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族社会基层行政组织：牛录——八旗制度

满族社会的基层行政组织是牛录。牛录额真以上的各级额真直至贝勒、汗是这个社会的大小统治者。满族入关前，八固山贝勒是满族奴隶主贵族中的特权集团，他们支配着社会上的全部财富，并把绝大部分据为己有。1621年，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满洲每丁授田六垧，受田后，“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满族自由民即牛录下的八旗壮丁，依规定：三丁抽一，披甲当兵，余者务农、狩猎、交纳贡赋。战争频仍时，则都要应征入伍，这就是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八旗兵丁出征时，需自备马匹、器械、粮食，实是承担着繁重的军事徭役。除自由民外，满族八旗兵丁也有因负债、犯罪等原因沦为旗下奴隶即称为“包衣阿哈”的。

1644年，清军入关，清定都北京。当时除部分满族留在东北外，大批满族陆续进入关内。最初主要聚居于北京及京機，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八旗兵被派往全国各重镇驻防，家属也随军迁往，于是满族开始分布于全国各地。八旗兵丁则被驱使转战南北，直到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后，他们的生活オ基本安定下来。

入关后，满族贵族在機辅各地扩大农奴生产方式，圏占了畿辅汉民田地166,766頃。其中一部分被满族皇室、王公、贵族占有，建立了农奴制庄园，称“皇庄”和“王庄”。另外，大部分赐给八旗官员、兵丁，叫“官员田庄”和兵丁“份地”，通常称为“旗地”或“一般旗地”，以与“皇庄”、“王庄”相区别。

清朝皇帝、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员占有大量土地和人丁，设置庄头，驱使庄丁耕作，征收租谷，派繁重杂差。同时，还通过俸饷制度剥削全国人民。

满族人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旗地和粮饷。但这时八旗兵丁因军差兵役日重，根本无暇耕种旗地。旗饷制度虽然曾给八旗兵丁带来相对优裕的生活，但伴随着旗饷而来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旗人更严格的人身束缚和控制，旗人将永远充兵服役，不准务农，不准经商，甚至不准随便离驻地外出，使旗人陷入了反动统治阶级安排的“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赖饷而食”的寄生生活的深渊。

八旗本来兵有定数，饷有定额，康熙中叶以后，八旗人口日繁，闲散余丁日增，致使他们无谋生之路，只能靠父兄的粮饷生活，或靠借债典当度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财政枯竭，八旗兵丁的粮饷时无保证，生活常出现困窘。十九世纪中叶，驻防旗人竟有“衣敝履穿、赴多乞食”者，西安旗人ー年之中便“饥毙男妇子女六千六百五十四名之多”。

辛亥革命后，旗营解散，粮饷停放，八旗制度彻底破产，平日只知当兵吃饷的八旗兵丁开始了痛若的转化历程。那些家资比较殷实的清朝遗老，尚可靠变卖房产、珠宝、字画过活，而大部分满族人民则穷困无若。他们不会经商，一时又学艺难成，故多成了出苦カ的工人、车夫，或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北京、成都、西安、广州等许多城市的满族市民以贩卖香烟、瓜子、冰棍、泡菜或缝补浆洗为生，他们经济力量微薄，生活十分贫困。一些有文化的人做了教员或小职员，有的拜师从艺。但他们的工作也很不稳定，工资微薄，经常失业，加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物价上涨，纸币贬值，日子很不好过。不少地区满人为谋生计，到处流亡。如在清朝后期，杭州尚有一个叫“二百户”的满族聚居区，可到解放前夕，已荡然无存了。

关内农村满族人民的生活也很贫困。北京郊区密云县穆家裕乡檀营村原是满族的一个聚居点。这里最初的满人是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来的旗兵，担当皇帝到热河去避暑或狩猎途中的保卫工作，到清末已发展到二千多户。但在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檀营成了“叫花子营”，满族人民卖儿卖女、死病逃亡，悲惨万状，到后来只剩下二百多户，而且都是贫困之家。

清代东北八旗兵丁基本保持亦兵亦农的生活，但遇有战事，征调也很频繁。乾隆后期，关内一些八旗余丁曾被派往东北种地，以开生路。辛亥革命后，有的满族人尚可依旗地生活，但在日伪统治时期，他们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奴役，也备尝了人世的艰辛，不少人惨死在日寇的皮鞭和房刀之下。流入到工厂、矿山的满族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他们的工资很低，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连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抚顺煤矿工人中流传的歌谣说“一到千金察（抚顺），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工伤事故多，老婆孩子无依赖。”这是解放前东北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