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深处,煎饼飘香
《舌尖上的中国》关于沂蒙煎饼的报道,让这粗陋的下里巴人,一下成为阳春白雪。可无论今天市面上的煎饼多么光鲜,荧屏上的煎饼多么艺术,那纯粹的、带着母亲温度的煎饼,已随母亲去了天国,偶尔于时光深处飘出淡淡幽香,打开胃的记忆,掀起心的潮。
老家的灶房闲置已久,但一切布置静如当初。立在墙角处的鏊子,通身铸铁打造,三条六七公分长的腿,支起直径大约八十公分左右的鏊面。不知本色如此,还是终年烟熏火燎的缘故,记忆里的鏊子都是黑黝黝地发亮。其他辅助工具小铁铲,木质的半月形的篦子,老粗布缝制成的油搭子搭在黑色的油壶上,已经干瘪卷曲,但仍看得出往日朴素里的精致。矮小狭促的灶房里,母亲用这些东西,撑起一家五口人的天长日久,直到满头青丝蹉跎成白发。
童年的记忆里,一日三餐的主食都是煎饼。会烙煎饼是评价未出嫁的山村姑娘勤劳与否的标准之一,关系着是否能找到一个好婆家。我母亲是一个既扛得动锄头,又拿得起绣花针的农村妇女,烙煎饼自然不在话下。
烙煎饼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准备原料,从煎饼的原料很能看出每家每户的富裕程度。单就石门峪这个贫穷的小山村来说,上庄多吃暗灰色的地瓜煎饼,下庄就吃黄灿灿的玉米煎饼。纵向来看,每家每户大体经历了从地瓜到玉米到小麦的过程,今天,各种原料的煎饼应有尽有了。
大约上中学以前,无论地瓜干还是玉米,都是要去石磨上磨。当我们兄妹三个稍微大点以后,推磨就主要由我们负责,这在当时是最无聊透顶的工作。磨盘上堆积如小山一样的粮食,被磨盘一圈一圈的转动所蚕食,同时被蚕食的还有体力与意志。我们总觉得时间过得无比的慢,于是我跟哥哥经常因为出工不出力被对方发现、举报,追逐打闹起来,在母亲半真半假的斥责声里言归正传。
要烙煎饼了,母亲会起个大早,因为早饭后还要去地里干农活。今天电视画面中,烙煎饼轻松如艺术享受,可在当时,这是一项对体力要求非常高的技术活。
等鏊子稍微热了一点,母亲用小勺从油壶里舀出一小勺花椒籽油(这种油便宜)滴到鏊子上,用油搭子均匀的抹在整个鏊面上,这样煎饼容易揭下来。第一个煎饼被称为“童鏊子”,可是因为这油的味道,我们兄妹三个都不喜欢,顺理成章由母亲专享。
把磨细的地瓜面和成稍微结实的面团,双手捧起一块西瓜大的面团,在烧热的鏊子上面滚动,就有一层粘在鏊子上,再用篦子来回用力抹平,刮的铮亮。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热乎乎甜丝丝,可颜色土灰,总是不好看。玉米则要先在水里泡一天,再去石磨上磨成糊状,放到一个大盆里,用瓢子舀了,浇到鏊子中央,再用木质的筢子仔细地、均匀地搂到鏊子上,这个一揭下来就黄灿灿的,色香味俱全。现在种地瓜的少了,大家反而更喜欢吃地瓜煎饼了,看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对胃也是成立的。
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蹲在鏊子旁边,先吃上一个热乎乎的煎饼溜子(就是用篦子刮下来的熟原料)再吃煎饼。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边缘酥,中间软,母亲在鏊子上熟练地折叠几下,成为规则的长方形,热乎乎的传递着食欲,不用卷什么东西就吃得眉开眼笑,有时还夸张地吧唧嘴。说起来,卷煎饼的原料五花八门,白糖,熬好的猪大油、香椿咸菜,再好的就是熟鸡蛋跟肉了。今天,都知道山东人喜欢吃煎饼卷大葱,其实那时大葱反而卷的少,因为家家都有,不稀罕。
母亲看我们吃得香,自己也高兴。今天我用一颗父亲的心体会到,她的心情应该一半是高兴,一半是愧疚吧。天下母亲那里,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孩子快乐成长更开心的呢?天下母亲那里,有什么比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物质条件而更自责的呢?说到底,天下父母,都有一颗儿女心。
母亲变着法儿,在这小小的煎饼里做着文章。烘柿煎饼、榆钱煎饼或者地瓜跟玉米、玉米跟小麦混搭,包括烙好以后摊上蔬菜深加工的“塌煎饼”——母亲的智慧因为爱展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加了新的元素,对技术就有新的要求。烘柿煎饼最怕搅不匀,因为软软的柿子里,有胶质的核,榆钱煎饼最怕糊,一糊就会发黑,难看又不好吃。这些小发明,让我们渐渐生厌的胃不时遇到一个小惊喜。
说起来好像挺好玩,其中的辛苦只有劳作者自己知道。
鏊子离地面也就十五公分左右(我没去研究为何这么低,总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座位也很矮,鏊子又大,要把原料摊到整个鏊子,就需要不停的欠起身子,看似坐着,其实大部分时间处于半蹲状态。因为没有烟筒,火焰跟烟就不好控制,经常是脸被烤的通红,需要不停的用毛巾擦眼泪。人口多的家庭,一天光烙煎饼的时间,就要三四个小时。可能有人听说过,有些农村妇女把孩子生在了地瓜地、鏊子窝,其实那时候一点也不稀奇。所以老一辈人常说,生孩子不就跟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吗?今天生孩子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个体惰性化的体现,进化与退化总是相对的。老话说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可是,谁愿意受罪呢?
我们三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下饭特别快,母亲每隔两天就要烙一次煎饼。工作量最大的要数“办年”了。一过腊八,家家户户就开始为春节做各种准备。烙煎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几乎家家都要攒够两个月左右的口粮,谁家要是正月里就支起鏊子烙煎饼会被笑话。这是不动声色的较量,很多婶子大娘们串门时,总是会讨论谁家的媳妇多勤快,烙了几缸煎饼,能吃到二月份,谁家的媳妇又馋又懒,刚过完年就拿麦子去换馒头。这段时间,母亲几乎天天都要在灶房里忙活几个小时。
可惜那时候,我对母亲的辛劳是没多大体会的。
我去镇上上初中,因为要住校,每次都要带足一周的煎饼。母亲在叠煎饼时,选一些又薄又光滑的,用一把新炊帚撒上少许水,太干了容易碎,太湿了又容易变质,长毛。先用一个大的塑料袋包严实,再用包袱包了。她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叮嘱一些事,我往往就不耐烦。记得有一次,因为地里活比较多,母亲准备煎饼不够及时,而我急着回校上晚自习,就赌气空着手上路。母亲在后面紧追慢赶,追上我好说歹说,许诺到周三去给我送,我才勉强接下她手里那半包袱煎饼。走出很远,我悄悄回头,她还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知道,我的每一步,都在揪她的心。
去县城上高中,一次要带足一个月的煎饼,母亲的工作量更大了。有次正月十六开学,有幸搭乘一位远房亲戚小客货车,他看到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就问我带的什么,我说是煎饼,他感慨地说:“这要烙多长时间啊!”我平生第一次想到,因为我,我的母亲要比其他母亲多在鏊子边接受烟熏火燎几十个小时。亲戚脸上骄傲的笑容深深刺激了我,激起我心底里的傲气。
经济的发展让煎饼不再是主食,鏊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连灶房也很少有人去。但每年春节前,母亲还是会支起鏊子,烙上一些煎饼,一部分拿来送给亲朋好友,一部分留给我们“拉馋”。
母亲走了三年了,每次回家,偶尔去灶房,那立在墙角处的鏊子,那些再没有动过的小物件,总会让自己有些恍惚。在这恍惚里,母亲欠起又坐下,欠起又坐下的样子,渐渐清晰,又渐渐模糊。
今年春节回家,邻居给送来了自己烙的煎饼,一同送来的,是我以为已经丢失了的质朴乡情。
冷鏊无声,母亲有灵。
本文拟刊载于《农家科技》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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