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速写日记:1月11日——年1月13日
【2021年1月11日 星期一】
1、周六吃饭,朋友推荐了个电话号码,昨天联系胡师傅来冲洗暖气管道。帮胡师傅把重近百斤的机器架到楼上,胡师傅喘过气来后,余问其年龄,渠云已过六十。其颇健谈,有时几乎忘了洗手间接管道水的脸盆已被放满,余只好代其去倒水,然后接着听他聊其家事。接了数盆水,草莓从外面回来,说,你们这样接永远也接不满,因为楼道主管道的阀门根本没关。胡师傅恍然大悟。草莓联系热力公司师傅过来帮忙关闭楼上的阀门,不一会儿,管道里的水即不再流了。胡师傅把塑料管子扎在暖气放气阀上,开启机器,塑料管子立时像蛇一样乱抖起来,胡师傅胸有成竹地笑道,你看看,水都是黑的,一会儿变干净了就可以了。约二十分钟后,胡师傅说,可以了,上楼我去打开楼道阀门,打进水去,咱再彻底冲冲。胡师傅又一通忙活,余在一旁翻书。忽然听到客厅草莓惊叫,快拿钳子来。余闻声跑过去,已见暖气管道里面水如疾箭般地四处喷涌,胡师傅正手忙脚乱地无奈地扳着螺丝,见螺丝纹丝不动,胡师傅掣转身跑向楼道去关总阀门,余与草莓一人拿塑料袋儿,一人拿脸盆,徒劳又绝望地接着乱喷的热水。应该是胡师傅加的压力太大,热水顷刻间漫流了客厅木地板,可怜墙角还有我堆在地板上的书籍。余连忙扔了脸盆去挪书,饶是如此,有几本画册已经被泡湿了。余没命地将书扔到沙发上,与漫流的热水争分夺秒。在楼道空跑了一圈儿的老胡又转回来用钳子好容易才把放气阀拧紧,水渐渐地小了,老胡将塑料管又重新扎牢。接下来,渠即低了头与我和草莓用抹布一下一下地蜗牛爬墙般吸擦地板上的水。余怕老胡年纪大了着急犯病,劝其直腰歇口气,其兀自含愧不语,依然不停手地忙活。这个过程持续了约有半个小时,此处可省去一万字。中间偶尔抬头看整个屋内,好像遭了劫一样,沙发上堆了厚厚薄薄的书,有的边角已经浸湿;地板亮汪汪的,估计过几天就会纷纷翘起来的。带路的“猫抓板”泡散架了,只好扔到门口。三层的猫架也湿了,草莓令余搬到门口准备扔掉。余与草莓收拾的空,胡师傅也已把机器收拾妥当,余帮其将机器再架下去。临走时老胡说,给别人都是300元,刚才说起话来,咱们还都挺熟的,您给200吧。余予其两张大钞,送其下楼,老胡摸出一张名片,笑道,以后有活可以打上面这个电话。余挥手与其道别,目送其开车远去。上了楼,看着满屋狼藉,摇摇头,与草莓蹲下身继续擦、抹、晾、拧。偶尔抬起头,互相看了看彼此的一脸苦相,不由都撑不住笑了起来。
2、今日早起,与草莓互相诉苦,彼此都觉腰酸腿疼,应是昨天一通紧张忙活的恶果。
3、一早与草莓去建行办理公积金提取手续。8点20分到的,里面有人出出进进,但玻璃门却紧紧关着,方知银行都是9点上班开门。在寒风中鹄立半小时,排队取号,办理手续。手续本来很简单,但窗口服务员光接电话就絮叨了足有十五分钟,放下电话给我们办手续,五分钟就办完了。一叹。
4、晚,看电视剧《巡回检察组》至十一点半。此类剧基本上是图解政治,只供消磨永夜而已。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1、阳光很好。早起,读完《玫瑰梦》(上)剩下的几页。延边人民出版社。【美】欧文.华莱士著。胡坚、朱旻、李志衡、徐彬芳译。华莱士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尽管在内容简介里面介绍说,“《玫瑰梦》是他无情暴露、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黑暗面的力作。”“有助于我国读者更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堕落的一面。”尽管政治上很正确,但还是被有关部门列为禁书。所以也只有延边这种偏僻地方的小出版社才敢出,或者是卖书号给书商,由书商以出版社名义出的。其实,禁书历来是禁不住的,禁的结果只会越禁越火,吃亏的还是读者,想读只能出高价,现在旧书网上此书价格高达五六十元。现在再读,其中那些所谓的“性描写”其实也平常得很,一些人纯属神经过敏。小说的故事情节放在今天也依然新鲜,书中的莎绒是世界第一超级性感明星,她的几个超级粉丝组成“影迷俱乐部”,将其劫持到荒野别墅,轮番施暴。莎绒用色相虚与周旋,巧妙地将她遭遇的信息用密码传递出去,最后终于得救。小说的文笔非常好,画面感很强。梅轩以为,如果把书中的人名全部换上中国人的名字,拍部电视连续剧,肯定会火的。
2、晚,读完《槐聚心史:钱钟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汪荣祖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409页。58元。1981年9月,汪荣祖拜见钱钟书先生。“钱先生询及近来作何研究,我答称此行主要研究章太炎,因谓章氏原配系丫头,可见诸章行严之《柳文指要》。又谓此书因XXX之捧而红,实文理尚有不通之处,进而言及许多人为其崇拜者所毁,自孔子至鲁迅皆然。”(010)
3、他(钱钟书)对书“无情”,自少到老既不藏书,更不将书视若拱璧,而是尽量“消化”之,在书上随兴眉批,勤作笔记,阅后往往将书转送别人,弃如敝屣,他所景慕的是书中的知识,而不是书的本身。(055)
4、钱钟书对人性悲观的看法,使他不认为道德说教有何用处,他问“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所谓“拯救世界教育人类”的目的,在他看来原有复杂的动机,或掩饰创造力的衰退,或恼怒人生的绝望,或试探改变职业,或嫉妒别人的年轻。教训别人似乎可以增加自己的骄傲,但钱钟书认为骄傲与道德是不能对立的,他应该认定“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正因这些人自以为是的骄傲,不惜以自信与煽动来推行不切实际的理想才害了人,还以为是必付的道德代价。钱钟书于1930年代对人性透彻的了解,已预见人性可能造所造成的“罪恶”与“残忍”。(108)
5、钱锺书自称:“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已露国破家亡、思念乡土的极度忧伤。他于抗战期间借元好问的诗句:“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自号“槐聚”,也是表达这种心情。就心理学而论,大凡忧伤都会造成“创痛”( trauma)而需要疗伤;疗伤则可经由报复、原谅,以及其他不同方式。钱锺书无法报复,无权原谅,只能寻求补偿,作为学者兼作家,唯有从学术与创作上得到补,所谓而学之。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道尽诗必穷而后工之旨,从钟嵘所谓“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到周楫所谓“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到李渔所谓“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借以舒,愠为之解”,到弗洛伊德所谓“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 Ersatz fu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来过瘾Phantasiebefriedigungen)”;愉悦之人没有幻想,故不能造艺,唯人有之,古米オ士多厄运,而后能构楼于空,有所成。穷而后工固不限于诗,困顿与忧伤实为所有创作的动机与动力,包括学术论著在内。钱锺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1941年就有了开明版,诗评名作《谈艺录》与长篇小说《围城》以及短篇小说《人・兽・鬼》虽都于战后オ出版,但都成稿于“兵罅偷生”的抗战时期。无独有偶,好几部民国人文学者的经典名著如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与唐代政治更述论稿》、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等都写于艰苦的抗战时期。钱锺书晚年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更是完成于“闻哥”动乱的年代。他在“四凶横行霸道”的时期,克服查阅图书资料的困难,“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们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其实在古史上也不乏其例,如孔子受辱于陈蔡诸国而著《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马迁尤奋笔于宫刑之后,借《伯夷列传》,大发感慨,言“天命”( blind fate)而不信“天道”(divine justice),故而人间之成亏荣悴,未如其分,不得所当,令人饮恨,牢愁孤愤,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此也可见忧患与学术确有神秘的关系。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一前322)已发现,痛苦能激励人之创造力与批判意识。钱钟书自己也早知弗洛伊德所谓以文艺创造替代品的功用。(120,121)
6、钱锺书生平的另一重大人生忧患发生在1949年以后,尤其在“闻哥”期间,其“忧”( sorrow)与“患”( apprehension)直接冲击到他的行动、举止、情绪与身体,对他身心所带来的创伤,虽性质不同,然困苦则一。抗战是由外患带来的国破家亡,必须共同承担国难;“闻哥”则是由国内“哥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与动乱,所面对的是“集体狂热”( collective irrationality)。然而无论外患或内乱都给他带来国家动荡与文化生存之忧。......钱钟书在哥命浪潮中没有迷失,主要由于在勤于读书与著述中取得平衡,也可视为在忧患中的自我补偿。(131)
7、古今之所以能够相通,一如彼我之可以相知,端因古今境遇虽异,而人性并无不同,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古人的一言一行,也可由今人识得。此亦狄尔泰认为历史知识可能性的基础。此亦即槐聚所说,上下古今“观其同而通之,则理有常经,事每共势”,有心之人甚至可以借古讽今,不患无词开说,也因而可能无意触犯时忌,百口莫辩。(323)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1、星期天暖气喷水,抢救地板上的书时,趴在沙发上一用力,压伤了左肋,到现在还觉胸背闷痛。
2、晚,读完《我书架上的神明:72位学者谈影响他们人生的书》。刘慈欣、刘瑜、吴思等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2018年1月第5次印刷。377页。58元。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有制度无现法,有法制(一个制度有了毛病,就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治它)无法治(法治随多数人意见而决定,是谓敏煮),有职责(须尽カ践行之道义)无主权(自由意志之权利意识),有士人政权与部族政权间的交替(于是很可能事事出于部族、某特定集团之私心),无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间的更迭(二者不易区分,贵族多为军人,军人掌权便为贵族),有造反(每到政治极端腐败,造反的结果就是换一批人,重修制度)无哥命(变法派与哥命派在到底什么才是中国哥命之对象上争论不休,反倒使现发、言论等哥命性政制建设无法成型,即摆脱不了“不成文法”的惯常模式)。(陈家琪,021)
3、历史是什么?卡尔(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具体而言,卡尔强调“过去的事实”并不全都具有“历史事实”的性质;历史“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历史学家并不是对独特的东西真有兴趣,而是对独特之中的一般有兴趣”;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一些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卡尔还强週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历史进行概括,认为这是史料收集工作和历史研究的区別所在,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深化历史认识的关键。(程念祺,048)
4、她(笼英抬,《百年思索》)告诉我们,自从国际法庭开始筹划审判前南站犯以后,前南地区虽然仍有战争和冲突,但滥杀无辜的恐布行为已经大大收敛了,因为邪恶的人会忌惮战后的审判。一个民族的无原则的宽容,是对后人罪恶的放纵。我以为,中国人应该从小学开始读笼英抬的文章,而不是读《三字经》。(党国英,051)
5、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论述为何在中扬鸡划京济下,不可能有自由。一方面,政府为了使计划能够完成,用各种手段,而使人们丧失自由。另一方面,全国的主要生产资料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意义人土不能另谋高就,也没有资金、出版社等支持。相反地,大量反对资本主义的书籍,包括马科斯的《资本论》,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家拥有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这能不令人深思吗?(黄有光,117)
6、蒋廷黻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哥命,错过了七蒙孕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冲撞或鲁莽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在中国研究者的叙事中,除了蒋廷黻等少数史学家,大多数中国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在近代的遭遇描述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角色,但这种基于国家主义情怀的描述,显然没有弄清楚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对西方工业哥命的回应,也是世界一体化的必然章节。中国在这个回应的第一轮,没有及时跟进,原因很多,有中国文明本身的因素,也有中国市场的不发育因素,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工业化、世界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马勇,198,199)
7、1945年以后,集重营以及类似机构仍然遍布世界,屠杀或变相屠杀的绝对人数更多,而且被赋予了更为神圣、更为堂皇的理由和名称。抽象的说,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他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正是对死者所怀的回忆和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的文明的前景黯淡下来了。(单世联,216)
8、在父子反目、夫妇成仇、朋友之间互相揭发陷罪以求自保已成为通例的当时,人莫可奈何地墮到无赖的境地,托翁的文章,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开放前的信息钳制真如铁桶般严酷,稍不慎,即可堕入图圖。偷听国外新闻,即所谓“敌台”者,一遭猜疑,即有牢狱之灾。而在乡间务农,地处偏远,能逃避城市里的严密电波干扰,所以知清中有不少自制短波接收器,来突破障碍获取信息。我当年自制四管(晶体管)的收音机,并绕制了一个短波线圈,以便在农村的宿舍里收听“梅国之英”之类的“敌台”。因为是众知青合住的集体户,唯恐室友觉察,故意把短波线圈少绕数圈,靠手捏紧一根拖线才能补足电容校准到目标电台,手一松,电容随即变更。夜阑人眠时带上耳机,捏紧引线,“梅国之英”就清晰传来;一有状况只需手一松,电波便跳回“吴产皆级砖正”的波段上去了。如此这般,在“闻哥”中的几年里,竟能持续接收“反哥命信息”而未遭祸害。我打着听到的诸如“林标在外蒙坠机”和“XXX的遗孀在政便中被囚禁”之类的特大消息,都比大众早得多。(孙涤,227)
9、我始终认为王朔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是一位具有现实主义叙述力量的作家,是一位浸透着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是一位对意尸行态话语进行了彻底颠覆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对当代汉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田松,244)
10、马科斯、恩哥斯所谓的“封建”,最多只可形容华夏的“先秦”,或此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洲相继入主中原的初期的历史实相,而在秦统一后的列朝主流,都非马科斯所述的“封建”。(朱维铮,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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