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回忆录 | 火热的熔炉，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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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哲

抗日鞋 

北方人一开始会走路就穿鞋了，从此一生便离不开鞋了，不像南方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不穿鞋子走路，即便要穿鞋，打个草鞋穿上便可，所以闽南对妇女曾有“远看一支花，近看光脚丫”的说法，而北方人穿鞋就全靠妇女来制作了。为了把鞋做得结实，常需一斤旧布、一斤麻绳纳成鞋底，非常辛苦。

因而北方妇女常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纳鞋底、生孩子的说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处组建了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多，活动地区比较大，队伍穿鞋全靠农村妇女制作，到四十年代鬼子集中力量扫荡抗日根据地，实行什么封锁沟、堡垒政策、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使根据地日渐缩小，军民多有伤亡，尤其是三光政策，根据地房屋几尽烧完，家家有人被残杀，村村炊烟少，户户有哭声，真可谓内缺粮草，外难救援。

在铁壁合围困难重重情况下，鬼子反复扫荡，今天竭泽而渔，明天是牛刀子战术，什么梳芘战术，奔袭战术鬼花样很多，根据地军队为了反扫荡，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实行有利就打，不利就走，长途偷袭，这就需要和敌人兜圈子多走路，有机会时白天走，多数时间是夜里走，走山路走雪路走泥泞路，有时昼夜走，一夜一百五六十里。

走路离不开鞋，鞋从哪里来？靠老百姓？

根据地百姓少了，穷了，无法解决，靠根据地外边吧，鬼子封锁了，关系断了，也无法解决。鞋破了怎么办，新鞋没有来源，旧鞋破烂不便再穿，光脚走路寸步难，八路打仗靠走，没鞋怎么办？只好想方设法补破鞋。

办法总会有的，找根麻皮搓成绳，找双破鞋当补丁，找个铁钉磨成锥子，缝了补，补了缝。空隙时再搓麻绳往脚上捆，只要行军不扎脚，就免去了无鞋难行军的痛苦。

穿着这样千缝万补的抗日鞋，坚持抗日，度过了最苦难的日子（1941-1942年）。艰苦过后就是胜利的明天。回忆当年抗日，再谈谈穿鞋一事。

鬼子杀害了西沟全村人

西沟村是吕梁山中的一个偏僻小村。

1940年，百团大战刚结束，鬼子便对我根据地实行了疯狂的报复，而且手段极其毒辣。

当时我晋绥根据地八分区直接威胁着敌占区——清徐、交城、文水、汾阳、孝义这些地区，敌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因而实施反复扫荡，鬼子在继续使用其囚笼政策的同时，又增加了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竭泽而渔等手段，采取从远处突然增兵长途奔袭战术，集中兵力向根据地猛抽一刀的所谓“牛刀子”战术，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梳蓖战术，还有将在大部队撤退时，留下少数精锐藏入山林，待机以饿虎扑食之势向我突然猛袭。

所谓“三光政策”，就是灭绝人性地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致使我根据地特别是交城山区，村村一片废墟，家家断炊缺粮，人人面黄肌瘦，个个苦难凄惨。鬼子的这一切残暴行径虽然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很多的困难，但根据地觉醒和爱国的人们并没有被这些灾难所吓倒，军民们反而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坚决地展开反扫荡，实行坚壁清野，以麻雀战、游击战等战术与敌人周旋。

1940年，整整一个冬天军民都是处于钻山沟，转山头，踏冰卧雪，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之中。

1941年春节将临，群众乘反扫荡将敌赶离根据地的空隙，人们回村正准备过一个苦熬了一冬的春节。可是三十晚上，没有人性的鬼子却乘机对我根据地米家庄去三道川的西沟村包围了，个别村民发觉得较早，逃出了村庄，但全村百十口人未能走出，鬼子汉奸嚎叫着：“皇军来了，皇军要开会了，大家到村中小庙集合”。

鬼子汉奸挨门挨户搜找着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赶到小庙内，妇女小孩哭喊着，他们知道鬼子绝无一点人性，一定会对他们下毒手的，果然鬼子抱来大批柴草，将小庙围起来，然后放起火来，有些壮年人知道坐着等烧死，不如拼死一冲，烈火在烧，人向外冲，但向外冲的人却都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在庙外的道路上，就这样全村百十口人都烧死在小庙内。

西沟人牺牲了，他们没有一个向鬼子低头的，鬼子的兽行发泄完后仓惶撤走。他们人走了，但他们所犯的罪行却永远深刻在人民的心中，侵略者永远是残暴的，侵略者永远是野兽，他们杀死千千万万中国人，他们把这凶残视为他们的光荣，是他们的战绩和胜利，但是中国人民把鬼子杀死西沟村民的残暴罪行，再次记在其杀害无数中国人的罪行录中，这一笔笔的血债，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向日本鬼子讨回来的。

三年延安生活

日本侵略军烧光、杀光 、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由于饥寒、疾病及残酷的战斗，残废死亡的人数逐渐增多，我们部队减员不少。

按照党的精兵简政方针，我们团也精简机关，营干任连干，连干任排干，共合并为六个连（小团）。为准备反攻，我们团将编余干部和部分骨干组成教导队，和我们纵队的教导队一起西渡黄河，进驻陕西佳县城根，进行文化学习和军事操练。

能有这样的一个提高的机会，我很高兴。佳县虽远离抗日战场，但它是陕北的穷地方，粮食全靠山西兴县的黑豆来维持，我们吃的从此变成了一色的黑豆饭，干饭是黑豆，吃的菜也是黑豆豆腐和黑豆芽。天天和黑豆芽打交道，久而久之，吃的厌烦，肚子胀，胃也痛，但无论如何，有黑豆吃，总比饿着肚子好。

1943年，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对我军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进攻延安的妄图。为保卫延安，我们从佳县调到了米脂城。

我们加紧构筑工事和练兵，准备迎击从榆林方向来犯的国民党军。我们教导队虽系连、排干部组成，但每个人都能以普通的一员战士来对待自己，保卫延安的决心特别坚决。大家都认为没有了延安，就没有了我们，一定要把来犯的国民党顽军击溃。

由于党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的号召，加上全边区党政军民的积极准备，国民党未敢全面向延安展开进攻。第三次反共浪潮便停止了，我们保卫根据地米脂城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保卫米脂城的任务一结束，我们教导队便开往绥德城。

绥德城是绥德专署和抗大总校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被编为抗大一大队。

这个大队有团营干部和我们这些年轻的连排干部。当时的抗大除了学点军事，队列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外，主要是整风，即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这三风。

深入批评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良的思想倾向，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改造运动。

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但是，组织整顿也伤害了一些人，让个人写自传，从中找毛病，有时候把一些毛病片面扩大了，小毛病说成了大毛病，某些方面的落后，说成了本质上的反动。为了交待问题，还实行车轮战，弄得人心惶惶，非常紧张。

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实行关、打、押，但是也有部分人被说成是特务、奸细、坏人，而实际上这些同志大多是好同志。多亏党很快进行了甄别工作，才解决了不少人的精神压力和负担。

绥德地区也是个穷地方，是个南瓜糠菜半年粮的地方。这里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群众负担也较重。我们的定量不够吃，发下的小米杂粮只够喝稀饭，吃和杂饭。

为了解决自身的困难，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由于这里没有多余的土地，我们便进行了麻雀战，村里村外，院里院外，只要有一席之地，我们就见缝插针，开荒种田，种一些蔬菜，如土豆、西红柿等，这解决了我们的困难。

我们深知，种地不施肥，没有收成无异于人哄地皮，到头来只落得个地哄肚皮。为此， 我们背起箩筐，村前村后，左右邻村，寻拾猪狗等牲畜粪便。由于拾的人多，我们就起早贪黑，跟着驼队后边捡粪。

老百姓看到我们八路军干部这样做，都说国民党的军官贪污腐化，享福作乐，毛主席共产党的干部比咱老百姓都勤俭。当然，我们捡粪种地都是在学习的间隙干的，学习是绝不能耽误的。

我们还利用早晚和学习、开会的空隙，人手一辆纺车嗡嗡地纺线。别看是拿枪拿锄的手，利用点滴时间每周纺它半斤棉花是不成问题的。棉花纺好之后，把棉线送到合作社换些日常的生活所需，这既支援了边区，又能得到报酬，自参军后， 我们就没有发过饷，现在有点钱，真是高兴。

我们在绥德，看不到汽车、马车，全靠骆驼、毛驴搞运输，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我们自己搞运输。

我们吃的粮要从几十里外的地方往回背，没有袋子，就用被子、军毯装粮，不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还是抗战时入伍的干部，无论是身强力壮的，还是负过伤的，身体弱的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背，能背一百斤，不背九十九。

我们用的煤也须由住地杨家岔到子长县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挑，路途遥远，但我们同样能挑百斤，多挑一斤，就多一份光荣，虽愈挑愈沉也毫不叫苦。

大伙儿总觉得，我们是劳动人民的队伍，不能吃苦是我们的耻辱。

在抗大的日子里，我们通过整风、学习、训练、劳动，提高了思想意识，增强了党性，锻炼了身体，磨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收获很大。当时一大队的大队政委高郎亭曾给我们写了一首诗，我始终铭记在心。

中共中央是慈母，广大群众是我师。

实事求是无难事，虚心学习解难题。

党中央成立延安炮兵学校后，号召“好的战士上炮校来”，并派原总部炮兵团的干部到抗大总校和各分校招生，我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于1945年的一、二月间被选中走进炮校。

延安炮兵学校位于经延安去南泥湾之间的陶宝玉，是在原总部炮兵团的驻地上扩建的。陶宝玉也是和金盆湾和南泥湾一样，曾是一片无人烟的荒地。原炮兵团的同志在参加了百团大战、太行山的反扫荡斗争和黄河边的保卫战后，进驻这里，用他们的双手盖房、开荒、种地，才使这块地方逐步开发出来。为了迎接炮校的成立，他们打了许多窑洞，储备了不少粮食和蔬菜，为我们提供了有住有吃的良好学习的环境，我们从心底里感激炮兵团的同志们。

炮校的成立是我党我军的一件大事，过去我们常挨敌人炮击，深知炮兵的威力，因而我们学习的热情异常高涨。我们住着窑洞，每天吃着大米的弟弟、小米的哥哥——黄米，饭菜虽无肉，但有油有盐，这使我们感到满足。

我们上课时，还有草棚式的课堂，课桌是用杨木树，一劈两半，一半为桌，一半为座，这比坐在地上以膝盖为桌时舒服多了。

说是炮校但很少见到炮，因为原炮团的炮本来不多，炮团扩为炮校后有八个队（我在一大队的第四队），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各队操炮须轮流排队。

为了多学，我们埋几个双杆式的东西，练习备鞍驮炮；用纸剪个圆圈，上面划上六千四百个密位，练习炮兵器材中的演练，等等。我们这些来自游击战场的战士，文化水平一般不高，有些人仅是在入伍以后才学了点文化，但大家都有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热情高，学得认真。因此，我们还是学会了不少东西。

在炮校我们继续落实毛主席的耕三余一（耕地三年能多生产一年的粮食）的指示，为反攻日寇创造条件，我们也曾上山开荒伐木。一棵四、五米长，二十公分宽的杨树，两人抬上肩，各拄一根小棍下山，这木棍既是扶手，又是换臂或休息时顶起杨树的支架，走起路来很方便，我们把树送到合作社卖掉，换回些日常用品。

此外，我还和另外一个同志（高毓相）合作，利用早晚休息时间，我搓麻绳，他纳鞋底，然后送到合作社，同样换些零钱，买学习日用品，当时延安药品紧张，一患伤风感冒，我们的办法就是穿厚衣服，喝两碗开水，一阵猛跳出身大汗后，病就减轻或治好了。

我是1940年6月入党的，当时我对党只抱着朴素的信仰，认定共产党是抗日的党，人民的党。我深知，千富万富，敌人来了哪有富；这强那强，国家不强人民永遭殃，我要跟着共产党，打击日本侵略者。小时候萌发于心底的自发的阶级意识，也使我认定，只有共产党，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才能当家作主，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

入党时，我高兴极了，发誓要跟党走，革命到底。在抗大时，我思想上进步很快，通过学习，通过读毛主席的著作，我学到了些党史知识，知道了过去党内曾犯过“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害，认识到用正确的路线指导党的重要性。因而，我加强了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在炮校期间适逢党的“七大”召开，从学习“七大”的文件中，我深深体会到，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渡过一个个难关并日益扩大也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主席在七大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为我们指明了前景和实现宏伟蓝图的路线。读了报告我有种豁然开朗之感。我和广大学员一样，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和饱满的精神，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准备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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