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基建的时代机遇：当下与未来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并把与5G商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确定为新基建的具体内容。201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在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的同时，又明确增加了“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并特别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些都构成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新基建的认识基础和观念准备。新近有关部门的指导文件，已明确列举了5G基站、特高压输变电、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若干大项新基建的具体重点内容。
新基建是抗击疫情背景下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不同，它与新技术革命前沿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用以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在高科技端发力而开展的相关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从经济理论视角解读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可知其是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建设切入，形成新技术革命时代下由相关硬件、软件合成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持诸多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为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打开广阔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定背景下，新基建对于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现实意义十分明显。2020年全球范围的严重疫情，不仅会影响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必然会在全球产业链互动互制中严重冲击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今年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没有提出年度的引导性经济增长目标，但根据2019年和此前经济增长与城镇新增就业的经验数据推算，为达到2020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等具体任务目标，年度经济增速需要达到4%左右。基于2020年“六稳”“六保”和经济增长内含目标的相关认识，我们必须紧密跟踪经济态势，全面考量必须做好的“自己可选择的事情”。
为了在大疫之年最大程度地减少冲击与损失，实现“六稳”“六保”，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必须谋划好经济态势出现急剧变化后的全局应对方案。面对全球动荡、世界经济低迷、外需滑坡的严峻局势，着力扩大内需是我们的不二之选。在推出非常举措方面，决策上已明确了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等财政政策，可用资金将有相当可观的部分用于启动大规模的、由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计划，有力地扩大有效投融资。除了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资外，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好的投资机制。
新基建有助于打造新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加快新基建，不仅可解疫情冲击下的燃眉之急，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其将助力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说来，新基建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融资，在形成网络建设投资的同时，吸引国民经济各行业加大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资本投入。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另一方面，新基建还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仍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景气局面，将有力地配合社会成员在“六稳”“六保”中对接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收入持续提高过程。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一万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这已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如我国未来五至八年仍可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则人均国民收入有望冲过1.3万—1.4万美元的门槛而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但从全球统计情况来看，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段上，“冲关”成功率却仅有1/10，绝大多数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这道大坎。对于中国，这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考验。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国跨越这一陷阱的问题，目前还存在不同认识与争论，该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我认为不应纠结于这一比喻式概念的表述严谨性如何等浅层次问题，更不宜像有些观点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一个并不存在的
伪问题，而应把握这个概念相关问题颇为厚重的实质内容。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自身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
根据对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实证情况和相关问题的多样本追踪，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可归纳、需注重的统计现象，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这一概念本身如何细化、变化、精确化当然应该讨论，但直接予以否定或过分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都绝非科学态度，特别是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关乎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真问题、大问题。
我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中国的坎”，要充分地重视它，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已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复杂、更严重，这正是从大样本中的前车之鉴得来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
目前，我国拥有联合国编制的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全部行业成分，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这一产业分类当中全部门类的国家。但目前大量产能主要居于中游，在高端领域，如美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比我们好，但劳动力没有我们便宜；在低端领域，像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低，但技术没我们好，产业链也没有我们齐全。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中低端领域竞争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劳动成本，高端领域竞争不过发达经济体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夹心窘境，中国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时间窗口，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往上走。否则就可能被夹在技术上拼不过更高端，低廉劳动成本拼不过最低端的尴尬中，甚至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抓住5—10年的时间窗口期，成功地使中国产业链的内在水平比较明显地升向高端，我们就会越来越主动。
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信息网络高速移动互联正在发展并向传统基础设施渗透延伸，形成万物互联、数据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
融合引领拓展新空间。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蕴涵巨大的发展潜力。测算表明，部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数字经济2018年名义增长20.9%，远超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
创新驱动打造新动能。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转型升级实现新变革。回顾历史，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支撑了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基础设施则将助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依托。
因此，为抓住新技术革命、新经济的历史机遇，乘势向上追求高质量的升级发展，支撑数字经济升级的新基建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便更加凸显。
做好新基建路在何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100多位的落后大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客观评价，比照世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新经济”发达水平和原创能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 跟上潮流”的阶段，比起硅谷的“引领潮流”，我们亟需奋起直追。在这一追赶过程中，新经济所应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不仅需要中国几十年间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当雄厚的原材料和各类设备的供给能力、与全球各经济体十分广泛的合作关系等提供各类必要的配套因素，更离不开“制度基建”和民间力量的支持。
新基建要以“制度基建”为依托
有论者强调：制度建设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应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
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弘扬，大力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
让民营力量在新基建中有用武之地
应当指出，在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中，民营企业是战绩最为卓越的领军者。我们需要承认，在“互联网+”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顺丰等以数字化平台公司定位而在中国大地上异军突起并影响世界的情况并非偶然。在这类有“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瓶颈期而“烧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一飞冲天”。民营企业的机制特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往往优于国企，所以当这一领域机遇降临时，成为“风口上的猪”扶摇直上成长为行业巨头的几乎清一色均为民营企业。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营企业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天然联系。
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全球疫情冲击、国家各级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新基建一定需要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自然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
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民营企业受益，而且新基建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贾 康 简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