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食品，能否端上我们的餐桌？
对匮乏恐惧的本能，一直深入我们的基因当中。
站在2021年初，我们不由得感慨过去一年来新冠病毒肆虐所造成的全世界的支离破碎，同样也庆幸我们很快将暴风骤雨的中心变成这个世界上少数安全无忧之地。
但恐惧仍然保留下来，除了年初家人心急火燎地抢口罩、消毒水（足够家里用好几年了），尽管有袁隆平教授出面保证，“不会出现粮食荒”，但今年我们家中的粮油米面的存量明显高于之前，“寅粮卯吃”可能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了。
但全世界并不都像我们如此幸运。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仅同样造成发达国家居民的抢购、囤货的热潮，也在带来上游农业、养殖业的减产、毁耕，“牛奶入河”的景象又一次重演。与此相生的是，更多欠发达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和失业，一些人陷入了极端贫困的状态，同时一些国家还伴随着蝗虫灾害、气候危机，致使全球数亿人口再次遭遇饥饿危机。
现在，全球的食品供应链，既保证了全世界人口的主要粮食供应，同时也因为全球性疫情而暴露其脆弱的一面。多种瓜果、肉类、奶制品等高营养食品的短周期保存的特性，使得这些食品受到下游需求端的强烈影响，一旦需求萎缩，生产端除了就地销毁，恐怕没有更节省成本的办法。
即便世界其他地区食品紧缺，这些高价值食品也很难分享到更需要的人们那里。全球的食品供给需要应对这一挑战。基因编辑食品，也就是从源头来改造食物的特性，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当然，对于这种不明觉厉的基因技术，我们仍然也会像担心转基因食品一样，质疑这种技术的安全性。关于基因编辑食品能否端上我们的餐桌，显然才是一个大众更关心的问题。
什么是基因编辑食品？
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已经介绍过。简单来说，目前主要是通过CRISPR-Cas9这一基因编辑工具，来对某种动物和植物的某一段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的编码序列进行特异的编辑修改，包括敲除或增加，达到改变或修饰这一基因功能的目的，从而最终改变动植物的生理形状。
经过基因组改造之后的动物或植物，就被称作基因编辑动物和植物，那些专门针对人类食物的基因改造过的，就被称作基因编辑食品(Genome edited foods)。
基因编辑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通过基因编辑手段修饰该物种本身的基因，而不转入其他物种的基因，而后者则会使用其他物种的特定形状的基因转入到想要发生特定形状变异的物种上面。
比如，最近日本就通过了首个基因编辑食品的销售申请。这是一种经过基因编辑的番茄，由日本筑波大学和一家企业共同研发，比传统番茄含有更多的γ-氨基丁酸，而γ-氨基丁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氨基酸，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递物质，具有稳定情绪等功效。也就是说，经过对番茄的基因编辑，只是增加了原本具有的这种氨基酸的含量，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特性的基因。
同时，美国FDA也批准了一种基因编辑猪用于食品和医疗产品，其原理是经过基因编辑后，使得猪体内不产生α-gal糖，因为人体内不产生这种α-gal糖分子，猪体内的α-gal糖分子会引发人体的过敏反应。所以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被称作GalSafe猪的身体进行器官移植的培养或者肝素的生产。
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基因编辑食品的技术其实跟人类进行动植物驯化的性质是类似的，都是想要获得动植物上面更适合我们人类想要的性状给保留下来。只不过后者需要一代代的繁殖筛选，保留那些想要的性状的后代，淘汰掉那些不想要的动物性状，最终我们培育出来越来越听话的狗，越来越纯种的猫，还有高产的杂交水稻和那些又大又甜的水果。
而基因编辑技术就像让人类直接开挂一样，只要找到反应某种物种特性的基因片段，进行直接的修改、删除，就能立刻获得相应的基因突变，从而获得以往很长时间才能取得的性状或者获得根本无法通过遗传培育出来的性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因编辑技术在应对全球食品安全上的巨大潜力。比如基因编辑可以改变香蕉树的性状，增加它对一种巴拿马真菌的抵抗性，从而使得全球种植园免受摧毁。比如只要减少稻米中直链淀粉的含量，就可以增加米饭的软糯感，我国的科研团队就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将籼稻品种中的Waxy基因敲除，其稻米的直链淀粉含量即可降至糯稻的水平，就可以帮助改善米饭的口感。
整体上说，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将食品向着更高产、更耐腐败、更营养丰富和更多抗性等性状进行高效改良。那么，在农业领域，我们是否就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开始大刀阔斧的实验，获得更多我们想要的食物品种呢？
而这就涉及到基因编辑食物的安全性问题和合法应用问题了。
基因编辑食品安全吗？
现在，全世界对于基因编辑动植物或者说基因编辑食品是否安全，存在着巨大争论。
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基因编辑食品是否存在威胁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健康的潜在风险，目前是一种缺乏科学可证实或可证伪的情况，即当前尚未发现基因编辑食品存在危害风险，但不意味着在未来是否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风险。
基于不同的立场，就会发展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基因编辑食品商业化的认识和选择。如果持“以科学未发现有害即安全”立场，就会主张有监管的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发展，甚至有政府和商业机构主张基因编辑食品与非基因编辑食品在成分上没有实质区别，不需要进行特别标识。如果是持“未经证实的基因编辑食品对生命和生态具有反自然地、不可逆转的潜在风险”的立场，就会主张禁止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或者拒绝使用者会要求建立以消费者知情权为核心的风险标识监管机制，就像转基因一样可以被消费者明确识别出来，可以自主选择或者拒绝。
我们先来看支持“基因编辑食品安全”的理由。根据植物遗传学家刘光耀院士的解释，在生物自然进化中，遗传变异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基因变异有三种来源：自然突变、人工（物理、化学）诱变和生物诱变（基因编辑），这三种基因突变具有“实质等同性”，但三种当中，基于序列特异性核酸酶（CRISPR/Cas9是其中一种）的生物诱变的特异性是最高的，也就是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特性和可追溯性。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如果我们追求某种生物的特性变异，基因编辑技术恰恰是最安全有效的。比如，想要限制小麦和水稻这些粮食作物的株高，使之抗倒伏和高产，自然突变非常漫长，人工诱变非常不可靠，而研究者发现控制住高杆作物中的一种赤霉素之后，就能得到半矮秆品种，那么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直接将作物中的赤霉素合成基因敲除，就可以达到与自然突变相同的效果和安全性了。
如果来为基因编辑食品的安全确立标准，科学家们认为，目前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对于特定基因的编辑与其自然突变是否具有“实质等同性”，也就是一种发生基因自然突变的作物，经过人类长期食用被认作是安全的，那么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达到与自然突变相同效果的性状改变也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换句话说，无论是转基因技术，还是基因编辑技术，只是对基因进行操作的工具，转基因食品或基因编辑食品是否安全，主要还是要看每一次所具体操作的对象基因。简单说，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杆子打死整个基因编辑食品的发展。
因此，主流科学观点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育种手段，通过基因编辑获得的性状改变的动植物新品种在本质上等同于自然界中的自发基因突变的动植物品种，经过法定政府机构批准的商业化动植物品种作为食品或者粮食就是安全的。
相比之下，支持“基因编辑食品存在未知风险”的一派，更多是从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有的不足和潜在风险来进行推论。
比如，首先他们质疑基因技术并不向科学家说的那么精准，它仍然可能出现无法预测或控制的后果，比如这些基因编辑过的动植物在经历多少代的繁衍之后出现不可逆的致病性状。当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第二种质疑是，基因编辑食品的安全性也仅仅是技术上的安全性，但是不能阻止它在具体应用上不偏离初衷，也许这一技术可以用来设计生物武器，比如用于攻击特定人类DNA的病毒；或者用来根除某一种物种，比如有科学家尝试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让蚊子产下绝育后代，以消灭蚊子种群。
总的来说，支持“基因编辑食品具有风险”的一派认为，基因编辑食品具有不可控性、不可接受性和不可逆性三大问题，对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是具有反自然性的，即一旦基因编辑食品进入到商业化推广阶段，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不可估计也无法挽回的。
而实际上，基因编辑食品现在已经进入到商业化推广阶段，一些食品已经进入到超市的货架并上到了人们的餐桌上。那么，对待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
搬上餐桌前，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对于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着相当明显的分歧。
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阿根廷、巴西、智利、以色列、瑞典和法国等多个国家已将基因编辑作物（没有导入外源基因）视为非转基因生物，在管理政策上可以开放应用，但对于导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生物的管理政策还是视同于转基因生物。
美国农业部去年表态，不会对使用一些新技术育种的农作物进行监管，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而且FDA认为没有导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食品与自然培育的食品在成分上一致，不必专门标识区分。
去年，美国一家小型初创公司Calyxt使用了一种名为Talen的基因编辑技术对大豆进行基因编辑，与普通豆油相比，这款CalynoTM高油酸大豆油含有高达80%的油酸，20%的饱和脂肪酸，且不含反式脂肪酸，并且去年已经在美国上市销售。
日本也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和基因编辑食品的管理区别对待，对前者相对严格保守，而对后者更加开放。而日本的消费者联盟等团体则在极力呼吁对所有基因编辑作物的培育、安全性评估和专门标识进行监管和规范。
而欧盟和新西兰则将基因编辑作物看作是转基因生物，在管理政策上实行监管，基因编辑食品必须接受安全检查和专门的标识。但是实力雄厚的生物基因公司和农业巨头正在试图游说欧盟改变这项监管法案，以便基因编辑食品能够逃避严格的安全检查和专门标识，或仅受到“轻微”监管。
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出台针对基因编辑生物的管理政策，原则上基因编辑生物只能按照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的要求接受审查。
目前来看，国内的科学界对于基因编辑食品持乐观态度，认为从技术原理到安全管理都可以保证基因编辑食品安全。他们更希望我国也能尽快推动关于基因编辑生物或食品相关认定标准和管理政策的制定。
不过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基因编辑食物的接受度可能并不乐观。在美国，仍然有4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比非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更加有害，同样在中国广大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可谓闻之色变，众多商家都将“非转基因”作为卖点张贴在食品包装上。
当然，科学界对于将实验成果转化为改善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产品有着巨大的热情，而相关生物育种机构、农业巨头公司更有着将基因编辑食品进行商业化推广的动力，但是这件事仍然不能操之过急。
无论是出于对科技造福于人类的伦理原则的尊重，还是对于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尊重，对于基因编辑食品的严格审批和专门标识都应该是一件必须为之的事情。这也是我国今后尝试推出基因编辑食品的基本原则。
基因编辑，作为人类掌握着改变自然生态进程的颠覆性技术，既可能造福人类，使人们免于饥饿、营养不良等威胁，也有可能扰乱生态平衡、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存，其中利弊事关重大，如何权衡和抉择，真正考验着人类对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