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性别盲视”是如何出现的？

作者：莫小北

我们理解女性的直观方式就是通过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公布的《中国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与数据（2019年）》显示：女性户主仅占比18%，单位负责人男性是女性两倍多，女代表、女委员仍大大少于男性，科技领域女性需要更多鼓励，女检察官、女法官数量远远少于男性，女性家务时间是男性的2倍多，等(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女泉”)。

虽然统计数据告诉了我们毋庸置疑的男女不平等事实，但在笔者身边，却鲜见女性对受困处境的自觉与反思，相反，她们对女性身份都比较知足，即使意识到一些男女差异也不以为然。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对性别的想象力会在现实中折翅，女性这种“性别盲视”是如何出现的？笔者认为，除地域、年龄、职务、婚姻状况等外部条件外，还有三个重要的主客观互渗机制造成了这一现象。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家庭付出仍然是解释两性不平等和女性高家庭参与的重要变量，所以这里所探讨的三个机制都是从家庭对工作的影响角度来展开的。

其一，孩子中心主义。虽然时代及其主流话语几经更替，但孩子之于家庭的重要性却微妙地延续下来。在女性的生命轨迹中，不论“为母则刚”还是“辣妈”“虎妈”，都表明了母亲角色之于女性“社会性成人”的关键性。

生育制度突出了在“事业单位”中，孩子在稳定家庭三角形方面的作用。如今，当家庭步入后家庭时代，选择性亲密关系成为定义家庭生活的核心特质。然而，夫妻之间可以聚散自由，私人化的再生产方式却使得亲子之间仍存有血缘纽带、情感寄托、为子女成长付出后的期待、以子女成就为家庭面子的象征等奥义，因此即使浸沐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中的年轻女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生活重心倾向子女，从而缩窄其社会参与空间。

针对母子关系，有研究指出，“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主妇”的同义语，为大多数女性所排斥。笔者认为，母亲角色被如何对待，关键不在于“母亲”的内涵，而在于“母亲”的价值。经由国家政策、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个体化和家庭主义等的操纵，不论密集母职还是松散母职，“母亲”都被赋予了浪漫化、功能性以及科学的等标签(有趣的是，“母亲”的神圣与世俗一体两面，它的现实效能被粉饰为天然的伦理)，从而将“母亲”推上了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自我满足的生产线，在孩子中心主义的叙事中，这样的母亲形象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与肯定。

在孩子中心主义中，“母亲”的定义从家庭出发，“外出”到市场和国家，通过外部力量的型塑，又转回家庭。换言之，母亲身份并非私人性的，而是被公共力量所界定的操演实践，这样隐蔽运作的模式制造出有关“母亲”的机械式神话，禁锢了女性自我认同的想象力和超越家庭空间的可能。

其二，两班倒中的性别化策略。按照霍赫希尔德的发现，虽然妻子围绕工作-家庭两班倒而推动了家庭改革，但即使夫妻共同承担家务，也存在男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更灵活、任务更“大块”、属性更阳刚的特征(比如擦车、除草)。这样的分工差异所以能够延续，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关，所以大多数时候，只有女性面临着两班倒的纠结。

于是，性别分工的传统话语和想象扭曲了女性对男性家务劳动的期待和评价，如男性做顿饭、擦擦地、带带孩子就很难得与足够，而女性却于不知不觉中漠视了自己的家务付出，从而挤压了其社会参与空间。

有趣的是，当两班倒的现象出现在中国，女性的家务负担具有了上移的可能，即由上一辈帮助照顾家庭(另一个可能是外推，即由下层女性出于经济考量去向中上层女性贩卖母职。这样的等级剥削会使女性背负被指责为不顾家的内疚感)。就笔者所见，面对沉重的照料负荷，小家庭特别是女性在征用家庭网资源时，存在鲜明的矛盾：如果出手帮助的是娘家，那么女性更可能和父母共担家务，而若是婆家，则女性不参与的可能较大。在尚无法确定这一现象普遍性的情况下，笔者发现其中的缘由是：女性和父母之间的界限是模糊或者说流动的，因此家务劳动既是合作性质的，也是情感的表达与互动，而她们和公婆之间的距离则生疏而不可变，因此家务分担也变得僵硬了。与娘家的亲密映证了家庭照料女性化的现实，与此同时，不论娘婆，至少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仍然是对女性活动空间的限制。

概括地说，两班倒强调女性为家庭而不是工作的奉献，造成了女性一头(家庭)大一头(工作)小的不平衡生活体验。即使照料活动长辈化，女性也依然会为家庭付出更多，从而建构出一条通过家内劳动来压制家外活动的锁链。

其三，公私互为合理化的认同建构。女性公私参与的不平衡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公领域如玻璃天花板效应限制了女性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和机会，使之成为“‘劣等’的廉价劳动力”，构成对女性倾向家庭的推力，而对“贤妻良母”女性形象的打造(即使它被消费等意识形态包裹成中产的流行密码、“贵妇”的阶层象征)，又成为女性向家庭倾斜的拉力，当女性被“拽”着退回家庭，她们与家庭的亲和又反过来桎梏了其公共活动场域，由此构成束缚与压迫女性的封闭锁链。

女性偏好于家庭的宏观语境是国家政策的选择和新自由主义的渗入导致家庭承担了过多的照料劳动，而从过往到现今，“妇女家内责任的刻意保留”使女性同家庭紧密相连，并且这一点得到了传统性别观念的背书。家庭操持女性化既是制度性也是实践性的，是外部环境和主观意识相交织的结果。

就这样，女性的生命轨迹在家庭这一边越来越粗，而在社会这一边越来越细，这样的双向螺旋遮蔽了女性对性别权力等级的批判性视角，型塑出她们对不平等现实的妥协。

除上述三个机制外，还有许多显性或隐性的规定性因素，比如男权制的公共化、性别“常识”的余孽、风险社会对家庭单位的强化(从而赋予女性的家庭地位以重要性)、消费主义和个体化等导致的对个人占有权力的迷思(如女性通过“母职的经纪人化”而获得对母亲角色的把控感)等。

作为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和影响因素受到了太多关注。上面的分析启发我们，外在和内在的实践样态都不可忽视，不然，即使增加了女性公共参与的比例，却没有同时开启激活全社会特别是女性性别自觉意识的管道——“给”而不“能”、“鱼”而不“渔”、“输血”而不“造血”，最终也可能于事无补。这一点，在两性经由国家、市场和传统等力量，被动地经历去性别化或性别化的本土，显得尤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