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疫情发生后的国际国内视角”谈5句话，作为“点到为止”的基本认识。
第一句话，世界经济在遭受重挫的情况之下很有“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特征，要求我们对形势变化密切跟踪——在美欧接近或者达到疫情高峰的当下，要特别警惕印度和非洲疫情的恶化。我们需要冷静缜密地考虑短、中、长期的对策。第二句话，我认为全球产业链正在遭受非比寻常的冲击，但是不会崩溃。所谓全球化的大趋势，它是有来潮、有退潮、有回波，但是主潮流没有变。认识这一点，基本逻辑与依据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反复研讨中，看到了由一系列基本因素决定，我们这个全球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它没有变。第三句话，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仍然具有相对优势。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国内的疫情基本收敛控制以后，抗疫的物资现在实际上是在供应全球。我看到一个数据，3月1号到4月4日，一个月出头，中国出口验放的口罩数量是38.6亿支；有关部门披露信息，我国防护服的日产量是300多万件以上，而且还可以提高产能；另外，呼吸机、消毒液等等我们也有相当规模的产能和进一步提升的能力，如果以后更多的区域，比如前面提到的印度、非洲需要援助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些和我们具体能力结合在一起可做的事情。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确实还有很多的不利因素，我们要防止从中期、长期来看，所谓“两面夹击”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方面的制约，就是低端我们现在显然已经在不断丧失低廉劳动成本的相对优势，竞争不过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缅甸等等这些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高端我们显然还有自己明显的短板，和发达经济体相比，在引领性、原创性、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方面，我们还必须努力争取能够继续缩小和他们的距离。在追求中长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虑之下，短期就一定要有大决心，要启动非常之策，今年我们要狠抓扩大内需，不能听任经济增长往下滑坡——当然，优化结构和提质增效是这里面实质性的追求。过去研讨中我已经说了自己的观点，就是要以有力度的有效投融资带动预期向好和消费潜力释放，今天就不再展开说。第四句话，中国要力求高水平的内政外交。我们仍然应该聚焦“以人为本”、“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为形成高水平的国家治理和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关键一招仍然是中国的“改革攻坚克难”，说了这么多年，看能不能够按照中央的部署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事情无法回避。第五句话，在中国科技高端的突破势在必行这方面，显然需要要有突出若干重点而分别定制化的方案。比如说芯片，我在另外的场合专门说过，花多少钱人家也不卖给你的这种一流的科技成果，要靠自己以“举国体制2.0版”来突破。我们过去的“两弹一星”那是1.0版，现在的2.0版仍然是举国体制，但关键却是在于怎么样能够以批量化、高质量的产出供给，经受全球市场的考验——芯片的这个过程可能短则三年、五年，长则八年、十年，但是一定要冲过这个瓶颈期。另外一些是不是我们也得考虑，比如光刻机。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