，告诉我她父亲一九五七年被打过右派的事，意谓“我家这样的政治背景，你能接受吗?”这却让我心里立刻变得十分沉重而黯然：她父亲在一九六二年时就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至今她还看得这么严重，那么如果我把我自己家的政治底牌亮给她，告知她我大哥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哥五七年曾被戴过极右派的帽子，她还能接受我么?我的家庭政治背景对于她和她的父亲来说，岂不是一个可怕的梦魇，尤其要让胆小谨慎的她惶恐万状?

　　看了ZAL的回信，我心灰意懒，断定我不会被他们家所接受。但与其让他们家将我拒之门外，还不如由我自己先来承担绝交的责任吧。于是，我再没有给她回信;而她那头，也再没有给我来信。我们之间的联系，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我们以后一辈子的人生，从此以后也就不曾有过任何交集。

　　但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和她的父亲，恐怕还有她的姐姐，在此后相当长的年岁里，始终都在关注我的人生轨迹。八十年代初我在怀宁师范任教时，一次看露天电影，坐在我边上的学生李光南忽然同我谈起江镇中学有位Z老师，不少年前从北京回来的,问我知道他么?无疑，一定是李光南与他存在着什么联系;遇见了他，他同李光南的交谈中涉及到了我。因为我那时经常在《安徽文学》上发表小说，作为曾经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他的两个酷爱文学的女儿，不可能没有在《安徽文学》上读到我的小说。我因此知道，他们一家，特别是ZAL本人，一直在关注着我的人生轨迹。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他们家的人关注的一个目标，当年她对我的那根情丝，在从前台亮处隐入后台的暗处后，我始终还是她内心深处的一个存在，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而我则由于自作聪明的轻率而由此背负上了此生一笔无从偿还的情债却不自知，及至知晓时，大错早已铸成多年，悔之莫及矣!到这时我才明白，当年我的头脑那么简单，根本就是误判了他们一家人的情感趋向。当年我很担心，由于那次没有再给ZAL回信，他们全家，至少是ZAL，还有她的姐姐，从那以后，会认定我是一个很绝情、不足惜的人。这成为我心里的一个永不磨灭的痛。试想，如果那次我把我家的政治背景底牌也亮给她，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她，我和她的关系便可能会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她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执意要选我作她未来的夫婿而不问将来可能的政治噩运;另一种是她父母慑于对政治前景的郑重考虑而让女儿斩断情丝，另择佳婿。但由于我过于轻率地褫夺了她的抉择权，而导致只剩下这两种可能性之外的唯一一个事实，即我与她自此成了永远不相交集的陌路之人。

　　现在回望当年我和ZAL的这段情感历程，无疑应是一场悲剧。虽然她和我后来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婚姻归宿、家庭子女，但是曾经的出自纯粹真情的青涩而美丽的初恋，都会在各自的心灵深处留下永久不愈的创伤。而且，像她那样内向而多愁善感的心性，这创伤于她一定会更加深重甚至惨烈;从她和她父亲多年后还一直在关注追寻我的生命和事业的轨迹一事来看，我显然一直是她内心深处的一个永久的痛点,她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多年前那段感情的追念。如果当年我在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那次在收到她向我亮家庭政治背景底牌的信后，能够像她一样，也把我的那张阴暗的底牌亮给她，而不是轻率地作出那个不给她回信的决断，那么，我和她的人生之剧就有可能还会继续演绎下去，甚至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但由于我的武断和轻率而终至于断送了后续的一切可能。

　　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的无奈且无助，竟是自己断绝了自己曾经最倾情的那个姻缘前景。直到几十年之后，从当年安庆一中的老同学那里获悉，ZAL已经在六十五岁那年罹患癌症去世，而当我获悉这一噩耗时，已经是她去世的第五年。她自己从少女时代就那么多愁善感，经常眼含泪水，似乎就有点抑郁的倾向。颇有点像电视剧《红楼梦》里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即使在并不演戏的日常生活中，也总是那么多愁善感，泪水涟涟，终于在四十二岁上便罹患癌症。ZAL在六十多岁的年纪患上癌症，这同她数十年来多愁善感的心性恐怕也有着颇深的关联吧。好在后来她还是有了自己的爱情、丈夫和子女;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生命仍旧是完整无缺的。惟愿她的在天之灵，不再有愁戚和泪水，而能永远安乐，美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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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陶明国，安徽怀宁师范学校高级讲师,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教学之余，笔耕不辍，坚持教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在多家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近七十篇，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中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小说三十余篇，并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中短篇小说集《童男子》。代表作主要有中篇小说《山乡情笺》(该作曾被发表刊物、河北省文联主办的《长城》推荐参加1981—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被珠江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胡炳榴看中拟搬上银幕，曾被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曾在国家级小说刊物《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转载作品。自1980年在陕西《延河》文学月刊发表小说《采玉人》和《处子》在文坛初始展露头角之后，便连篇累牍地在《清明》、《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安徽文学》·、《萌芽》、《东海》、《江南》、《柳泉》、《莽原》、《黄河》、《文学时代》、《文学大观》、《文学青年》、《长安》、《雪莲》、《西湖》等多家文学期刊发表小说。累计发表、出版小说总篇幅达近二百万字。系我省八九十年代著名作家。

　　《韶华旧梦》系陶明国先生近期推出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力作。作品回顾了先生生平生活轨迹，表述了先生孜孜矻矻于事业的奋斗和对人生的感悟，对爱情的人性化理解、诗意化追求和忠贞不渝。有一句话说得好：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的女人。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总能感受到陶老师和夫人姚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祸福与共的夫妻深情。让我们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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