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仓楼顶上的日子｜苗乡纪事｜杨焕礼
本文作者 杨焕礼
睡仓楼顶上的日子
杨焕礼
记得小时候如果我们兄弟不听话，父母的训斥时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不听话就让你们晚上睡猪栏睡仓楼顶上！这种话当然不能当真，是我们团寨中所有父母用来恐吓孩子的一种惯用手段。团寨里大人的说法，只有后娘养的才睡猪栏睡仓楼顶。我很庆幸我们兄弟姐妹都是一路手牵着手出来的，没有前娘后娘之分，不用担心去睡猪栏睡仓楼顶上。
可是，那年寒冷的冬天，我们兄弟仨虽然没有到猪栏里去睡，却扎扎实实地睡到了仓楼顶上去了。
那年冬天确实很冷，团寨里的铜鼓石巷道和水塘结了厚厚的冰。我们睡仓楼顶上与我们听不听父母的话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是否是前娘后娘养的沾不上边。原因只有一个，家里兄弟姐妹多没房子住。记得那年冬天，大哥随公社民兵营修了三年湘黔铁路，完成了任务后，背着铺盖卷凯旋归来，大哥的归来让我们兄弟姐妹兴奋得犹如过年一般。可不久后我们同睡一个房间的三兄弟高兴不起来了，大哥的归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真的要睡到仓楼顶上去。大哥独自睡一个房间，不是他自私不顾兄弟姐妹，也不是他在父母前面有特权，而是因为他要结婚了。父母向我们宣布了这一令全家人振奋的消息后就要选房子布置新房。
大哥没有回来时，我们兄弟仨睡在仓楼里的一个能摆两张床的房间里，除了这个房间，我们家再也没有多余的房间了。窨子老屋里倒是有两间宽大的房间，但窨子老屋年代久远，房间四壁木板黑黝黝地透着幽幽的亮光，像老去的先人在幽暗里用难以捉摸的眼睛盯着你，时时刻刻让你心惊胆战。房间里还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有烟熏的气味，有发霉的气味，有木材腐烂的气味，还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气味。两个房间里的顶板和楼板东一块西一块地烂成了粉末状，踩在楼板上就犹如是踩在水田里半干的田泥上，软软绵绵的，一不留神，一只脚掉了下去，悬在空中，吓得七魂丢了六魂。房子的立柱有几根已经露出了大小不等的窟窿，深邃而悠远，里面不时会发出细微声响，也不知是老鼠还是蛇盘踞在里面，是老鼠一出来就可以打死，是蛇就不能随便打，毒蛇可以打死，屋檐蛇无毒无害不能伤害它，据说家里住的屋檐蛇是家蛇，是祖先灵魂化成的，是来守护子孙后代的。伴随着窟窿里的细微声响，不时会掉下一块一块的木渣来，这些暗黄色的木渣用手一捏就成了粉末。
团寨中的老人讲，我们家的老屋历经了几十代人居住，子孙后代遍布广西贵州。父亲对老人们的话半信半疑，总觉得有点夸大其辞，几十代人要多久啊。父亲是一个有心的人，他为了了解老屋子的悠久历史，不知从哪里翻出一本陈旧得发黑的家谱，小心翼翼地翻开薄薄的纸张。从传说中的第一代屋主先祖开始，一代一代的数下去，不过家谱中间部分不知被谁撕掉了十多页，还让虫蛀掉了几页。被虫蛀掉的薄纸都变成了暗黄色的碎片，隐约还沾着虫子干燥而坚硬的黑色屎粒，有像蛛丝一样的东西将纸屑与虫子屎一串一串地粘连在一起。也不知这十多页里记录了多少代人，一时无法推算出来，也就不再算进去。父亲就这样潦草地算一算，足有二十代，也就是说我家这座老屋至少有五百年以上历史了。父亲叹道，难怪我家的老屋与团寨里别人家的窨子屋不一样，外表的青砖粗糙而丑陋，里面木架的柱子和穿枋全是杂木的，板片是松木的。
父亲说，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告诉过他，古时我们团寨居住的人口最多时达到了三四千，周围其他团寨也比现在的人口多。那时人多地少，山上能种庄稼的地方很少，于是，我们周围的山上到处开了荒，没有开荒的山也是年年烧一把野火，然后人们就到烧过的山上去播种五谷杂粮，广种薄收。因此，那时我们这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没见树木，只有茅草和秸杆。那时起屋不像现在能用上杉木，有杂木和松木就很不错了。我们老屋木材据说还是从外地砍回来的，本地当时没有这么大根的木头。这块土地实在太拥挤，养不了那么多的人，团寨里有的人陆续迁往贵州广西四川找活路去了。那时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是战争与瘟疫，明末清初，南明与清朝在这一带进行过长期对峙，吴三桂反清时也在这一带反复争夺， 战争过后便是瘟疫，因此这里曾暴发过两次大瘟疫，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让这里的人口锐减，最后团寨里只剩一千多人，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现在。俗话说，扯去萝卜地头宽，大批的人迁徙后，大批的人在瘟疫中死去后，原来拥挤的土地就变得宽阔了，也不需要种那么多的耕地来养活人了。为了防止瘟疫的再次暴发，先祖们开始在山上种树，并制订了极其严苛的寨规来保护山上的林木，山上也由此开始变得郁郁葱葱。记得小时候，我们团寨前山后山都长了密密匝匝的参天大树，这些林木是我亲眼看到大片大片地被当时大队采育场的人砍倒，然后一车一车地往外运。十多年前的社会化造林运动，集体山大多“造”到私人手里去了，山上的林木也给“造”得光光的了。
那时团寨有一百多栋窨子屋，漂亮气派的窨子屋占了大多数，其中只有三栋老掉了牙、结构独特、外表粗糙而丑陋的窨子屋，我们家老屋就是三栋中的一栋。团寨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说我们家的老屋不叫窨子屋，只有后来按洪江砖屋样式起的房子才叫窨子屋。我们家老屋真实名称叫做燕子屋，屋子四周都用砖垒起来围得水泄不通，只有屋前面的中间开了一条进出的大门，形状如同一个燕子窝。这种房子是我们团寨里最古老的房子，但我们家的老屋不是最古老的，最古老的那栋只有一层楼，距我家房子不远，比我们家房屋牢固。这种非常形象生动的说法，让人一听就明白，我们团寨里家家户户都有燕子来筑窝，对燕子窝我们再也熟悉不过了。不过我们家的老屋已经很不安全了，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危房”，那时我好像没有听大人说过“危房”这个概念。我们的老屋已像一个摇摇欲倒老人，不知哪天只要一阵疾风吹过或者暴雨落下来就会倒塌。父母不想让我们兄弟仨在睡梦里失去鲜活的生命，可大哥结婚是一件大喜事，这样的大喜事即便让我们真的睡在猪栏里也无话可说，何况我家还有仓楼顶上可睡。于是，父母宁可让我们受点苦睡到仓楼顶上去，也不让我们睡在摇摇欲坠老屋里。
图片为我们团寨里最古老的燕子屋
所谓仓楼顶上，就是仓楼二楼顶上与仓楼屋顶人字形挑水之间的三角形狭矮空间，下面是二楼的顶楼板，上面是檩条托着木椽子盖着青瓦，两边木排竖着的是木柱和瓜柱，横着的是一层一层的排枋。仓楼顶平时只放一些经常不用的家计杂物，因很少有人上去，楼板上梁枋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浅黑色灰尘。
那天，我们兄弟仨一齐动手，用不了一会儿功夫把仓楼顶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我们一个个变得像是刚从土灰堆里钻出来的人儿一样，从头到脚满是灰尘。我们拿来稻草铺在楼板上，然后铺上铺盖，一个简单的通铺就成了。二哥素来喜欢自己画画，他不但把自己平时认为画得最好的画从昏暗的房间移了出来，还有一些平时没地方贴出来的画也有了展示的机会。他的画占住了柱子与木枋显眼的位置，因仓楼顶上的光线比房间光线好，他一边贴画一边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二哥好像对能够完整地展示他颇具才华的画很满意，爱屋及乌，他对睡仓楼顶上似乎也很满意，还愉快地喝起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唱段，不得不承认，他的嗓子也很好，唱起来有板有眼。三哥喜欢电影明星，有几张珍贵的革命现代京剧女主角剧照，是彩色画，在房间里的时候曾得意地占住房间的显眼位置，房间里因光线黯淡，二哥的画画得再好也只能是埋没在昏暗光线里，而三哥的画哪怕房间只进入一些微弱的光线也显得熠熠生辉，画面人物威风凛凛。由于三哥预见上的迟缓，让二哥的作品画占了先机，三哥的明星画只能委屈地贴在仓楼顶上不显眼的角落里，他情绪有点低落。我没有图画可贴，也就用不着与他们争夺地盘，我有我的爱好。我当时痴迷于打陀螺，有大小木陀螺五六个，都是二哥给我削的，陀螺当然不能搬上仓楼顶上作展示，它们离不开水，离开了水时间太长就会开裂，不打陀螺的时候要放在水里泡着，打陀螺用的棕叶也要放在水里泡着才新鲜柔和好用，因此我的陀螺与棕叶就只能在散发臭味的屋檐水沟里静静地泡着。
团寨里有一句俗话，矮子上仓楼顶不用弯腰，说的是仓楼顶上三角形的空间很低矮，个子稍高的人爬到上面去要弓腰。我那时上仓楼顶时不用弓腰，不是因为我是矮子，是因为那时我还小，个子还没有长起来。因此，我觉得在仓楼顶上睡觉与在房间里睡觉空间上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仓楼顶上光线要亮堂得多，且四处透风，没有房间里那么憋闷。然而，在仓楼顶上睡觉与在房间里睡觉区别实在太大了，要不父母说让我们上仓楼顶上睡觉是去受苦呢。
那年寒冷的冬天，上仓楼顶睡觉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不知道凛冽的寒风是从哪个方向刮来的，好像东西南北都在刮风，天上也掉下一股一股的风，还带着呜呜的声响。原来天上掉下的风是从屋顶瓦片的缝隙里钻了下，与各个方向来的风汇合在一起，直扑我们的面庞。夜里，我迷迷糊糊中好像看到了摇曳不定的晕黄灯光，一直在我们的眼前晃动，我仿佛感觉落下了一条厚厚被子，身上立马被沉沉的被子压住，压得我有点透不过气来，接着一只手摸我的额头和脸。怎么一个个都是冰冷的？是母亲忧郁的声音。都把脑壳缩到被窝里去！是父亲命令的口吻。我不缩，他们老是打屁，臭死了！是二哥梦呓般的反抗声。迷糊中我也管不了被窝里有没有屁臭，凛冽的风使我感到脸上像刀割肉一般的疼痛，头有点发晕，我乖乖地把脑壳缩进了被窝里。
第二天，父亲找来破旧晒垫和薄膜钉在木排的柱子和排枋上，仓楼顶上已就像一个半封闭的房间，寒风没有那么猖狂了，因此也就暖和多了，只是瓦片缝隙的寒风依然呜呜地飘落，我们睡觉时大多数时间还是把头缩在被窝里。
春暖花开的时候是气温最温柔的时候，也是我在仓楼顶上最快乐的时光。我站在仓楼顶上听后龙山上松涛阵阵，看团寨里的桃树、梨树、李树花开花落，看燕子归来后在我的眼前盘旋，看早晨和傍晚的饮烟从团寨袅袅升起，也看我们生产队队长手里拿着一个铁哨子，很夸张在原地一边转着圈一边用力吹出三声长长的尖锐的哨声，然后扯着大嗓门高声喊工。春暖花开的时候，桑树开始发芽了，我就拿出布满蚕卵的纸张放在衣服的贴身口袋里，让它们享受我的体温。蚕虫从蚕卵壳里伸出了小脑袋，我就拿出从大队卫生室窗外捡来的纸盒子，把它们放进去。蚕虫完全爬出来后，我就去采桑叶，此时桑叶已长出了一小半，鹅黄般的嫩绿，在阳光下泛着闪烁的油光。采回桑叶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鸡笔将小虫轻轻地扫到桑叶上。在以后的日子里，采桑叶，给蚕宝宝换桑叶，成了我每天乐此不疲的工作。让我最为得意的是，仓楼顶上有的是地盘，我想喂多少蚕就可以喂多少，避免了怕被母亲斥责而躲躲闪闪的窘境。
时间很快就进入了雨季，春天的雨总喜欢在深夜里下，总喜欢下过一阵，歇一会又下一阵。下雨的时候，睡在仓楼顶上的我切身体会到了春雨的滋润是什么味道。豆子般大的雨点砸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化作了细雨透过瓦片的缝隙飘落在我们的被子上、脸上和头发上。雨夜过后的早晨，我们的被子是湿漉漉的，我们的头发也是湿漉漉，我们的心情也是湿漉漉。
进入了夏天的时候，是我们兄弟仨不得不逃离仓楼顶上的时候。夏天来临，家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房间，是我们实在受不了仓楼顶的酷热，不得不落荒而逃。本来仓楼顶上比家里的任何房间都要通风凉爽，连蚊子都很少飞到上面去，是一个很好的纳凉之所，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白天太阳像火一样炙烤大地，也炙烤屋顶的瓦片。当夕阳西下时，凉风一吹，吹走了团寨里的热气，连滚烫的铜鼓石也迅速凉了下来，但屋顶上的瓦片却能沉得住气，引而不发，在我们睡觉时它们就拼命散发热气。我们睡的地方，离瓦片很近，睡觉时上面就像烧起一炉子火，被褥早就被烤得火辣辣，很烫人，只要躺一会儿，全身流汗。
第一个逃离仓楼顶上的是二哥，他充分发挥了艺术家的思维，学着电影里的外国人，在栏杆上做了一个用麻绳结成的网兜吊床，一个人晃晃悠悠地睡在上面。我与三哥只好抬了一个楼下用来乘凉的竹床，放在栏杆通道上挤在一起睡。
那年秋天，父亲带着兄长们上山砍伐木材，为起新房子备料；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的新屋场开工，全家老少一齐出动。这期间，父母将自己睡的房间用晒垫隔开，做成一个刚好可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给我们兄弟睡。这样我们也就彻底告别了睡仓楼顶上的日子，虽然一家人住得特别拥挤，但是我们家正在修建中的新房子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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